發佈日期：2025年11月22日
布蘭卡•米塞 & 費德里科•富恩特斯（Blanca Missé & Federico Fuentes）
羅曼尼亞教職工帕夏 譯
原文鏈接：
https://links.org.au/inter-imperialist-rivalry-class…
[ 編按：布蘭卡•米塞是三藩市州立大學副教授，同時也是《工人之聲》（Workers’ Voice）的成員，她積極參與烏克蘭團結網路（Ukraine Solidarity Network）和巴勒斯坦勞工全國網路（Labor for Palestine National Network）的相關活動，此外還與阿什利•史密斯（Ashley Smith）共同主持真實新聞網的播客系列《無例外團結》 （Solidarity Without Exception）。
在《LINKS—國際社會主義復興雜誌》（LIN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ist Renewal）中由費德里科•富恩特斯發起的深度訪談上半部分中，米塞主張重新審視並運用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分析方法，同時提出有必要在當代語境下加以更新，尤其是在理解中俄的全球地位方面。在下半部分，她進一步剖析當代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格局，闡明反對一切形式的帝國主義的必要性，並論證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在當今世界的現實意義。
本次訪談也是《LINKS》期刊圍繞當代帝國主義議題展開的系列報導中的最新篇章。］
| 問：大多數社會主義者會認同，冷戰結束後，世界政治逐漸被美國／西方帝國主義所主導。然而，隨著中國和俄國全球地位的轉變，甚至像土耳其和沙烏地阿拉伯這樣的小國也開始在國境之外展示軍事力量，一種相對的權力轉移似乎正在發生。總體而言，我們該如何理解全球帝國主義體系內的這些動態？
答：我認同這樣一種觀點：以美國為無可爭議的全球霸權、由其他西方帝國主義勢力支撐的冷戰世界秩序已經終結。我們正目睹舊世界秩序陷入堪比一戰與二戰前夕的歷史性危機。
新世界秩序的特徵是新帝國主義——中國和俄國——的崛起，以及隨著中美爭奪世界霸權而日益激烈的帝國主義國家間競爭。這種競爭具有不對稱性和不穩定性，圍繞兩大主導力量形成的新興聯盟和集團絕非一成不變，因為不同陣營中依然存在多重矛盾。然而，2025年唐納德•特朗普在美國掌權加速了帝國主義危機的演變進程，進一步推動軍備競賽，並可能導致帝國主義政策重歸更具侵略性、軍事化或兼併主義的軌道。
這種新帝國主義形態更接近20世紀上半葉的形態，其特徵包括：帝國主義國家為掠奪和支配半殖民地世界而競爭加劇；民族解放與民主鬥爭與帝國主義競爭相互交織；不同帝國主義強權之間形成複雜的等級體系，其聯盟關係流動多變。
如今，一些新興的次帝國主義或地區性大國，如土耳其和沙烏地阿拉伯，在矛盾加劇時充當帝國主義大國的次級夥伴，同時又維持著自身的地區霸權理念。
| 問：日益加劇的中美衝突似乎預示著全球化的終結。鑒於兩國經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地交織在一起，我們該如何理解這場對抗？
答：日益加劇的中美衝突無疑標誌著所謂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商業與經濟現狀的劇變。我們正目睹一場激烈對抗，其中既存在既定的相互依存關係，又呈現角色逆轉的態勢。
意識形態與外交角色正在轉變，幾乎發生逆轉。美國和歐洲——這個衰落的帝國主義集團——日益轉向保護主義和軍事威脅，而崛起中的中國卻矛盾地展現出普世主義抱負，並優先運用其軟實力。這類似於二戰前的局勢：當時德國和日本為保護受威脅的勢力範圍而設立保護性關稅。例如日本曾與其殖民地及佔領區建立「日元集團」，限制集團內部的外匯兌換。
然而當今的核心困境，仍是中美競爭與相互依存的辯證關係。中美經濟融合程度空前深化，卻仍存在失衡。這種相互依存反過來又助長了雙方在市場、技術和地緣政治影響力上的競爭升級，以期獲得更大自主權。
美國帝國主義仍是世界經濟和軍事霸權。今年早些時候《外交事務》雜誌的一篇文章指出，其企業仍掌控著全球經濟的命脈：「截至2024年3月，全球市值前十的企業中有九家是美國企業；中國最大企業騰訊僅排在第26位。」
美國同時持續吸引著最多的外國投資和高技能移民。2022年，美國企業創造了全球企業利潤的38%，其盟友貢獻了另外35%，而中國僅占16%。西方企業仍主導著高價值領域——金融、航空航太、生物技術和數字技術——其中以所謂的「七巨頭」（蘋果、穀歌母公司Alphabet、亞馬遜、Meta、微軟、英偉達和特斯拉）為支柱。儘管美國在人工智慧和量子計算領域的領導地位正面臨挑戰，但其整體技術生態系統仍無可匹敵。
然而，中國已崛起為最具活力的新興帝國主義力量，通過國家規劃、產業政策和全球基礎設施專案來擴大其影響力。在多個關鍵領域，特別是原材料和製造業方面，中國已超越美國，占全球產量的30%，而美國僅占15.9%。在電動汽車、綠色技術和科研投資領域，中國正加速前進，其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比重已達19.5%，而美國僅為12.7%。這種崛起並非全球化的逆轉，而是其深刻的重構——中國已將自身嵌入曾由西方主導的全球供應鏈核心。
這種融合給華盛頓帶來了矛盾。美國前總統喬•拜登的「去風險」戰略，通過選擇性關稅和半導體制裁，試圖在不引發系統性崩潰的情況下減緩中國崛起。然而，美國建制派中許多人主張加快推進更全面的產業脫鉤，將生產轉移至美國或其盟友。此舉雖可能短期內削弱中國增長，卻蘊含巨大全球風險。
一項最新研究表明，大規模脫鉤可能使中國GDP下降15%至51%，對中國的經濟衝擊將是美國的5至11倍，同時也會嚴重損害美國兩大關鍵盟友德國和日本的經濟。因此，過早發動貿易戰不符合美國利益，這可能加劇其自身結構性弱點，加速西方霸權的衰落。
然而特朗普卻不斷挑釁。例如，上輪中美貿易協議導致2024年4月至2025年4月間美國自華進口同比下降28.5%。洛杉磯等港口在2024年5月至2025年5月期間的貨運量同比下降超過30%。此舉雖可能縮減貿易赤字，卻同時威脅著美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就業崗位岌岌可危，通脹壓力持續攀升。
金融相互依存關係更使這場博弈複雜化。截至2024年11月，中國仍以7680億美元（佔比8.9%）的持有量位居美國第二大債權國，僅次於日本。與此同時，《經濟學人》雜誌近期指出，美元的全球主導地位持續為華盛頓提供巨大結構性優勢：「作為美元金融體系的核心，美國每年可節省逾1000億美元利息支出。」
這種貨幣霸權如今正受到中國的挑戰——中國通過2015年推出的跨境銀行間支付系統（CIPS）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以促進「一帶一路」交易。截至2023年，CIPS已連接全球100個國家逾1300家參與機構，人民幣在全球支付中的份額從2007年的0.5%攀升至2022年的7%，使其在2023年躍居全球第五大使用貨幣。
兩大經濟體間的緊密聯繫使對抗代價高昂。然而正是這種聯繫，使得一方的任何技術或地緣政治進步都被另一方視為生存威脅。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我們知道擺脫如此規模的帝國主義競爭的唯一出路是世界大戰……或世界革命。
| 問：你如何看待一些左翼人士所提倡的「多極化」概念，認為它是全球南方的進步或反帝國主義替代方案？
答：多極化概念由某些民族解放鬥爭陣營以及斯大林主義和毛主義團體所宣導，被視為對戰後美國霸權主導的「單極世界」的一種進步性「突破」，但該概念存在若干缺陷。最突出的問題在於它回避了對這些「極」的本質及其相互關係的馬克思主義分析。
由帝國主義相互競爭所形成的兩極世界，是否比被單一霸權帝國主義壓制的世界更「美好」？對社會主義者而言，所有帝國主義都必須受到同等反對。「多極化」框架通常被刻意提出，旨在模糊中國和俄國——這些挑戰美西方帝國主義霸權的新興強權——的帝國主義本質。
事實上，多極化這一概念在2024年阿斯塔納上海合作組織會議和喀山金磚國家峰會（巴西、俄國、印度、中國、南非）上被共同採納並大力推廣。普京與習近平等領導人重申致力於構建「公平的多極世界秩序」絕非偶然——這個秩序將不再受帝國主義西方主導。
《喀山宣言》——這份長達43頁的文件呼籲改革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全球機構——將新興「權力中心」的崛起視為構建更「公正」、「平衡」世界的基石。但一個以資源與市場競爭為結構、追求投資回報率不斷攀升的世界，能否真正實現公平與民主？抑或只是以新形式重演帝國主義關係？
從馬克思主義視角看，真正意義上的「多極化」帝國主義——即一個不再圍繞霸權存在永久性緊張與衝突的世界，一個通過「平衡」的交易與協議而非戰爭來競爭、遵循共同商定的規則運作的世界——是不可能實現的。這種設想與20世紀90年代及之後美國鼓吹的全球化意識形態同樣烏托邦且具有欺騙性。該意識形態曾以「自由市場」話語掩蓋資本與民族國家操縱市場的本質——其目的在於為跨國階級謀利，同時鼓吹如今已破敗不堪的普世主義說辭，宣稱要為所有人帶來繁榮與民主。實際上，它加劇了西方帝國主義對半殖民地世界的結構性不平等與支配關係。
列寧將帝國主義定義為資本主義的一個階段，其特徵是大國為爭奪市場和影響力而展開的鬥爭。由此可知，多極化論調不過是掩蓋帝國主義競爭新階段的遮羞布，尤其在中國崛起為全球資本主義強國後更顯如此。《喀山宣言》與多極化理念的擁抱，並非超越帝國主義，而是對其進行改造——或者說，是新玩家為擴張行為尋找正當性依據時，對自由主義教條的陳腐搬運。
為何當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尤其是在半殖民地世界中那些竭力揭露美國鼓吹的「全球化」虛假宣傳的運動——竟要接受中國等帝國主義國家重新包裝、反復搬運的陳詞濫調？尤其是當這種話語同樣抹殺了全球範圍內的階級鬥爭和勞動人民的主體性時？
自特朗普首次當選以來，尤其是2024年後，多極化話語的興起絕非偶然。當特朗普迅速拋棄美國主導的「多邊主義」和「基於規則的」世界秩序假面，轉而採取死胡同式的保護主義、勒索與脅迫時，中國便迎合了「多邊」外交的鏡像孿生體——「多極化」外交。作為當今最具活力的帝國主義國家，中國正在重演二戰後美國的做法：構建普世敘事以彰顯地緣政治野心並爭取新盟友。「多極化」框架不過是招募「一帶一路」倡議、中國主導的金磚峰會或上海合作組織新成員的基本話術。
| 問：在堅持團結的前提下，是否仍然可能提倡不結盟（中立）？當反帝鬥爭面對不同勢力時——例如烏克蘭問題中，這些鬥爭可能尋求對立勢力的支持——是否有可能在反帝鬥爭之間架起橋樑？
答：這不僅是可能的，更是必需的！準確地說，這種立場應稱為階級獨立的立場，即踐行實際團結，並將其與當今主流的純外交組織——不結盟運動（NAM）區分開來。不結盟運動中大多數名義獨立的國家，實際上缺乏推行真正不結盟的物質手段。事實上，它們被迫將外交政策和經濟政策「對齊」，以滿足帝國主義大國的要求和壓力。
因此，無論身處何地，若要在當今世界爭端中有效避免與任何對立帝國主義勢力結盟，首要之務是明確擺脫本國資本主義政府和政黨的控制——因為這些勢力要麼本身就是帝國主義者，要麼正遭受帝國主義勢力的脅迫。
我之所以首先闡明國際主義團結的方法論，是因為若缺乏這種認識，幾乎不可能將巴勒斯坦與烏克蘭的解放鬥爭，或巴勒斯坦與敘利亞的解放鬥爭聯繫起來。列夫•托洛茨基在《過渡綱領》中闡明了這一原則，他指出：「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無論兩國在特定時刻的外交和軍事關係如何，都不能通過本國政府來援助反帝國主義國家。」 任何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都必須「保持對本國政府的階級對立，並通過自身手段支持非帝國主義的’盟友’，即通過國際階級鬥爭的手段（不僅要煽動反對背信棄義的盟友，還要宣導在殖民地建立工人國家；在某些情況下採取抵制、罷工等行動，在另一些情況下則拒絕抵制和罷工等）」。
要避免陷入選擇性反帝國主義——即抽象宣稱無條件支持解放運動，實則根據國家利益或假想的鬥爭等級調整立場——必須建立階級分析基礎，更重要的是與工人階級建立有機聯繫。若缺乏組織有效工人階級團結的實際手段，真正的國際主義團結便可能淪為空談。
即使對於小型團體而言，參與跨國界被剝削者與被壓迫者之間的解放鬥爭也存在諸多直接團結的可能性。真正缺乏的是具有國際主義視野的社會主義運動——它應以工人階級為導向，並願意採取有意義的行動，在資本主義對戰爭的各種解決方案之間打入楔子。
例如，美國的烏克蘭團結網路（Ukraine Solidarity Network (US)）（我是其成員）已開展多項團結行動。2023年，該網路組織烏克蘭社會主義活動家漢娜•佩雷霍達 （Hanna Perekhoda ）及兩名俄國社會主義者兼反戰活動家伊利亞•布德賴茨基斯（Ilya Budraitskis ）、伊利亞•馬特維耶夫（Ilya Matveev）進行巡迴演講，為美國工人和青年提供關於戰爭的另類視角。
2024年，該網路為兩個烏克蘭獨立工會——烏克蘭鐵路工人自由工會（the Free Trade Union of Railway Workers ）和烏克蘭礦工獨立工會（the Independent Trade Union of Miners of Ukraine）——籌集了可攜式發電機資金；2025年，又啟動了針對烏克蘭護士工會（the Ukrainian Nurses Union）的更大規模募捐活動。這些具體行動可供社會主義者向工會及社區團體推廣，既能闡釋與烏克蘭工人階級建立物質團結的必要性，又能傳遞受戰爭直接影響的當地民眾的關鍵視角。
構建團結紐帶的主要障礙，是自上而下強加的民族主義框架與帝國主義操縱，它們企圖遏制、轉移並利用民族解放鬥爭。
當前各國政府——無論是（烏克蘭總統）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哈馬斯、（敘利亞獨裁者）巴沙爾•阿薩德還是所謂抵抗軸心——都在推動對民族解放戰爭和民主鬥爭的民族主義與資產階級框架。其目的在於將這些鬥爭局限於國界之內，僅服務於純粹的軍事目標及其狹隘的短期利益。核心訴求是以犧牲國際主義工人階級團結為代價，維繫與其他民族資產階級勢力的關係。
此舉同時企圖掩蓋鬥爭中的階級矛盾。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的目標是通過強化抵抗運動中最具覺悟力量的地位，發展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企圖抹殺的兩大關鍵動力：國際主義與社會主義精神。
澤連斯基將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抵抗組織（針對以色列）的行動與俄國對烏克蘭的侵略相提並論，從而顛倒角色，將被壓迫者描繪成壓迫者。他之所以這樣做，不僅是因為其分析視角被殖民主義和猶太複國主義意識形態蒙蔽，更因以色列國家宣傳鼓動烏克蘭猶太人移民至定居者殖民地，同時這種立場也契合美國和歐盟的外交政策。
喬•拜登、普京和習等人同樣參與了這種自上而下的帝國主義企圖，試圖割裂烏克蘭與巴勒斯坦的聯繫——拜登主要通過收買烏克蘭來實現。儘管歷屆美歐政府認為武裝烏克蘭抵抗力量完全合法，但在種族滅絕期間，他們持續向以色列提供大規模武器，同時將巴勒斯坦抵抗運動和聲援運動定性為犯罪行為。與此同時，中國支持俄國的入侵，同時對巴勒斯坦表現出溫和的同情。
與此不同，國際主義社會主義運動拒絕與任何帝國主義的「選擇性團結」敘事站在同一陣線。相反，在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我們的任務是強調與巴勒斯坦建立群眾團結，揭露對烏克蘭有限物質援助的真實目的，併發展獨立的團結形式。
對於我們階級中聲援烏克蘭的人士，我們指出烏克蘭工人階級唯一可靠的盟友是歐美工人——包括抗議美國縱容以色列屠殺巴勒斯坦人的青年群體。在巴勒斯坦運動中，我們強調必須聯合其他民族解放運動，揭露帝國主義政府的虛偽並反對其軍事計畫。無論何時何地，我們都需要勞動人民作出獨立回應。
正因如此，美國的巴勒斯坦團結網路發表多份聲明，駁斥並糾正澤連斯基與拜登製造分裂的論調，旨在為這兩個關鍵運動搭建橋樑。該網路闡明：「烏克蘭與巴勒斯坦正遭受強權發動的戰爭，這些勢力不僅企圖軍事征服，更意圖抹殺其作為擁有民族認同的民族的存在」，並宣導口號：「從烏克蘭到巴勒斯坦，佔領即犯罪」。
該組織同時支持所有促進對話的跨運動團結聲明與示威活動，反對那些以犧牲其他鬥爭（巴勒斯坦、移民權利）為代價、聲稱支持單一鬥爭（烏克蘭）的軍事預算。美國社會主義網路能實現這些目標，正是因為其作為獨立於民主黨的廣泛聯合陣線。當前面臨的挑戰是將此討論引入美國、烏克蘭和巴勒斯坦的勞工運動。
| 問：你是否認為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將「阿拉伯之春」期間爆發的抗爭與巴勒斯坦解放運動聯繫起來？
答：當然。同樣，我們也需要將解放巴勒斯坦的鬥爭與敘利亞和伊朗等國民眾的鬥爭聯繫起來。要深化這些鬥爭之間的現有團結，就必須以耐心和事實來揭穿那些企圖將它們割裂開來的人所散佈的虛假敘事。
前阿薩德政權曾自詡為捍衛巴勒斯坦的「抵抗國家」。這些空洞言辭與其對本國人民的殘酷鎮壓形成鮮明對比——包括對居住在敘利亞的巴勒斯坦人（尤其是在戰爭期間遭圍困轟炸的亞爾穆克難民營Yarmouk Camp）的鎮壓，以及對聲援巴勒斯坦示威活動的鎮壓。我們還應銘記其在70、80年代長期背叛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卑劣往事。
在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僑民群體中，以及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的某些派別和敘利亞活動家如拉瑪•庫達伊米（Rama Kudaimi） 或約瑟夫•達赫爾（Joseph Daher）等人之間，對這些鬥爭的闡述已然展開。正如達赫爾近期所言：「巴勒斯坦的解放與中東和北非人民階級的解放息息相關，更關乎左翼勞動階級在反對本國政府參與種族滅絕與種族隔離政權的國際主義支持。」
同樣，伊朗政權雖自詡反帝立場，卻更多利用巴勒斯坦鬥爭而非實質支持。其反西方運動及資助真主黨等遊擊組織的行徑，本質上是政權強化地區影響力、轉移國內社會抗爭與鎮壓視線的戰略工具。
倘若伊朗為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業而直接與以色列或美國對抗，儘管我們對這個血腥政權多有批評，我們仍將動員整個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運動來支持並捍衛這些行動。然而該政權拒絕這麼做，並且有兩大原因：其一，它正加深與俄國、中國等反對地區戰爭的帝國主義大國的聯繫；其二，哈梅內伊希望與華盛頓實現有限緩和。
真正能夠領導跨領域國際主義團結運動的力量，是紮根於工人階級和民眾運動的群體——他們正為自己的自由而戰。這些力量正以萌芽狀態闡述著反帝鬥爭，同時挑戰本國資產階級政權，無論其親西方還是披著「反帝」外衣。
在中東地區，將阿拉伯之春不同浪潮所掀起的眾多民主與解放鬥爭，與持續進行的英勇的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相結合，在如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緊迫。具體說，這需要發起新一輪起義運動來重燃阿拉伯之春的火焰——一場為巴勒斯坦而戰的地區性群眾起義，同時挑戰本國政府的不作為與沆瀣一氣，即推進麵包、自由與真正獨立的訴求。
這同樣需要通過鬥爭孕育出新的工人階級領導力量，以充分釋放民族解放鬥爭的潛力——不僅要對抗外國佔領，更要挑戰經濟剝削、民主權利的剝奪以及環境破壞。正如烏克蘭的經驗所示，完成反殖民鬥爭與社會主義革命密不可分，唯有後者才能跨越國界將受壓迫者凝聚於共同鬥爭之中。
| 問：你認為21世紀反資本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國際主義運動將會是什麼樣的？
答：顯然，任何反帝國主義的國際主義都始於反對一切形式的帝國主義，包括地區性和次級帝國主義。但是，這一點在今天並不被理所當然地被接受，因為在斯大林主義和毛主義左翼團體中，許多人反對這一立場，並以各種混亂的方式為中國辯護：要麼宣稱中國仍然是工人國家或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要麼聲稱它是一個國家資本主義形式，但不是帝國主義國家。請注意，在階級鬥爭中，有一些關鍵問題是社會主義者不能動搖或猶豫的。
我們知道，列寧在1916年寫下《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為第二國際深陷危機時期馬克思主義綱領的兩個主要軸心奠定了理論基礎：一是組織工人拒絕支持任何帝國主義大國在戰爭中的立場，積極反對所有沙文主義傾向；二是最為堅定地捍衛民族自決的權利，並追求其最終實現。
今天，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在面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威脅時，需要拒絕屈服於任何一方帝國主義集團的壓力，進而反對持續的軍備競賽，同時以原則性立場支持那些不斷湧現的民族解放和民主鬥爭。
這意味著我們必須能夠正確區分民族解放鬥爭與帝國主義間的戰爭，並制定一個工人和青年能夠理解和支持的明確綱領，提出切實可行的行動計畫。
以民族解放鬥爭為例，假設美國攻擊委內瑞拉或伊朗，我們應當毫不含糊地捍衛這兩個國家的自決權。然而，如果你身處美國，僅僅說「委內瑞拉或伊朗人民應該在沒有外來干涉的情況下決定自己的命運」是不夠的。如果戰爭爆發，社會主義者需要毫不猶豫地站在受到攻擊的半殖民地國家一方，無論對其政權有何批評。
這意味著，我們要向這些半殖民地國家的工人階級提供直接的物質援助，同時闡明它們的資本主義政府在保護工人利益方面的局限性，並對這些政府的錯誤行為進行謹慎的批評。我們還要揭露其他帝國主義勢力試圖將這些解放鬥爭納入其控制範圍的手段。這正是今天那些具有原則性的革命力量在支持烏克蘭和巴勒斯坦時所採取的政策。
在支持被壓迫者的抵抗運動時，我們必須保持政治獨立，並找到最佳方式表達對指導這些鬥爭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領導的批評。當這種批評來自於抵抗運動內部的獨立社會力量時，它最為有效和準確；因此，迫切需要與這些力量建立聯繫。
帝國主義間的競爭並不會消除民族解放鬥爭成功的潛力，也不會減輕社會主義者站在被壓迫者一方的責任——它僅僅使這一任務變得更加複雜和具有挑戰性。在這些鬥爭中，正如在所有經濟和民主鬥爭中一樣，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提出一個獨立的工人階級替代方案，來應對各大資本主義集團所準備的災難。
關於帝國主義間戰爭的前景，如果中國和美國發生戰爭，我們需要制定明確的政策。我們不能因為美國比中國更具帝國主義性質，就一味反對美國，或是因為美國更糟糕，便稍微支持中國等。在面對反帝國主義的競爭、貿易戰、軍事衝突以及最終可能爆發的戰爭時，馬克思主義者的政策應該是明確的：我們不支持任何帝國主義大國，只支持各國工人階級的獨立組織，決定其在戰爭中的立場，同時探索最有效的方式運用革命的失敗主義（revolutionary defeatism）。例如，在二戰期間，美國的社會主義工人黨就通過無產階級軍事政策（Military Proletarian Policy）找到了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
第二個挑戰是，我提到的兩種戰爭——民族解放戰爭和帝國主義戰爭——往往是交織在一起的，敘利亞戰爭就是一個例子，烏克蘭今天也處在類似的情況。當舊的帝國主義世界秩序處於危機之中，新的秩序正在崛起時，便沒有「純粹」的衝突。所有的民族解放鬥爭不可避免地會捲入帝國主義的競爭和各種帝國主義勢力的收編。來自第四國際在第二次義大利——埃塞俄比亞戰爭和第二次中日戰爭（抗日戰爭）中的經驗教訓，至今仍然極為寶貴，必須充分吸取。挑戰在於如何將這些鬥爭結合起來。
以2011年的敘利亞起義為例，社會主義者的責任不是保持中立，等待一個可以「安全」支持的社會主義政權自發出現。相反，迫切的任務是擁抱為爭取民主改革的群眾運動，同時捍衛工人階級的內部鬥爭，並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的干涉。與反對俄國對阿薩德政權的支持一樣，明確捍衛敘利亞免受美國干預——即便是以「支持」民主運動為名——同樣重要。
接下來是國際主義中的反資本主義方面——反帝國主義鬥爭。在爭取民主自由和民族解放的努力中，以及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時，社會主義者不可避免地會與更廣泛的社會力量——如民族主義者、改良主義者甚至資產階級——開展聯合行動，因為這些力量出於自身原因反對帝國主義的統治。正是在這一矛盾的環境中，托洛茨基的過渡策略變得不可或缺。
讓我們以烏克蘭為例，它很好地展示了在戰爭中，民族解放的任務如何與社會主義任務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澤連斯基政府由於其資產階級性質，以及與美國帝國主義和當地資本利益的直接合作，成為了動員所有反抗普京侵略的社會力量的障礙。事實上，澤連斯基已經通過與西方大國簽署的經濟讓步和重建協議，將烏克蘭的未來抵押了出去。
然而，這種背叛不應成為停止支持烏克蘭在這場正義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對抗俄國的理由。這意味著工人階級需要在戰爭中保持獨立立場，支持抵抗運動，但絕不向烏克蘭政府提供政治支持。
今天，我們的社會主義同志們與獨立工會和其他社會主義團體一道，呼籲將整個經濟轉型，以服務工人階級的需求並贏得戰爭，同時切斷任何將其獨立性與外部大國利益捆綁的關係。具體來說，他們提出了一項綱領，直接挑戰澤連斯基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要求緊急將整個經濟集中在國家控制和工人控制之下，要求重新國有化那些被私有化並流失給西方投資者的土地和工業資產，以及發展以贏得戰爭為目標的國家軍事工業——而非為寡頭和跨國公司謀取利潤。這還包括沒收所有俄國資產和公司，以及支持侵略政權的烏克蘭寡頭資產，並拒絕與西方大國簽署任何未來的債務協議。
贏得戰爭並為真正獨立的烏克蘭奠定基礎的關鍵，在於烏克蘭國內外工人階級的獨立政治組織，以為烏克蘭人民提供他們所需的所有物質支持。這一邏輯同樣適用於所有的民族解放鬥爭。
這意味著把工人階級的行動綱領置於核心，旨在解決被剝削者和受壓迫者的緊迫需求，推動自我組織的具體行動，以增強工人階級獨立鬥爭的能力，並進一步推出緊急環境計畫，以應對資本主義破壞和帝國主義戰爭。
□（全文完）
帝國主義的本質、新型統治機制與重拾列寧的分析方法：專訪布蘭卡•米塞 （Blanca Missé）
通过编辑部
第一部分
發佈日期：2025年11月17日
布蘭卡•米塞 & 費德里科•富恩特斯（Blanca Missé & Federico Fuentes）
羅曼尼亞教職工帕夏 譯
原文鏈接：
https://links.org.au/imperialisms-essence-new-mechanisms…
[ 編按：布蘭卡•米塞是三藩市州立大學副教授，同時也是《工人之聲》（Workers’ Voice）的成員，她積極參與烏克蘭團結網路（Ukraine Solidarity Network）和巴勒斯坦勞工全國網路（Labor for Palestine National Network）的相關活動，此外還與阿什利•史密斯（Ashley Smith）共同主持真實新聞網的播客系列《無例外團結》 （Solidarity Without Exception）。
在《LINKS—國際社會主義復興雜誌》（LIN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ist Renewal）中由費德里科•富恩特斯發起的深度訪談上半部分中，米塞主張重新審視並運用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分析方法，同時提出有必要在當代語境下加以更新，尤其是在理解中俄的全球地位方面。在下半部分，她進一步剖析當代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格局，闡明反對一切形式的帝國主義的必要性，並論證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在當今世界的現實意義。
本次訪談也是《LINKS》期刊圍繞當代帝國主義議題展開的系列報導中的最新篇章。]
| 問：關於帝國主義的討論時常援引列寧的著作。你怎麼理解帝國主義？列寧的理論依然具有現實意義嗎？
答：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理論的核心思想仍具現實意義。但是，他的帝國主義理論不能被簡化為固定公式或奉為教條。相較於列寧的個人理論，我更視其為一戰期間抗擊沙文主義的革命者們共同發展的思想結晶——正是這些革命者推動了共產國際的建立，直至其在1920年代中期走向變質。簡而言之，帝國主義理論指出：壟斷生產與金融資本的興起催生了跨國公司，迫使它們突破國界擴張。這加速了帝國主義競爭、民族壓迫、沙文主義、軍國主義和戰爭。縱觀當今世界，資本主義的這一階段非但未消亡或削弱，反而愈演愈烈。
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在20世紀和21世紀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其價值在於揭示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經濟干預在海外攫取價值和利潤的具體機制，最終訴諸軍事干預以保護其投資。馬克思主義者的目標在於將主流自由派思想家刻意割裂的兩者相聯結：世界資本主義的內在趨勢與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中民族壓迫的政治表現形式（如戰爭、掠奪、脅迫、針對性運動鎮壓及政府顛覆）。儘管帝國主義的本質——正如列寧所言“壟斷資本和金融資本的統治”——以及不斷分割和重新分割世界的努力始終未變，但帝國主義統治的形式卻在演變。
當今帝國主義勢力格局或許已然不同，中國、俄國等新興帝國主義力量正在崛起，但這並不能否定資本持續向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手中壟斷、集中和集權的趨勢，也無法改變他們之間殘酷競爭的本質。瑞士研究人員2011年一項引人注目的研究揭示了驚人景象。他們對43,000家跨國公司的分析揭示：其中147家企業——不足總數的1%——通過所有權關聯掌控著全球40%的財富。更重要的是，研究表明這些龍頭企業中有75%屬於金融公司（摩根大通、花旗集團、法國巴黎銀行、匯豐銀行和瑞士信貸位居前列）。
經濟資本作為帝國主義的標誌性特徵，至今仍在塑造著當今世界經濟格局——巨型銀行與金融家掌控著全球經濟命脈。這印證了列寧在20世紀初的洞見：“銀行與最大規模的工商企業之間，可以說形成了個人聯繫。” 當今跨國公司仍集中於關鍵國家，並未在全球均勻分佈。研究中列出的200家頂級企業中，有122家位於五個西方帝國主義國家。
| 問：你是否會認為左派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一部分群體逐漸偏離了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
答：是的。這源於兩個相互交織的過程——戰後經濟騰飛與前工人國家的資本主義復辟——它們令社會主義運動陷入窘迫之中。
二戰後西方資本主義的持續擴張，加之前工人國家的資本主義復辟帶來的經濟與意識形態衝擊，共同支撐起一股強大的宣傳浪潮，宣稱世界資本主義已趨於穩定且可被管控，最終將減少戰爭並提升全球生活水準。當然，事實完全否定了所謂“和平”戰後時期的論調。塔夫茨大學軍事干預專案記錄顯示，1946至1989年間美國海外軍事干預超過120次，是此前時期（1918-1945年）的三倍。
二戰後美國迅速崛起，在五十年間成為幾乎無可匹敵的世界超級大國，其帝國主義力量格局與列寧的理論描繪大相徑庭，這使某些人斷言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理論已失效。在帝國中心地帶，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理論的預言對一兩代人而言似乎並不立即成立。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有人將列寧理論狹隘地理解為資本從核心向週邊的輸出，將這一特徵神聖化，並像邁克爾•基德倫（Michael Kidron）那樣得出結論：英國已不再是帝國主義國家。
然而在戰後歲月，對半殖民地世界的大多數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帝國主義的本質並非爭議焦點，關鍵在於理解其新的統治形式。社會主義者亟需剖析形式獨立的矛盾、世界分工在連續的資本積累浪潮與技術革新中發生的變異，以及隨之而來的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統治的新形態。
蘇聯資本主義的復辟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團體內部，以及那些以它們為參照點的群體中引發了重大危機。這使得馬克思主義作為解釋全球政治的理論能力受到質疑。這種質疑與20世紀末全球範圍內社會主義力量和工人階級運動力量普遍衰退所引發的困惑與悲觀情緒交織在一起。
這源於統治階級在那個時代對工人階級的經濟與政治攻勢，甚至包括若干關鍵性挫敗（智利、印尼、天安門廣場等）。主觀因素也起到了作用——理論、戰略及不妥協領導力的持續匱乏（主要源於斯大林主義者）——這阻礙了勞動人民恢復元氣並反擊的能力。
伴隨主流新自由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終結的思潮，新理論應運而生，宣稱帝國主義——那個戰爭與革命的時代——已成歷史。某些人以新考茨基主義的方式將帝國主義簡化為軍事侵略驅動的外交政策，並預言永久和平的可能性。
例如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 ）與托尼•奈格里（Toni Negri）在《帝國》（2000年）中主張：古典帝國主義形態——少數主導國家爭奪殖民地與全球霸權——已被新國際秩序取代。這種新秩序不再以領土爭端為中心，而是通過去中心化、去地域化的權力網路掌控世界經濟。主權在跨國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和聯合國）、跨國公司以及全球法律框架（如人權法和貿易法）之間共用。
戰後歲月其他傑出的西方政治理論家則進一步脫離馬克思主義，將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割裂開來，提出寬泛而稀釋的理論。像喬瓦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這樣的學者視帝國主義為一種跨歷史進程，即國家發展出的政治與組織治理形態。而像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學者則將其簡化為核心與週邊通過各種關係形成的對立。
儘管修正甚至摒棄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理論的觀點曾在西方世界流行數十年，但伊拉克戰爭（2003-2011）爆發後局面開始轉變——革命社會主義者開始借此事件挑戰這些主流理論。隨著烏克蘭戰爭的持久化及帝國主義國家間競爭的加劇，主流理論已難以解釋當今世界的現實。
如今，全球幾乎所有嚴肅而堅定的勞工運動或社會運動活動家、社會主義者和革命者都在重新審視馬克思主義對帝國主義的理解。21世紀初，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資本主義穩定幻象開始消退。拉丁美洲因債務導致的貧困引發的抗爭浪潮、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的失敗、2008年金融危機，以及由千禧一代青年領導的新興運動——從西班牙的“憤怒者”（the Indignados）到美國的“佔領華爾街”——共同催化了這場變革。
2011年所謂“阿拉伯之春”首波浪潮後，這一趨勢持續深化：烏克蘭獨立廣場抗議、印度農民大規模抗爭、2019年智利民眾起義（在哥倫比亞引發共鳴）、歐洲大陸重現大規模罷工，以及近期摩洛哥、尼泊爾、馬達加斯加Z世代掀起的抗議浪潮。這些反復爆發的人民起義，要求擺脫貧困、戰爭、緊縮政策和環境破壞構成的強加未來。加之兩場重大戰爭（烏克蘭和巴勒斯坦），清晰表明我們仍生活在戰爭與革命的時代——帝國主義作為資本主義最致命的階段，正是推動這一切的引擎。
| 問:有鑒於此，社會主義者是否應當重新發掘並運用列寧的分析方法，以理解當今世界帝國主義的危機？
答：當然。我們需要更新列寧的分析方法，以反映二戰以來資本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的重大演變，但答案無疑是肯定的。這與其說是某個偉大個人的方法，不如說是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深入工人階級鬥爭後集體闡釋的結果。他們有意識地嘗試通過與其他國家的革命者交流來發展國際主義視角，而非滿足於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
列寧和列夫•托洛茨基之所以能從真正的國際主義視角剖析世界帝國主義的興起與發展，正是因為他們同時致力於與各國革命者共同構建國際鬥爭組織。由於必須持續應對世界階級鬥爭中不均衡且矛盾的趨勢，他們並未將帝國主義競爭視為固定陣營間的對峙——類似塹壕戰——而是將其視為處於持續運動中的矛盾關係總體。
事實上，列寧在其《帝國主義論》 的準備筆記中堅持將不同帝國主義國家置於一個整體中進行分析——一個充滿活力的世界秩序，國家間存在著鮮活的相互關係，包含著複雜的從屬、統治或共生關係。每個帝國主義國家都因經濟和政治轉型的不同組合而具有各自的優勢與劣勢。
絕不能脫離歷史背景或以抽象標準衡量帝國主義強權。列寧依據帝國主義國家在無外部支持情況下推行海外統治的能力進行分析。英國、德國和美國已崛起為“完全獨立”的強權，而列寧則將俄國和日本視為“不完全獨立”的帝國主義。
依附性與不平衡性帝國主義的內在矛盾並非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理論的例外。真正的異常現象，是美國數十年間毫無爭議的世界霸權。若重拾列寧的分析方法，我們便能理解：為何今日俄國既能成為壓迫近鄰的帝國主義國家，卻又在經濟上依賴中國；為何西班牙在歐盟內受制於德國資本的同時，依然能對拉丁美洲實施帝國主義統治。
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托洛茨基為對抗約瑟夫•斯大林而重拾列寧的方法論。在《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 中，他從理論和實踐層面質疑了初生的蘇聯官僚體制對國際主義的背離。他主張“沒有任何一個共產主義團體能夠僅憑或主要依據本國的發展狀況和趨勢來制定綱領”，指出世界革命運動必須建立一種分析方法，即“將世界政治體系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其所有聯繫和矛盾，即其各個部分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的狀態”。這項工作促成了《戰爭與第四國際》 的誕生，並奠定了第四國際的基石。
如今，正如二十世紀初幾十年那樣，我們再次經歷著深陷危機、不斷變遷的帝國主義世界秩序。要理解其主要趨勢和矛盾，我們必須重新審視這種分析方法。
| 問：能否詳細說明一下，你認為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哪些理解已被後來的發展所取代，或者哪些部分需要更新？
答：最需要更新的方面，我列舉四點。
第一點涉及更新我們對經濟與金融統治各種機制的理解。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確實強調資本輸出（或外國直接投資）是當時價值榨取的主要形式，但他從未宣稱這種模式將永遠持續，也未將其視為決定性標準。
事實上，他曾簡要指出“世界已分裂為少數放貸國與絕大多數債務國”。當時他正研究英國如何通過金融手段控制“埃及、日本、中國及南美洲”。這些國家雖剛獲得形式上的獨立，卻正形成新的經濟依賴形態。
戰後時期，歐內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阿吉里•伊曼紐爾（Arghiri Emmanuel）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識別出帝國主義統治的其他形態，例如源於商品生產國與工業化國家之間結構性失衡的全球分工所導致的不平等交換。近年來，安迪•希金博頓（Andy Higginbottom）、因坦•蘇萬迪（Intan Suwandi） 等馬克思主義學者則深入剖析了這種等級制度如何嵌入當代全球價值鏈體系。
另一種關鍵的統治形式是債務。債務償還成為二戰後美國帝國主義統治的主要手段，尤其在70年代中期石油危機之後。此外，所謂“多邊”組織（世貿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成為帝國主義統治的重要機制。國內外債務構成了帝國主義壓迫的雙重形式：一方面通過利息支付直接榨取剩餘價值進行敲詐，另一方面迫使各國政府實施經濟政策，將市場、資產和自然資源開放給外國資本掠奪。
埃裏克•圖桑（Eric Toussaint）曾深入剖析他所稱的“全球金融暴政”，揭示新自由主義與自由市場政策背後隱蔽的帝國主義統治機制。正如他近期闡述的，國際金融機構的建立旨在“強制償付債務並資助歐洲重建”，同時“維持西方對戰後通過民族解放鬥爭和去殖民化獲得獨立國家的帝國統治”。
2021年一項研究測算，自1960年以來，帝國主義西方實際抽走了62萬億美元資金，“若這筆財富留在南方國家並按同期南方增長率增值，如今價值將達152萬億美元”——相當於2025年美國GDP的5倍。
第二個更新涉及建立分化的勞動力市場，以及帝國主義強權既依賴移民持續湧入帝國主義中心，又通過實施資本主義邊境管制來實現對半殖民地世界（即“全球南方”）的過度剝削。約翰•史密斯（John Smith）在其關於全球勞動力等級制度的分析中闡釋了這一現象，他詳細記錄了如何在全球南方榨取剩餘價值，又在全球北方實現其價值。新自由主義時期形成的“全球勞動力套利”機制，雖非現代帝國主義的“核心”運作方式，卻是其根本性機制之一。
另一方面，為完善史密斯的理論圖景，我們需審視移民勞動力在帝國主義中心的作用。大規模移民既是資本外流的產物，也是民族經濟遭破壞的結果。聯合國數據顯示，2024年全球國際移民人數近3.04億，占全球人口的3.7%。
賈斯汀•阿克斯•查孔（Justin Akers Chacon ）對二戰後帝國主義世界中移民的作用進行了深刻的馬克思主義分析。他指出，親資本主義的邊境制度旨在保障資本的絕對流動權。這使得利潤得以大規模匯回本國且實際稅負極低甚至免稅，同時將所需勞動力外包至工資水準顯著較低的邊緣國家，並通過將國內移民勞工定性為非法身份來強化其可剝削性。
第三項重大更新涉及迫在眉睫的生態災難，以及在任何帝國主義統治分析中都必須嵌入“與自然的代謝裂痕”概念的必要性。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保羅•伯克特（Paul Burkett）的基礎研究，以及齋藤幸平的早期著作，對於重建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分析的真正範疇至關重要。自然與人類活動一樣，始終是資本主義剝削的重要生產力之一，而資本主義如今正嚴重破壞可持續再生的可能性。
壟斷生產由資本積累的抽象邏輯驅動，不斷擴大商品數量並耗盡自然資源。這種邏輯將資源視為無限供給，因而對環境與人類構成最大威脅。
此外，部分學者探討了所謂“氣候帝國主義”或“生態帝國主義”現象，聚焦於利潤榨取與價值轉移中的環境維度。他們揭示了將環境成本“離岸化”或轉嫁至貧困國家的趨勢，以及競爭性帝國主義中心在掌控全球環境治理的同時，壟斷綠色轉型利潤的現象。當今時代，若不全面採納社會主義生態視角，便無法真正對抗世界帝國主義。
最後一項更新，這一趨勢仍在發展中，我們看到在21世紀初出現了另一條歷史軌跡——這是20世紀初的馬克思主義者未曾預見的——即新興帝國主義力量的崛起：強大的生產力（最初由工人國家發展起來）在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復辟過程中，與資本主義的生產和積累模式相互交織，最終轉化為私有壟斷資本。
| 問：能否進一步闡述你對俄國和中國的看法，特別是關於這些新興帝國主義力量的經濟基礎是如何奠定的，以及哪些具體特徵使它們被歸入帝國主義陣營？
答：當今世界有兩大新興帝國主義強國正在顛覆舊有秩序：中國與俄國。二者均源於前畸形工人國家的資本主義復辟，但其發展路徑截然不同。
如今的俄國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其工業發展不均衡，集中於化石燃料、石油化工、核能和武器生產領域，並在農用化學品等行業開闢了新市場。俄國聯邦的經濟建立在蘇聯工人國家的基石之上，先是經歷了數十年的官僚斯大林主義腐化，隨後在蘇聯解體後的1990年代迅速私有化。
資本主義復辟過程充滿矛盾與混亂。90年代俄國無產階級生活水準急劇下降，西方資本以掠奪性方式投資以攫取國有資產。但這並未導致其全面從屬，因為到21世紀初，葉利欽時代的裙帶資本家已被普京情報圈背景的寡頭取代。
普京通過強化蘇聯遺留的戰略性工業部門（如化石燃料和重工業），並部署世界最強大的軍隊之一來保障其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資產，為建立新的帝國主義國家奠定了基礎。其戰略是將新興資產階級勢力深度整合進國家體系，要求他們無條件效忠，並以公共資金、採購合同及直接國家保護作為回報。
俄國作為全球第二大天然氣生產國，供應量占全球需求的12%；在2022年烏克蘭戰爭爆發前，其原油產量占全球13%，精煉油產量占11%。在金屬領域同樣佔據主導地位，不僅是鈀金最大生產國，更是鈷、鎵和磷酸鹽的主要來源——這些資源對電子產品、電池、人工智慧和化肥至關重要。這一資源基礎與強大的農化產業共同支撐著俄國的戰略：依託工業與能源優勢維持經濟及地緣政治影響力。自2022年以來，俄國國家大力強化軍工複合體，眾多工廠轉產或加緊生產武器、彈藥及軍事裝備。
與此同時，普京政權毫不猶豫地過度依賴其軍事機器，在特定海外地區和領域施加統治。為此，它於2002年建立了集體安全條約組織，以制度化方式控制其周邊地區。它還通過殘酷干預手段維持在周邊地區的權力，先後發動車臣戰爭（1994-96年、1999-2009年）、塔吉克斯坦戰爭（1992-97年）、格魯吉亞戰爭（2008年），最終對烏克蘭實施兩次軍事侵略（2014年、2022年）。過去二十年間，普京還主導了對哈薩克斯坦、亞美尼亞、阿塞拜疆、格魯吉亞、阿布哈茲、塞爾維亞和波斯尼亞的直接與間接政治干預，以確保其利益。
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是另一種進程的結果——這一進程啟動更早，且自始便由中國國家與中國共產黨主導。中共領導的中國資本主義復辟進程，與其與美國帝國主義的和解密不可分。
自1970年代末鄧小平執政以來，這一進程使沖國蛻變為全球資本主義製造業的頭號平臺，數十年後更最終崛起為與美國抗衡的帝國主義強權。中共官僚機構——作為1949年革命被篡奪的斯大林—毛主義機器的繼承者——在此過程中發揮了核心作用。它在維持政治壟斷的同時，以受控漸進的方式主導了向資本主義的轉型。其獨裁統治為外國資本提供了必要條件：巨額利潤、遭受超額剝削且政治權利被剝奪的工人階級、廉價的基礎設施以及有利的商業環境。
這一切始於1978-79年的“改革開放”政策，該政策廢除了人民公社，並在農村推行“承包責任制”。集體化的解體釋放出數億農民，他們在類似種族隔離的戶籍制度驅使下湧入城市成為流動勞工。這些廉價且缺乏保障的勞動力，構成了中國資本主義快速積累的基礎。國家同時設立經濟特區與沿海投資走廊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使中國融入由日本及“亞洲四小龍”主導的區域生產網路。
1989年天安門起義的被鎮壓標誌著一個決定性轉折：在粉碎這場爭取民主與社會正義的群眾運動後，中共加速了全面資本主義復辟進程。隨著中國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歐美跨國公司紛紛將生產轉移至中國，使之成為“世界工廠”。中國資產階級由此崛起，既成為外資的合作夥伴又成為其競爭對手。其力量源於融入全球供應鏈、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國家主導的信貸支持。至2010年代，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製造業國，同時保持著極高的投資率（約占GDP的40%）。
中國資本主義的顯著特徵在於其國有資本與私有資本的融合。中共政權在維持對銀行業、能源業及戰略性產業控制的同時，支持私營寡頭壟斷企業在科技、電子和消費領域崛起。國有銀行與企業為這些“國家冠軍企業”提供融資、補貼及優惠政策，確保政治控制權並協調其國際擴張。截至2017年，民營經濟貢獻了超過60%的GDP、70%的高科技企業，並創造了80%以上的城鎮就業崗位。
2007-2008年全球危機削弱了中國出口並威脅到國內資本過剩積累後，中國的帝國主義擴張勢頭愈演愈烈。中共通過釋放巨額國家投資（占GDP的45%）作出回應，並在習領導下啟動新發展模式。諸如《中國製造2025》和《中國標準2035》等計畫，旨在5G、人工智慧和半導體等領域實現技術自主與全球領導地位。與此同時，中國資本輸出激增，到2020年已超越外商直接投資流入。2013年啟動的“一帶一路”倡議成為中國全球擴張的載體，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確保了能源資源、原材料和市場。
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和國家支持的壟斷企業，中國已成為全球南方的主要債權國、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首要貿易夥伴，以及在南海施加影響力的重要軍事力量。其植根於官僚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崛起，動搖了曾助其崛起的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開啟了全球帝國主義相互競爭的新紀元。
□（第一部分完。第二部分待續）
發佈日期：2025年11月17日
布蘭卡•米塞 & 費德里科•富恩特斯（Blanca Missé & Federico Fuentes）
羅曼尼亞教職工帕夏 譯
原文鏈接：
https://links.org.au/imperialisms-essence-new-mechanisms…
[ 編按：布蘭卡•米塞是三藩市州立大學副教授，同時也是《工人之聲》（Workers’ Voice）的成員，她積極參與烏克蘭團結網路（Ukraine Solidarity Network）和巴勒斯坦勞工全國網路（Labor for Palestine National Network）的相關活動，此外還與阿什利•史密斯（Ashley Smith）共同主持真實新聞網的播客系列《無例外團結》 （Solidarity Without Exception）。
在《LINKS—國際社會主義復興雜誌》（LIN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ist Renewal）中由費德里科•富恩特斯發起的深度訪談上半部分中，米塞主張重新審視並運用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分析方法，同時提出有必要在當代語境下加以更新，尤其是在理解中俄的全球地位方面。在下半部分，她進一步剖析當代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格局，闡明反對一切形式的帝國主義的必要性，並論證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在當今世界的現實意義。
本次訪談也是《LINKS》期刊圍繞當代帝國主義議題展開的系列報導中的最新篇章。]
| 問：關於帝國主義的討論時常援引列寧的著作。你怎麼理解帝國主義？列寧的理論依然具有現實意義嗎？
答：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理論的核心思想仍具現實意義。但是，他的帝國主義理論不能被簡化為固定公式或奉為教條。相較於列寧的個人理論，我更視其為一戰期間抗擊沙文主義的革命者們共同發展的思想結晶——正是這些革命者推動了共產國際的建立，直至其在1920年代中期走向變質。簡而言之，帝國主義理論指出：壟斷生產與金融資本的興起催生了跨國公司，迫使它們突破國界擴張。這加速了帝國主義競爭、民族壓迫、沙文主義、軍國主義和戰爭。縱觀當今世界，資本主義的這一階段非但未消亡或削弱，反而愈演愈烈。
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在20世紀和21世紀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其價值在於揭示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經濟干預在海外攫取價值和利潤的具體機制，最終訴諸軍事干預以保護其投資。馬克思主義者的目標在於將主流自由派思想家刻意割裂的兩者相聯結：世界資本主義的內在趨勢與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中民族壓迫的政治表現形式（如戰爭、掠奪、脅迫、針對性運動鎮壓及政府顛覆）。儘管帝國主義的本質——正如列寧所言“壟斷資本和金融資本的統治”——以及不斷分割和重新分割世界的努力始終未變，但帝國主義統治的形式卻在演變。
當今帝國主義勢力格局或許已然不同，中國、俄國等新興帝國主義力量正在崛起，但這並不能否定資本持續向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手中壟斷、集中和集權的趨勢，也無法改變他們之間殘酷競爭的本質。瑞士研究人員2011年一項引人注目的研究揭示了驚人景象。他們對43,000家跨國公司的分析揭示：其中147家企業——不足總數的1%——通過所有權關聯掌控著全球40%的財富。更重要的是，研究表明這些龍頭企業中有75%屬於金融公司（摩根大通、花旗集團、法國巴黎銀行、匯豐銀行和瑞士信貸位居前列）。
經濟資本作為帝國主義的標誌性特徵，至今仍在塑造著當今世界經濟格局——巨型銀行與金融家掌控著全球經濟命脈。這印證了列寧在20世紀初的洞見：“銀行與最大規模的工商企業之間，可以說形成了個人聯繫。” 當今跨國公司仍集中於關鍵國家，並未在全球均勻分佈。研究中列出的200家頂級企業中，有122家位於五個西方帝國主義國家。
| 問：你是否會認為左派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一部分群體逐漸偏離了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
答：是的。這源於兩個相互交織的過程——戰後經濟騰飛與前工人國家的資本主義復辟——它們令社會主義運動陷入窘迫之中。
二戰後西方資本主義的持續擴張，加之前工人國家的資本主義復辟帶來的經濟與意識形態衝擊，共同支撐起一股強大的宣傳浪潮，宣稱世界資本主義已趨於穩定且可被管控，最終將減少戰爭並提升全球生活水準。當然，事實完全否定了所謂“和平”戰後時期的論調。塔夫茨大學軍事干預專案記錄顯示，1946至1989年間美國海外軍事干預超過120次，是此前時期（1918-1945年）的三倍。
二戰後美國迅速崛起，在五十年間成為幾乎無可匹敵的世界超級大國，其帝國主義力量格局與列寧的理論描繪大相徑庭，這使某些人斷言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理論已失效。在帝國中心地帶，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理論的預言對一兩代人而言似乎並不立即成立。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有人將列寧理論狹隘地理解為資本從核心向週邊的輸出，將這一特徵神聖化，並像邁克爾•基德倫（Michael Kidron）那樣得出結論：英國已不再是帝國主義國家。
然而在戰後歲月，對半殖民地世界的大多數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帝國主義的本質並非爭議焦點，關鍵在於理解其新的統治形式。社會主義者亟需剖析形式獨立的矛盾、世界分工在連續的資本積累浪潮與技術革新中發生的變異，以及隨之而來的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統治的新形態。
蘇聯資本主義的復辟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團體內部，以及那些以它們為參照點的群體中引發了重大危機。這使得馬克思主義作為解釋全球政治的理論能力受到質疑。這種質疑與20世紀末全球範圍內社會主義力量和工人階級運動力量普遍衰退所引發的困惑與悲觀情緒交織在一起。
這源於統治階級在那個時代對工人階級的經濟與政治攻勢，甚至包括若干關鍵性挫敗（智利、印尼、天安門廣場等）。主觀因素也起到了作用——理論、戰略及不妥協領導力的持續匱乏（主要源於斯大林主義者）——這阻礙了勞動人民恢復元氣並反擊的能力。
伴隨主流新自由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終結的思潮，新理論應運而生，宣稱帝國主義——那個戰爭與革命的時代——已成歷史。某些人以新考茨基主義的方式將帝國主義簡化為軍事侵略驅動的外交政策，並預言永久和平的可能性。
例如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 ）與托尼•奈格里（Toni Negri）在《帝國》（2000年）中主張：古典帝國主義形態——少數主導國家爭奪殖民地與全球霸權——已被新國際秩序取代。這種新秩序不再以領土爭端為中心，而是通過去中心化、去地域化的權力網路掌控世界經濟。主權在跨國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和聯合國）、跨國公司以及全球法律框架（如人權法和貿易法）之間共用。
戰後歲月其他傑出的西方政治理論家則進一步脫離馬克思主義，將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割裂開來，提出寬泛而稀釋的理論。像喬瓦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這樣的學者視帝國主義為一種跨歷史進程，即國家發展出的政治與組織治理形態。而像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學者則將其簡化為核心與週邊通過各種關係形成的對立。
儘管修正甚至摒棄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理論的觀點曾在西方世界流行數十年，但伊拉克戰爭（2003-2011）爆發後局面開始轉變——革命社會主義者開始借此事件挑戰這些主流理論。隨著烏克蘭戰爭的持久化及帝國主義國家間競爭的加劇，主流理論已難以解釋當今世界的現實。
如今，全球幾乎所有嚴肅而堅定的勞工運動或社會運動活動家、社會主義者和革命者都在重新審視馬克思主義對帝國主義的理解。21世紀初，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資本主義穩定幻象開始消退。拉丁美洲因債務導致的貧困引發的抗爭浪潮、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的失敗、2008年金融危機，以及由千禧一代青年領導的新興運動——從西班牙的“憤怒者”（the Indignados）到美國的“佔領華爾街”——共同催化了這場變革。
2011年所謂“阿拉伯之春”首波浪潮後，這一趨勢持續深化：烏克蘭獨立廣場抗議、印度農民大規模抗爭、2019年智利民眾起義（在哥倫比亞引發共鳴）、歐洲大陸重現大規模罷工，以及近期摩洛哥、尼泊爾、馬達加斯加Z世代掀起的抗議浪潮。這些反復爆發的人民起義，要求擺脫貧困、戰爭、緊縮政策和環境破壞構成的強加未來。加之兩場重大戰爭（烏克蘭和巴勒斯坦），清晰表明我們仍生活在戰爭與革命的時代——帝國主義作為資本主義最致命的階段，正是推動這一切的引擎。
| 問:有鑒於此，社會主義者是否應當重新發掘並運用列寧的分析方法，以理解當今世界帝國主義的危機？
答：當然。我們需要更新列寧的分析方法，以反映二戰以來資本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的重大演變，但答案無疑是肯定的。這與其說是某個偉大個人的方法，不如說是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深入工人階級鬥爭後集體闡釋的結果。他們有意識地嘗試通過與其他國家的革命者交流來發展國際主義視角，而非滿足於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
列寧和列夫•托洛茨基之所以能從真正的國際主義視角剖析世界帝國主義的興起與發展，正是因為他們同時致力於與各國革命者共同構建國際鬥爭組織。由於必須持續應對世界階級鬥爭中不均衡且矛盾的趨勢，他們並未將帝國主義競爭視為固定陣營間的對峙——類似塹壕戰——而是將其視為處於持續運動中的矛盾關係總體。
事實上，列寧在其《帝國主義論》 的準備筆記中堅持將不同帝國主義國家置於一個整體中進行分析——一個充滿活力的世界秩序，國家間存在著鮮活的相互關係，包含著複雜的從屬、統治或共生關係。每個帝國主義國家都因經濟和政治轉型的不同組合而具有各自的優勢與劣勢。
絕不能脫離歷史背景或以抽象標準衡量帝國主義強權。列寧依據帝國主義國家在無外部支持情況下推行海外統治的能力進行分析。英國、德國和美國已崛起為“完全獨立”的強權，而列寧則將俄國和日本視為“不完全獨立”的帝國主義。
依附性與不平衡性帝國主義的內在矛盾並非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理論的例外。真正的異常現象，是美國數十年間毫無爭議的世界霸權。若重拾列寧的分析方法，我們便能理解：為何今日俄國既能成為壓迫近鄰的帝國主義國家，卻又在經濟上依賴中國；為何西班牙在歐盟內受制於德國資本的同時，依然能對拉丁美洲實施帝國主義統治。
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托洛茨基為對抗約瑟夫•斯大林而重拾列寧的方法論。在《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 中，他從理論和實踐層面質疑了初生的蘇聯官僚體制對國際主義的背離。他主張“沒有任何一個共產主義團體能夠僅憑或主要依據本國的發展狀況和趨勢來制定綱領”，指出世界革命運動必須建立一種分析方法，即“將世界政治體系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其所有聯繫和矛盾，即其各個部分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的狀態”。這項工作促成了《戰爭與第四國際》 的誕生，並奠定了第四國際的基石。
如今，正如二十世紀初幾十年那樣，我們再次經歷著深陷危機、不斷變遷的帝國主義世界秩序。要理解其主要趨勢和矛盾，我們必須重新審視這種分析方法。
| 問：能否詳細說明一下，你認為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哪些理解已被後來的發展所取代，或者哪些部分需要更新？
答：最需要更新的方面，我列舉四點。
第一點涉及更新我們對經濟與金融統治各種機制的理解。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確實強調資本輸出（或外國直接投資）是當時價值榨取的主要形式，但他從未宣稱這種模式將永遠持續，也未將其視為決定性標準。
事實上，他曾簡要指出“世界已分裂為少數放貸國與絕大多數債務國”。當時他正研究英國如何通過金融手段控制“埃及、日本、中國及南美洲”。這些國家雖剛獲得形式上的獨立，卻正形成新的經濟依賴形態。
戰後時期，歐內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阿吉里•伊曼紐爾（Arghiri Emmanuel）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識別出帝國主義統治的其他形態，例如源於商品生產國與工業化國家之間結構性失衡的全球分工所導致的不平等交換。近年來，安迪•希金博頓（Andy Higginbottom）、因坦•蘇萬迪（Intan Suwandi） 等馬克思主義學者則深入剖析了這種等級制度如何嵌入當代全球價值鏈體系。
另一種關鍵的統治形式是債務。債務償還成為二戰後美國帝國主義統治的主要手段，尤其在70年代中期石油危機之後。此外，所謂“多邊”組織（世貿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成為帝國主義統治的重要機制。國內外債務構成了帝國主義壓迫的雙重形式：一方面通過利息支付直接榨取剩餘價值進行敲詐，另一方面迫使各國政府實施經濟政策，將市場、資產和自然資源開放給外國資本掠奪。
埃裏克•圖桑（Eric Toussaint）曾深入剖析他所稱的“全球金融暴政”，揭示新自由主義與自由市場政策背後隱蔽的帝國主義統治機制。正如他近期闡述的，國際金融機構的建立旨在“強制償付債務並資助歐洲重建”，同時“維持西方對戰後通過民族解放鬥爭和去殖民化獲得獨立國家的帝國統治”。
2021年一項研究測算，自1960年以來，帝國主義西方實際抽走了62萬億美元資金，“若這筆財富留在南方國家並按同期南方增長率增值，如今價值將達152萬億美元”——相當於2025年美國GDP的5倍。
第二個更新涉及建立分化的勞動力市場，以及帝國主義強權既依賴移民持續湧入帝國主義中心，又通過實施資本主義邊境管制來實現對半殖民地世界（即“全球南方”）的過度剝削。約翰•史密斯（John Smith）在其關於全球勞動力等級制度的分析中闡釋了這一現象，他詳細記錄了如何在全球南方榨取剩餘價值，又在全球北方實現其價值。新自由主義時期形成的“全球勞動力套利”機制，雖非現代帝國主義的“核心”運作方式，卻是其根本性機制之一。
另一方面，為完善史密斯的理論圖景，我們需審視移民勞動力在帝國主義中心的作用。大規模移民既是資本外流的產物，也是民族經濟遭破壞的結果。聯合國數據顯示，2024年全球國際移民人數近3.04億，占全球人口的3.7%。
賈斯汀•阿克斯•查孔（Justin Akers Chacon ）對二戰後帝國主義世界中移民的作用進行了深刻的馬克思主義分析。他指出，親資本主義的邊境制度旨在保障資本的絕對流動權。這使得利潤得以大規模匯回本國且實際稅負極低甚至免稅，同時將所需勞動力外包至工資水準顯著較低的邊緣國家，並通過將國內移民勞工定性為非法身份來強化其可剝削性。
第三項重大更新涉及迫在眉睫的生態災難，以及在任何帝國主義統治分析中都必須嵌入“與自然的代謝裂痕”概念的必要性。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保羅•伯克特（Paul Burkett）的基礎研究，以及齋藤幸平的早期著作，對於重建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分析的真正範疇至關重要。自然與人類活動一樣，始終是資本主義剝削的重要生產力之一，而資本主義如今正嚴重破壞可持續再生的可能性。
壟斷生產由資本積累的抽象邏輯驅動，不斷擴大商品數量並耗盡自然資源。這種邏輯將資源視為無限供給，因而對環境與人類構成最大威脅。
此外，部分學者探討了所謂“氣候帝國主義”或“生態帝國主義”現象，聚焦於利潤榨取與價值轉移中的環境維度。他們揭示了將環境成本“離岸化”或轉嫁至貧困國家的趨勢，以及競爭性帝國主義中心在掌控全球環境治理的同時，壟斷綠色轉型利潤的現象。當今時代，若不全面採納社會主義生態視角，便無法真正對抗世界帝國主義。
最後一項更新，這一趨勢仍在發展中，我們看到在21世紀初出現了另一條歷史軌跡——這是20世紀初的馬克思主義者未曾預見的——即新興帝國主義力量的崛起：強大的生產力（最初由工人國家發展起來）在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復辟過程中，與資本主義的生產和積累模式相互交織，最終轉化為私有壟斷資本。
| 問：能否進一步闡述你對俄國和中國的看法，特別是關於這些新興帝國主義力量的經濟基礎是如何奠定的，以及哪些具體特徵使它們被歸入帝國主義陣營？
答：當今世界有兩大新興帝國主義強國正在顛覆舊有秩序：中國與俄國。二者均源於前畸形工人國家的資本主義復辟，但其發展路徑截然不同。
如今的俄國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其工業發展不均衡，集中於化石燃料、石油化工、核能和武器生產領域，並在農用化學品等行業開闢了新市場。俄國聯邦的經濟建立在蘇聯工人國家的基石之上，先是經歷了數十年的官僚斯大林主義腐化，隨後在蘇聯解體後的1990年代迅速私有化。
資本主義復辟過程充滿矛盾與混亂。90年代俄國無產階級生活水準急劇下降，西方資本以掠奪性方式投資以攫取國有資產。但這並未導致其全面從屬，因為到21世紀初，葉利欽時代的裙帶資本家已被普京情報圈背景的寡頭取代。
普京通過強化蘇聯遺留的戰略性工業部門（如化石燃料和重工業），並部署世界最強大的軍隊之一來保障其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資產，為建立新的帝國主義國家奠定了基礎。其戰略是將新興資產階級勢力深度整合進國家體系，要求他們無條件效忠，並以公共資金、採購合同及直接國家保護作為回報。
俄國作為全球第二大天然氣生產國，供應量占全球需求的12%；在2022年烏克蘭戰爭爆發前，其原油產量占全球13%，精煉油產量占11%。在金屬領域同樣佔據主導地位，不僅是鈀金最大生產國，更是鈷、鎵和磷酸鹽的主要來源——這些資源對電子產品、電池、人工智慧和化肥至關重要。這一資源基礎與強大的農化產業共同支撐著俄國的戰略：依託工業與能源優勢維持經濟及地緣政治影響力。自2022年以來，俄國國家大力強化軍工複合體，眾多工廠轉產或加緊生產武器、彈藥及軍事裝備。
與此同時，普京政權毫不猶豫地過度依賴其軍事機器，在特定海外地區和領域施加統治。為此，它於2002年建立了集體安全條約組織，以制度化方式控制其周邊地區。它還通過殘酷干預手段維持在周邊地區的權力，先後發動車臣戰爭（1994-96年、1999-2009年）、塔吉克斯坦戰爭（1992-97年）、格魯吉亞戰爭（2008年），最終對烏克蘭實施兩次軍事侵略（2014年、2022年）。過去二十年間，普京還主導了對哈薩克斯坦、亞美尼亞、阿塞拜疆、格魯吉亞、阿布哈茲、塞爾維亞和波斯尼亞的直接與間接政治干預，以確保其利益。
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是另一種進程的結果——這一進程啟動更早，且自始便由中國國家與中國共產黨主導。中共領導的中國資本主義復辟進程，與其與美國帝國主義的和解密不可分。
自1970年代末鄧小平執政以來，這一進程使沖國蛻變為全球資本主義製造業的頭號平臺，數十年後更最終崛起為與美國抗衡的帝國主義強權。中共官僚機構——作為1949年革命被篡奪的斯大林—毛主義機器的繼承者——在此過程中發揮了核心作用。它在維持政治壟斷的同時，以受控漸進的方式主導了向資本主義的轉型。其獨裁統治為外國資本提供了必要條件：巨額利潤、遭受超額剝削且政治權利被剝奪的工人階級、廉價的基礎設施以及有利的商業環境。
這一切始於1978-79年的“改革開放”政策，該政策廢除了人民公社，並在農村推行“承包責任制”。集體化的解體釋放出數億農民，他們在類似種族隔離的戶籍制度驅使下湧入城市成為流動勞工。這些廉價且缺乏保障的勞動力，構成了中國資本主義快速積累的基礎。國家同時設立經濟特區與沿海投資走廊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使中國融入由日本及“亞洲四小龍”主導的區域生產網路。
1989年天安門起義的被鎮壓標誌著一個決定性轉折：在粉碎這場爭取民主與社會正義的群眾運動後，中共加速了全面資本主義復辟進程。隨著中國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歐美跨國公司紛紛將生產轉移至中國，使之成為“世界工廠”。中國資產階級由此崛起，既成為外資的合作夥伴又成為其競爭對手。其力量源於融入全球供應鏈、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國家主導的信貸支持。至2010年代，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製造業國，同時保持著極高的投資率（約占GDP的40%）。
中國資本主義的顯著特徵在於其國有資本與私有資本的融合。中共政權在維持對銀行業、能源業及戰略性產業控制的同時，支持私營寡頭壟斷企業在科技、電子和消費領域崛起。國有銀行與企業為這些“國家冠軍企業”提供融資、補貼及優惠政策，確保政治控制權並協調其國際擴張。截至2017年，民營經濟貢獻了超過60%的GDP、70%的高科技企業，並創造了80%以上的城鎮就業崗位。
2007-2008年全球危機削弱了中國出口並威脅到國內資本過剩積累後，中國的帝國主義擴張勢頭愈演愈烈。中共通過釋放巨額國家投資（占GDP的45%）作出回應，並在習領導下啟動新發展模式。諸如《中國製造2025》和《中國標準2035》等計畫，旨在5G、人工智慧和半導體等領域實現技術自主與全球領導地位。與此同時，中國資本輸出激增，到2020年已超越外商直接投資流入。2013年啟動的“一帶一路”倡議成為中國全球擴張的載體，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確保了能源資源、原材料和市場。
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和國家支持的壟斷企業，中國已成為全球南方的主要債權國、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首要貿易夥伴，以及在南海施加影響力的重要軍事力量。其植根於官僚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崛起，動搖了曾助其崛起的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開啟了全球帝國主義相互競爭的新紀元。
□（第一部分完。第二部分待續）
五個烏克蘭工會的會議
通过编辑部
五個烏克蘭工會的會議：BE LIKE WE ARE，烏克蘭護士工會；DIRECT ACTION，烏克蘭的一個學生會；烏克蘭自由工會聯合會（KVPU）克里維里赫的地區工會；克里維里赫地區鐵路工人獨立工會，隸屬於 KVPU；基輔鐵路工人獨立工會，隸屬於 KVPU。
自俄羅斯的侵略和俄軍發動戰爭以來，已有23名男女鐵路工人死於工作場所;大約600名鐵路工人在前線或因城市轟炸而喪生。俄羅斯的武裝侵略還意味著阻止人們在晚上睡覺的警報，阻止他們在白天外出的警報；即使這最終被「輕描淡寫」（就這一點而言！），它也並非沒有對人民的整體狀況產生影響。同志們指出，最近俄羅斯對基礎設施的襲擊越來越多。
📍 工作條件📍
每周工作時數已延長至 60 小時。這對鐵路工人的工作條件、事故和健康產生了影響。考慮到基礎設施和設備的年齡，情況更為嚴重。在這裡，戰時局勢也產生了影響：現代化計劃不再是優先事項。例如，大多數機車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950 年代，給鐵路工人、使用者和公眾帶來安全風險。
📍僱主的犬儒主義，對既有規範的漠視📍
公眾在警報期間需遵守安全守則；對於一些鐵路工人來說，他們的活動與交通和使用者的安全直接相關，例如，工作期間不可能離開他們的工作站去避難所。例如，1。烏克蘭獨立礦工聯盟（KVPU）的尤里‧薩莫伊洛夫（Yuriy Samoilov）在「國際勞工團結與鬥爭網絡」組織的一系列會議上向我們講述了克里維里赫礦工領導的反對這些醜陋做法的鬥爭。
📍工會鬥爭📍
在6月21日和22日的會議上，克里維里赫獨立鐵路工會（隸屬於KVPU）的費多連科·維亞切斯拉夫‧格里戈里耶維奇強調，在當前情況下需要捍衛工人的權利。俄羅斯的軍事侵略和在烏克蘭領土上肆虐了三年多的戰爭也在這裡產生了直接影響：由於鐵路的戰略作用，「只有」10%的鐵路工人被徵調往前線，老闆們正在以解僱來威脅那些為自己的權利而戰的人，他們知道「解僱」意味著「被派往前線」；此外，罷工和示威的權利已被暫停……這並阻止不了無數的工會鬥爭，包括以這種形式進行。（注：國際工會團結與鬥爭網絡網站上刊有大量有關此一主題的資料）
「多虧了他們，我們仍然能夠組織這樣的會議，並讓很多事情變得可能」，一位在基輔的工會成員說。
此時，法律維權是工會的一項主要活動。我們來自克里維里赫的同志堅持一點：「提供這種法律支援的是工會，而不是工人組織之外的公司」。另一方面，僱主擁有大量律師可供使用，並得到「最高級別」的支援，這使他們能夠通過增加上訴的次數，使地方法官做出的決定被全國層面的法院推翻。
📍鐵路上的婦女📍
與整個飽受戰爭蹂躪的烏克蘭一樣，女性發揮著重要作用。據我們在基輔和克里維里赫的同志稱，目前鐵路上約有 50% 的女性，因著工作的位置不同，有著不同的不公平現象。
📍國際支援📍
無論多麼微小或不足，它都是至關重要的。我們的同志解釋說，這樣提供的物資可以防止死亡發生：藥品、防彈背心、雙筒望遠鏡等，這類物資傳遞到在前線的工會成員，加強工會對在前線工作的工人的支援；「多虧了工會，在前線，那些加入工會的人過得較好，也得到了更好的保護！」正如維亞切斯拉夫和亞歷山大提醒我們的那樣，回應得發情況，例如最近由法國 SUD-Rail 工會聯合會資助的雙筒望遠鏡，便是一個例子。
「國際工會團結與鬥爭網絡」（International Labour Network of Solidarity and Struggles）在 2022 年和 2023 年組織的三個車隊是直接的團結行動，旨在為幾個獨立的工會結構提供服務；法國工團收集、移交給烏克蘭工會聯合會（FPU）和 KVPU的物資，也有助於具體的國際團結。國際工會的團結也對與老闆的權力平衡產生影響。
📍維亞切斯拉夫‧格里戈里耶維奇訪談📍
我叫費多連科‧維亞切斯拉夫‧格里戈里耶維奇，我從 17 歲起就開始在鐵路工作。我最初是一名機車車輛維修工人，然後成為一名助理電力機車司機，然後在22歲時成為一名電力機車司機。我有兩個大學學位，一個是工程學，另一個是法律。我目前在克里維里赫機車段擔任烏克蘭鐵路工人自由工會初級工會民選分會主席，並且是第聶伯河鐵路線烏克蘭鐵路工人自由工會的副主席。我負責在訴訟中捍衛工會成員和他們的勞工權利。
我領導的工會組織成立於 2018 年。成立這個基層工會組織的原因如下：
1）公司現有的工會組織無能，更採取了親管理層的立場。
2）在限制鐵路工人的權利和保障頭上的限制，特別是2017年對法律的修改，導致鐵路工人失去了55歲退休的權利。
3）創建一個適應當前現實的有效工會組織的希望。
2018年，我們在克里維里赫地區組織了一次「罷工」——工人們完全遵守了僱主自己制訂的服務指示。結果，44家大公司癱瘓；鐵路正正是經濟的動脈啊！
｜鐵路工人的情況如何，面臨的問題是什麼？
最常見的一般問題包括工作場所不遵守職業健康和安全立法的要求、惡劣的工作條件、違反薪酬立法和低工資。
｜你們工會有什麼要求？
改善工人的處境，僱主必須遵守有關薪酬和職業健康與安全的法定要求。
｜在一個處於戰爭和戒嚴狀態的國家，你如何保護工人？
今天，工人唯一可以得到的保護是司法保護，因為戰時禁止罷工和示威。
｜許多鐵路工人在烏克蘭武裝部隊服役，包括工會成員。你和他們的關係如何？工會正在做些什麼來幫助他們？
為了保護被徵召入伍的鐵路工人的生命和健康，我們工會正在與國外的其他工會和組織保持聯繫，以確保人道援助有針對性地得到供應。工會還在法庭上捍衛被徵召入伍的工人的社會經濟權利。
｜關於烏克蘭戰後重建的討論很多。您如何看待這一點，您的工會應該在未來烏克蘭重建中發揮什麼作用？
作為國家未來重建的一部分，我認為工會將繼續捍衛工人的社會和經濟權利。隨著工會的發展和壯大，我認為有必要在立法機構中代表工人的利益，因為必須通過法律來改善工人的處境。
原文鏈接：https://laboursolidarity.org/en/
自俄羅斯的侵略和俄軍發動戰爭以來，已有23名男女鐵路工人死於工作場所;大約600名鐵路工人在前線或因城市轟炸而喪生。俄羅斯的武裝侵略還意味著阻止人們在晚上睡覺的警報，阻止他們在白天外出的警報；即使這最終被「輕描淡寫」（就這一點而言！），它也並非沒有對人民的整體狀況產生影響。同志們指出，最近俄羅斯對基礎設施的襲擊越來越多。
📍 工作條件📍
每周工作時數已延長至 60 小時。這對鐵路工人的工作條件、事故和健康產生了影響。考慮到基礎設施和設備的年齡，情況更為嚴重。在這裡，戰時局勢也產生了影響：現代化計劃不再是優先事項。例如，大多數機車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950 年代，給鐵路工人、使用者和公眾帶來安全風險。
📍僱主的犬儒主義，對既有規範的漠視📍
公眾在警報期間需遵守安全守則；對於一些鐵路工人來說，他們的活動與交通和使用者的安全直接相關，例如，工作期間不可能離開他們的工作站去避難所。例如，1。烏克蘭獨立礦工聯盟（KVPU）的尤里‧薩莫伊洛夫（Yuriy Samoilov）在「國際勞工團結與鬥爭網絡」組織的一系列會議上向我們講述了克里維里赫礦工領導的反對這些醜陋做法的鬥爭。
📍工會鬥爭📍
在6月21日和22日的會議上，克里維里赫獨立鐵路工會（隸屬於KVPU）的費多連科·維亞切斯拉夫‧格里戈里耶維奇強調，在當前情況下需要捍衛工人的權利。俄羅斯的軍事侵略和在烏克蘭領土上肆虐了三年多的戰爭也在這裡產生了直接影響：由於鐵路的戰略作用，「只有」10%的鐵路工人被徵調往前線，老闆們正在以解僱來威脅那些為自己的權利而戰的人，他們知道「解僱」意味著「被派往前線」；此外，罷工和示威的權利已被暫停……這並阻止不了無數的工會鬥爭，包括以這種形式進行。（注：國際工會團結與鬥爭網絡網站上刊有大量有關此一主題的資料）
「多虧了他們，我們仍然能夠組織這樣的會議，並讓很多事情變得可能」，一位在基輔的工會成員說。
此時，法律維權是工會的一項主要活動。我們來自克里維里赫的同志堅持一點：「提供這種法律支援的是工會，而不是工人組織之外的公司」。另一方面，僱主擁有大量律師可供使用，並得到「最高級別」的支援，這使他們能夠通過增加上訴的次數，使地方法官做出的決定被全國層面的法院推翻。
📍鐵路上的婦女📍
與整個飽受戰爭蹂躪的烏克蘭一樣，女性發揮著重要作用。據我們在基輔和克里維里赫的同志稱，目前鐵路上約有 50% 的女性，因著工作的位置不同，有著不同的不公平現象。
📍國際支援📍
無論多麼微小或不足，它都是至關重要的。我們的同志解釋說，這樣提供的物資可以防止死亡發生：藥品、防彈背心、雙筒望遠鏡等，這類物資傳遞到在前線的工會成員，加強工會對在前線工作的工人的支援；「多虧了工會，在前線，那些加入工會的人過得較好，也得到了更好的保護！」正如維亞切斯拉夫和亞歷山大提醒我們的那樣，回應得發情況，例如最近由法國 SUD-Rail 工會聯合會資助的雙筒望遠鏡，便是一個例子。
「國際工會團結與鬥爭網絡」（International Labour Network of Solidarity and Struggles）在 2022 年和 2023 年組織的三個車隊是直接的團結行動，旨在為幾個獨立的工會結構提供服務；法國工團收集、移交給烏克蘭工會聯合會（FPU）和 KVPU的物資，也有助於具體的國際團結。國際工會的團結也對與老闆的權力平衡產生影響。
📍維亞切斯拉夫‧格里戈里耶維奇訪談📍
我叫費多連科‧維亞切斯拉夫‧格里戈里耶維奇，我從 17 歲起就開始在鐵路工作。我最初是一名機車車輛維修工人，然後成為一名助理電力機車司機，然後在22歲時成為一名電力機車司機。我有兩個大學學位，一個是工程學，另一個是法律。我目前在克里維里赫機車段擔任烏克蘭鐵路工人自由工會初級工會民選分會主席，並且是第聶伯河鐵路線烏克蘭鐵路工人自由工會的副主席。我負責在訴訟中捍衛工會成員和他們的勞工權利。
我領導的工會組織成立於 2018 年。成立這個基層工會組織的原因如下：
1）公司現有的工會組織無能，更採取了親管理層的立場。
2）在限制鐵路工人的權利和保障頭上的限制，特別是2017年對法律的修改，導致鐵路工人失去了55歲退休的權利。
3）創建一個適應當前現實的有效工會組織的希望。
2018年，我們在克里維里赫地區組織了一次「罷工」——工人們完全遵守了僱主自己制訂的服務指示。結果，44家大公司癱瘓；鐵路正正是經濟的動脈啊！
｜鐵路工人的情況如何，面臨的問題是什麼？
最常見的一般問題包括工作場所不遵守職業健康和安全立法的要求、惡劣的工作條件、違反薪酬立法和低工資。
｜你們工會有什麼要求？
改善工人的處境，僱主必須遵守有關薪酬和職業健康與安全的法定要求。
｜在一個處於戰爭和戒嚴狀態的國家，你如何保護工人？
今天，工人唯一可以得到的保護是司法保護，因為戰時禁止罷工和示威。
｜許多鐵路工人在烏克蘭武裝部隊服役，包括工會成員。你和他們的關係如何？工會正在做些什麼來幫助他們？
為了保護被徵召入伍的鐵路工人的生命和健康，我們工會正在與國外的其他工會和組織保持聯繫，以確保人道援助有針對性地得到供應。工會還在法庭上捍衛被徵召入伍的工人的社會經濟權利。
｜關於烏克蘭戰後重建的討論很多。您如何看待這一點，您的工會應該在未來烏克蘭重建中發揮什麼作用？
作為國家未來重建的一部分，我認為工會將繼續捍衛工人的社會和經濟權利。隨著工會的發展和壯大，我認為有必要在立法機構中代表工人的利益，因為必須通過法律來改善工人的處境。
原文鏈接：https://laboursolidarity.org/en/
「反戰動員」就俄烏戰爭第五年的聲明
通过编辑部
將近烏克蘭抵抗俄羅斯全面入侵4周年（2月24日），一群反戰的市民今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外聳立的「自由戰士」雕塑前，為死去的戰士、包括兩名參戰香港人悼念，以及聲援他們。在指鹿為馬的時代，我們仍希望盡能力在街頭發聲。之後康文署職員到場阻止行動，指我們不曾向政府申請舉辦活動。
以下為行動聲明：
繼續反對俄國霸權侵略！沒有公義便沒有和平！
——「反戰動員」就俄烏戰爭第五年的聲明
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即將踏入第五年。我們對烏克蘭人頑強抗戰致敬，並嚴厲譴責普京的擴張主義戰爭，為爭奪地緣政治利益造成5、60萬烏克蘭士兵傷亡，55000名平民死傷，包括兩名參戰的香港人。美國藉和談之名對烏克蘭趁火打劫，將烏克蘭排除在談判之外，卻對俄羅斯言聽計從，同樣可恥。我們亦批評歐洲各國繼續大量入口俄羅斯天然氣，及俄羅斯的盟國繼續提供外交、軍事及經濟支持。
烏克蘭剛渡過了近年最寒冷的冬天，俄羅斯趁此加大對供電設施和鄰近民居的轟炸，影響烏克蘭主要城市幾百萬人的電力、暖氣、水供應。這種針對民用基建和平民聚居地的攻擊屬於戰爭罪行，俄羅斯必須為此負責。反戰動員要求：立即停止這場不義之戰、追究俄羅斯戰爭罪責、無條件支持烏克蘭重建。
不願割地求和 烏克蘭人疲倦仍奮戰到底
抗戰四年，烏克蘭人民確實感到疲倦。民調顯示，有72%民眾願意按現時的戰線停火，條件是得到阻嚇俄羅斯再次侵略的實質安全保障。若達不到這點，有三分二烏克蘭人願意奮戰到底，四分三人更表示堅決反對割讓更多土地換取停戰。
我們捍衞烏克蘭人民的自決權，烏克蘭民眾有權循任何途徑取得武器，武裝自衛，抗拒強鄰入侵。如果繼續抗戰，就必須為士兵和家屬提供體面的軍俸和福利。即使講和，也不可出賣國本和主權，否則只是將掠奪轉換為另一形式。戰後重建的重擔，亦不應落在基層民眾身上，包括進一步私有化、削減福利和勞工權益，來滿足外債的附加條件，否則對基層民眾而言，就算不亡國，也會亡於資本家的貪婪。
即使普京採取人海戰術，俄軍推進速度仍在減慢。烏軍的抗戰成功守住重要城鎮，亦一直消耗俄羅斯國力：俄國通脹達到14.5%，對外國債已上升至2006年來的新高，甚至在去年開始消耗黃金儲備，人口亦因徵兵和移民持續下降。
美國反而一直責難烏克蘭沒有籌碼、不肯講和，還對俄羅斯提出的和談要求照單全收。特朗普在的「28點協議」中，逼迫烏軍縮減編制，甚至割讓整個頓巴斯、札波羅熱州及赫爾松州。以上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12年來，都未曾佔據和控制的工業重鎮和防線重地。
實際上，是俄方不斷獅子開大口才令和談膠着，而普京為了維持其獨裁權力，必然會設法繼續這場侵略。目前的和談方案，正當化俄羅斯吞併烏克蘭領土，亦不會追究俄羅斯綁架烏克蘭兒童、炸毀發電站等戰爭罪行，無法防止俄羅斯未來繼續侵略。加上俄羅斯繼續有盟友支持，中國在開戰後增加俄羅斯入口石油，提供晶片、雷達等重要軍用零件，和無人機等武器，讓俄羅斯在西方制裁下，取得重要的戰爭資源。
各國必須停止支持犯戰爭罪的俄羅斯。我們支持烏克蘭拒絕荒謬的停戰條件，拒絕屈服於強權之前，捍衞領土。
基層軍人及戰時勞工未獲尊重 烏克蘭示威反國內貪腐寡頭
儘管烏克蘭人民在國難當前同仇敵愾，但國家內部其實仍有重大矛盾亟需解決。
現時在烏軍服役的大多是中下階層，因為政府通常在勞工密集的地區徵兵，而富人更容易透過賄賂和出國避過兵役。目前士兵每月僅領取約600美元的底薪，而政府在2023年為緊縮公共支出、改革作戰獎金制度後，只有直接與敵軍交戰的士兵會獲得全額獎金。士兵很多時還要自資購買作戰物資，變相減薪。
同時，政府去年開始提供高額報酬，連同免息按揭、免費教育、免費醫療等福利，吸引更多18-24歲國民參軍。對較為年長，開戰時自願參軍的士兵而言，這無疑會影響軍心。政府理應透過向富人徵税、國有化關鍵產業、充公寡頭的資產，從而為所有士兵提供更佳待遇和的福利，增加軍俸至可以體面養活家人的水平，及提升軍備生產的質素。
戰爭四年來，俄羅斯刻意空襲民用基建。每日冒險進行緊急維修和救援的，亦是前線勞工。開戰以來，已有2747名烏克蘭工人在工作中受傷，677人死亡。政府本已立法，為關鍵行業中工作、被炮火炸死炸傷的工人提供救濟。但政府將相關企業的名單列為機密，並以官僚手段拖延發放，令工人難以追討應得的補償。
去年七月，烏克蘭亦爆發全國示威，抗議澤連斯基取消反貪腐組織的獨立地位。雖然澤連斯基迅速撤回決定，亦在年尾將涉貪的總統辦公室主任葉爾馬克革職。但烏克蘭的貪腐問題仍然嚴重，能源和礦產業的寡頭，經常利用公務之便侵吞公款。烏國自從蘇聯解體後，政治權力、經濟財富一直被寡頭財閥把持。將這些社會財富置於民眾的監督，民主地實行經濟規劃，才能有效地使國內資源為戰爭需要服務；並能讓這些資源重歸於人民，投入有利普羅大眾的產業和福利，促進社會平等。
俄羅斯反戰活動未曾止息 有地下組織破壞俄羅斯鐵路
另一方面，普京政府嚴厲打壓反戰活動，已有超過2萬人因參加反戰活動被拘留，即使如此，反戰的地火仍在燃燒。例如，「女性主義反戰抵抗」、「黑衣女性」等組織繼續進行快閃式抗議；由人權律師創立的團體「方舟」亦為流亡的俄國人提供住宿和心理輔導。更有激進的地下組織「阻止戰車」破壞俄羅斯和白羅斯的鐵路，以及為破壞軍事基建的行動者提供法律和經濟援助的組織「團結區」。
我們重申反戰無罪，要求俄羅斯立即釋放所有反戰人士，停止打壓異見！
各國有義務支援正義抗戰 反對美國趁火打劫
基於公義及烏克蘭人民的福祉，我們要求俄羅斯立即停止侵略，歸還領土，並補償破壞。國際社會必須向獨裁者普京及他的統治聯盟究責，並免除烏克蘭的債務，取消私有化、削減福利等外債附帶條件，為烏國的戰後復甦移除障礙。我們反對任何他國乘勢插手烏俄和談，反對美國藉機竊取烏克蘭稀土資源，瓜分利益。我們追求正義的和平：No justice, no peace！
反對霸權侵略！俄羅斯立即停戰！立即撤軍！
支持烏克蘭抵抗，取消烏克蘭所有債務！
沒收俄羅斯國家及寡頭在西方的資產，在民主監管下用於烏克蘭重建！
烏克蘭有權自決，反對美俄瓜分烏克蘭！
反戰無罪，釋放俄國所有反戰人士！
以下為行動聲明：
繼續反對俄國霸權侵略！沒有公義便沒有和平！
——「反戰動員」就俄烏戰爭第五年的聲明
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即將踏入第五年。我們對烏克蘭人頑強抗戰致敬，並嚴厲譴責普京的擴張主義戰爭，為爭奪地緣政治利益造成5、60萬烏克蘭士兵傷亡，55000名平民死傷，包括兩名參戰的香港人。美國藉和談之名對烏克蘭趁火打劫，將烏克蘭排除在談判之外，卻對俄羅斯言聽計從，同樣可恥。我們亦批評歐洲各國繼續大量入口俄羅斯天然氣，及俄羅斯的盟國繼續提供外交、軍事及經濟支持。
烏克蘭剛渡過了近年最寒冷的冬天，俄羅斯趁此加大對供電設施和鄰近民居的轟炸，影響烏克蘭主要城市幾百萬人的電力、暖氣、水供應。這種針對民用基建和平民聚居地的攻擊屬於戰爭罪行，俄羅斯必須為此負責。反戰動員要求：立即停止這場不義之戰、追究俄羅斯戰爭罪責、無條件支持烏克蘭重建。
不願割地求和 烏克蘭人疲倦仍奮戰到底
抗戰四年，烏克蘭人民確實感到疲倦。民調顯示，有72%民眾願意按現時的戰線停火，條件是得到阻嚇俄羅斯再次侵略的實質安全保障。若達不到這點，有三分二烏克蘭人願意奮戰到底，四分三人更表示堅決反對割讓更多土地換取停戰。
我們捍衞烏克蘭人民的自決權，烏克蘭民眾有權循任何途徑取得武器，武裝自衛，抗拒強鄰入侵。如果繼續抗戰，就必須為士兵和家屬提供體面的軍俸和福利。即使講和，也不可出賣國本和主權，否則只是將掠奪轉換為另一形式。戰後重建的重擔，亦不應落在基層民眾身上，包括進一步私有化、削減福利和勞工權益，來滿足外債的附加條件，否則對基層民眾而言，就算不亡國，也會亡於資本家的貪婪。
即使普京採取人海戰術，俄軍推進速度仍在減慢。烏軍的抗戰成功守住重要城鎮，亦一直消耗俄羅斯國力：俄國通脹達到14.5%，對外國債已上升至2006年來的新高，甚至在去年開始消耗黃金儲備，人口亦因徵兵和移民持續下降。
美國反而一直責難烏克蘭沒有籌碼、不肯講和，還對俄羅斯提出的和談要求照單全收。特朗普在的「28點協議」中，逼迫烏軍縮減編制，甚至割讓整個頓巴斯、札波羅熱州及赫爾松州。以上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12年來，都未曾佔據和控制的工業重鎮和防線重地。
實際上，是俄方不斷獅子開大口才令和談膠着，而普京為了維持其獨裁權力，必然會設法繼續這場侵略。目前的和談方案，正當化俄羅斯吞併烏克蘭領土，亦不會追究俄羅斯綁架烏克蘭兒童、炸毀發電站等戰爭罪行，無法防止俄羅斯未來繼續侵略。加上俄羅斯繼續有盟友支持，中國在開戰後增加俄羅斯入口石油，提供晶片、雷達等重要軍用零件，和無人機等武器，讓俄羅斯在西方制裁下，取得重要的戰爭資源。
各國必須停止支持犯戰爭罪的俄羅斯。我們支持烏克蘭拒絕荒謬的停戰條件，拒絕屈服於強權之前，捍衞領土。
基層軍人及戰時勞工未獲尊重 烏克蘭示威反國內貪腐寡頭
儘管烏克蘭人民在國難當前同仇敵愾，但國家內部其實仍有重大矛盾亟需解決。
現時在烏軍服役的大多是中下階層，因為政府通常在勞工密集的地區徵兵，而富人更容易透過賄賂和出國避過兵役。目前士兵每月僅領取約600美元的底薪，而政府在2023年為緊縮公共支出、改革作戰獎金制度後，只有直接與敵軍交戰的士兵會獲得全額獎金。士兵很多時還要自資購買作戰物資，變相減薪。
同時，政府去年開始提供高額報酬，連同免息按揭、免費教育、免費醫療等福利，吸引更多18-24歲國民參軍。對較為年長，開戰時自願參軍的士兵而言，這無疑會影響軍心。政府理應透過向富人徵税、國有化關鍵產業、充公寡頭的資產，從而為所有士兵提供更佳待遇和的福利，增加軍俸至可以體面養活家人的水平，及提升軍備生產的質素。
戰爭四年來，俄羅斯刻意空襲民用基建。每日冒險進行緊急維修和救援的，亦是前線勞工。開戰以來，已有2747名烏克蘭工人在工作中受傷，677人死亡。政府本已立法，為關鍵行業中工作、被炮火炸死炸傷的工人提供救濟。但政府將相關企業的名單列為機密，並以官僚手段拖延發放，令工人難以追討應得的補償。
去年七月，烏克蘭亦爆發全國示威，抗議澤連斯基取消反貪腐組織的獨立地位。雖然澤連斯基迅速撤回決定，亦在年尾將涉貪的總統辦公室主任葉爾馬克革職。但烏克蘭的貪腐問題仍然嚴重，能源和礦產業的寡頭，經常利用公務之便侵吞公款。烏國自從蘇聯解體後，政治權力、經濟財富一直被寡頭財閥把持。將這些社會財富置於民眾的監督，民主地實行經濟規劃，才能有效地使國內資源為戰爭需要服務；並能讓這些資源重歸於人民，投入有利普羅大眾的產業和福利，促進社會平等。
俄羅斯反戰活動未曾止息 有地下組織破壞俄羅斯鐵路
另一方面，普京政府嚴厲打壓反戰活動，已有超過2萬人因參加反戰活動被拘留，即使如此，反戰的地火仍在燃燒。例如，「女性主義反戰抵抗」、「黑衣女性」等組織繼續進行快閃式抗議；由人權律師創立的團體「方舟」亦為流亡的俄國人提供住宿和心理輔導。更有激進的地下組織「阻止戰車」破壞俄羅斯和白羅斯的鐵路，以及為破壞軍事基建的行動者提供法律和經濟援助的組織「團結區」。
我們重申反戰無罪，要求俄羅斯立即釋放所有反戰人士，停止打壓異見！
各國有義務支援正義抗戰 反對美國趁火打劫
基於公義及烏克蘭人民的福祉，我們要求俄羅斯立即停止侵略，歸還領土，並補償破壞。國際社會必須向獨裁者普京及他的統治聯盟究責，並免除烏克蘭的債務，取消私有化、削減福利等外債附帶條件，為烏國的戰後復甦移除障礙。我們反對任何他國乘勢插手烏俄和談，反對美國藉機竊取烏克蘭稀土資源，瓜分利益。我們追求正義的和平：No justice, no peace！
反對霸權侵略！俄羅斯立即停戰！立即撤軍！
支持烏克蘭抵抗，取消烏克蘭所有債務！
沒收俄羅斯國家及寡頭在西方的資產，在民主監管下用於烏克蘭重建！
烏克蘭有權自決，反對美俄瓜分烏克蘭！
反戰無罪，釋放俄國所有反戰人士！
「2025年中国十大群体抗争事件：致敬无名英雄」
通过编辑部
告别万马齐喑的2024年，2025年见证了中国民间抗争的逐渐回暖。这一年，从为生存搏命的农民、工人，到为尊严死磕的学生、家长，再到为他人不公挺身而出的网民，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直面恐惧，拒绝沉默。这一年，愤怒不再是原子化的低语。在网络，数以千万计的“电子妈妈”为小洛熙接力发声；在陕西蒲城，数万民众为素不相识的学生走上街头；在云贵高原，农民们决绝地要求“先挖习近平祖坟”；在四川江油，抗议者更是罕见地喊出了政治口号：“还我民主”。
以下是“昨天”项目精选出的2025年中国十大群体抗争事件：
- 甘肃天水幼儿园投毒案家长维权
时间： 2025年7月1日 – 7月20日 地点： 甘肃天水麦积区
这是一起为了逐利而泯灭人性的“人祸”。甘薯天水市麦积区褐石培心幼儿园为美化菜品以招揽生源，竟长期在幼儿餐食中添加有毒工业颜料，致使两百余名幼儿铅中毒。更为惊心的是，当地疾控中心的检测数据与外地权威医院结果严重背离，连日四处奔走求医的家长们痛苦地发现：公权力正在试图掩盖真相以维持“稳定”。
2025年7月20日，面对政府强迫签署的霸王条款及警察对维权代表的暴力殴打，大批家长绝望地走上街头，阻断了城市主干道。尽管抗议最终遭遇镇压，但正是家长们的坚持，让更多人透过这起事件，窥见了中国食品安全深不见底的黑幕。
- 湖南长沙外卖骑手联合示威反歧视
时间： 2025年12月22日 – 12月23日 地点： 湖南长沙
2025年12月22日，长沙合能璞丽小区出台歧视性禁入规定，并在冲突中辱骂骑手，最终引爆骑手的怒火。数百名骑手迅速集结，围堵小区大门十余小时要求当事业主道歉。次日凌晨，骑手们无惧现场的数百警察，在市区骑行示威数小时。期间，甚至有骑手身披黄袍、头戴皇冠巡游。结局极具戏剧性：各大外卖平台骑手联合拉黑该小区，导致该小区全体业主无法点餐，实现了对阶级歧视的有效反制。
- 云南昆明街头摊贩大战城管
时间： 2025年9月27日 – 9月28日 地点： 云南昆明官渡区
在经济寒冬中，对于昆明海乐世界夜市的摊贩而言，那个小小的摊位是全家最后的饭碗。然而，当地政府在“整改—招商—收费”的敛财闭环中反复折腾，摊贩们不仅被频繁收割，还要面临城管的暴力驱逐。
9月27日晚，被逼入绝境的摊贩们爆发了。面对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城管与警察，他们抄起手边的餐具、桌椅等奋起反击。现场“锅碗瓢盆满天飞”，这场混战持续了整整六个小时。这不仅是一场对抗乱收费的冲突，更是经济萧条背景下，底层民众为捍卫生存权与掠夺性城市管理进行的殊死搏斗。
- 海南琼中数千农民围攻“海胶集团”
时间： 2025年10月31日 地点： 海南琼中
面对国企海胶集团强行宣称拥有土地所有权，并野蛮砍伐村民种植的上千棵槟榔树的霸凌行径，琼中那柏村村民没有选择忍气吞声。
2025年10月31日，海南琼中上千村民发起“打倒海胶集团”行动，围堵农场，砸毁了多辆集团轿车及设施。这一行动引发全岛共鸣，多地青年驾车驰援。面对如此激烈的反弹，海胶集团最终妥协，支付58.86万元赔偿及10万元复种资金。这是本年度少有的民众通过激进抗争取得实质性胜利的案例，它残酷地证明：在强权面前，软弱只会被吞噬，唯有反抗才有一线生机。
- 深圳易力声3000工人大罢工抵制变相裁员
时间： 2025年12月4日 – 12月12日 地点： 广东深圳
知名电子厂易力声在被收购及产能转移后，利用“五天八小时超低薪”工作制作为软刀子，使工人收入骤降至不足2000元，企图逼迫老员工自离以逃避N+1赔偿。原本保护工人的《劳动法》条款，被资方搭配上超低薪后，成了清洗工人的“合法”武器。
3000名工人为此发起了持续8天的大罢工。期间，工人展现了极高的组织度。2025年12月10日晚，出现了以往工人抗争事件中罕见的一幕，面对大批维稳警察，数百工人包围厂门施压，成功迫使警察释放了被抓捕的同伴。尽管最终在资方与国家机器的双重绞杀下被迫复工，但这些主要由女性组成的抗争者表现出来的韧性与团结，让人看到了中国工人在绝境中迸发出的惊人力量。
- 云贵高原农民反强制火葬运动
时间： 2025年11月 – 12月 地点： 云南镇雄、贵州息烽、遵义等地
为了借殡葬改革敛财，云贵地方政府强推“一刀切”火葬政策，甚至做出偷挖尸体强行火化的恶行，彻底点燃了云贵农民的抗争怒火。2025年11月初，云南镇雄县中屯镇上千农民冲破由政府人员组成的路障，突破土葬禁令，抗争随即呈燎原之势。在贵州息烽，愤怒的农民喊出了“先挖习近平祖坟”的口号，包围了县长并迫使官员下跪求饶，极具冲击力地表达了对权力的蔑视。在遵义正安，2000名农民组成护葬队，成功击退了政府抢尸队，为这次波及两省三市的大规模农民抗争运动画上完美句号，也使得在这些地区实行了多年的强制火葬政策土崩瓦解。
4.“电子妈妈”助宁波“小洛熙”对抗医疗黑幕
时间： 2025年11月 – 12月 地点： 中国各地及网络
为了完成手术量KPI，宁波妇儿医院医生虚构病情，将5个月大的女婴小洛熙推向了不必要的高风险开胸手术，致其惨死手术台，全身血液几近流干。事后，母亲邓女士维权遭殴，更被院方组织的“水军”污名化。
这一惨剧引发了现象级的网络抗争。尸检报告公布后，上千万网友化身“电子妈妈”，发起了一场对抗公权力审查与水军抹黑的舆论战争。他们在车上以及挎包上张贴标语，让小洛熙的遭遇传遍中国，她们在网络上接力发帖，让“宁波的风”吹到了全世界。将这起原本可能被“和谐”的医疗事故推向了全民追责的高度，最终迫使官方无法装聋作哑。
- 河南许昌六中上千学生、家长砸学校
时间： 2025年5月23日 – 5月25日 地点： 河南许昌
2025年5月23日，许昌第六中学13岁女生吴怡佳，因无法忍受班主任长期的侮辱性体罚与孤立，从16楼一跃而下。面对鲜活生命的逝去，校方与涉事教师不仅拒绝担责，反而表现出极度的冷漠，甚至将责任归咎于原生家庭。这种傲慢彻底引爆了公众的怒火。
5月25日，上千名学生、家长及市民包围学校。年轻的学生们展现了惊人的行动力，他们在校墙喷涂触目惊心的“血债血偿”，向校内抛撒传单、投掷杂物并砸碎窗户。当局随即出动特警，动用辣椒水暴力清场。虽然吴怡佳的父亲在官方高压下被迫“平息事态”，但网络上学生们那句“宝宝，我们帮你讨回公道了”，已然成为年轻一代不畏强权、宁折不弯的最佳注脚。
- 陕西蒲城学生坠亡引发万人抗议
时间： 2025年1月2日 – 1月6日 地点： 陕西渭南蒲城县
2025年1月2日，蒲城职教中心学生党昶鑫不幸坠亡。校方迅速定性为“高空坠落”，并没收手机、软禁家属，引发公众强烈不满。1月5日晚，由于警察殴打并强行抓走了死者舅舅，矛盾彻底激化，事件也迅速升级为大规模示威。6日，数万愤怒的民众走上街头，冲破大门进入校园并砸毁部分学校设施。期间，抗争者勇敢地与大批维稳警察对抗，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有多名学生因此遭到警察疯狂殴打。该事件是2025年规模最大的抗争事件，也由此拉开了2025年民间抗争的序幕。
- 四川江油数千人反霸凌示威
时间： 2025年7月22日 – 8月4日 地点： 四川江油
这原本是一宗性质恶劣的未成年人霸凌案件，三名施暴者手段残忍，却被警方定性为“轻微伤”并作出从轻处理，由此迅速引发社会强烈不满。2025年8月4日，数千名市民走上街头，为受害女孩寻求公正，却遭到大批警察两次暴力镇压。面对警察，抗议人群并未退却，反而高喊出“还我民主”的口号。它标志着民众的诉求，已经从对单一司法个案的不满，上升到了对整个政治体制的反思与挑战，使其成为2025年中国群体抗争的一个标志性时刻。
致敬无名英雄
他们并非天生的勇士，他们只是普通人，但他们在为自己和他人挺身而出的时候，展现出了惊人的勇气。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名字永远不会为人所知。他们中的许多人正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或许正在经历着漫长的牢狱与孤寂。但正是这些无名之人，用自己的自由与血泪，在铁幕之上撞出了一道裂缝，透出微弱却真实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