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聯合左翼平台」聲明
2025年11月28日
土日兀 譯
□ 本聲明由聯合左翼平台（United Left Platform, ULP）發佈。該組織匯集了一批獨立的革命社會主義組織，鑑於美國和全球左翼、受壓迫群體及整個工人階級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威權的攻擊，這些組織正在積極尋求合作機會。該平台以對政治獨立的承諾、以社會鬥爭和群眾行動為重點的戰略方針，以及在所有合作中堅持民主組織形式為紐帶。ULP的成員組織包括國際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組織(International Marxist Humanist Organization)、社會主義地平線(Socialist Horizon)、團結社(Solidarity)、暴風雨集體(Tempest Collective)和工人之聲(Workers Voice)。
以下是聲明正文：
■ 當下對拉丁美洲的國家與人民——以及美國各地的社區——來說，都極為危險。美國政府的行動讓我們所有人都處於危險之中。
雖然特朗普政權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炸毀小船的殺戮性事件本身就是世界級的罪行，但這些事件並非孤立發生。他們公開表明特朗普及其政府意圖對委內瑞拉開戰，以扶植一位親美的政權。或是強迫現有政府將委內瑞拉的石油資源交給美國企業開發。
船隻爆炸案的藉口是一個明顯的謊言。委內瑞拉不生產芬太尼，而芬太尼是美國大多數毒品相關死亡的主因，且進入美國的非法毒品中，經由委內瑞拉的不到10%。這些謀殺案並非為了「阻止毒品恐怖主義」，而是展現帝國權力，能隨意暗殺，甚至不假逮捕或審判。
他們也與美國城市和城鎮中對司法程序或「法治」同樣的蔑視密切相關，在那裡被稱為「移民海關執法局（ICE）」的蒙面恐怖幫派從移民社區的街頭、工作地點、商店和托兒中心綁架人們並使他們消失，將他們的人視為無權利且無需救濟的次等人。
這場運動毫不掩飾其種族主義本質。當特朗普打擊委內瑞拉尋求庇護者並將202年難民接納降至零的同時，他卻破例以南非「白人種族滅絕」的荒謬藉口為由，讓七千名白人阿非利卡人入境美國。
在我們社區中，反對ICE突襲的龐大而壯麗的抵抗，需要與反戰動員共同行動，阻止特朗普對委內瑞拉和拉丁美洲的攻擊。特朗普參選總統時，欺騙性地向他的MAGA支持者承諾他將結束美國的「永無止境的戰爭」。 執政期間，他不僅延續了以美在加薩的種族滅絕，他現在也在追求一條會在拉丁美洲引發整個大陸混亂的道路。
特朗普匪幫的目標不僅是粉碎2000年代初「玻利瓦爾革命」所剩餘的希望。同時也旨在孤立哥倫比亞溫和進步派政府，加強特朗普與極右政權阿根廷的聯盟，並鼓舞希望恢復特朗普好友博爾索納羅領導下巴西新法西斯統治的軍隊。
委內瑞拉的馬杜羅政府帶有壓制性且不受歡迎。儘管聲稱如此，它並未維持社會主義經濟。我們不是這個政權的支持者。除了美國帝國主義對委內瑞拉施加的嚴厲刑事制裁外，馬杜羅也對這場災難性的經濟狀況和社會災難負有一定責任，這些災難迫使數百萬委內瑞拉人離開該國。
任何由帝國主義強加的政權更迭，只會使這場災難更加惡化。我們要求「停止插手委內瑞拉」、「結束所有美國制裁」，並聲援委內瑞拉人民，支持他們擁有國家主權的權利，並組織爭取國內的民主權利。
我們了解，對於共和黨教派中的軍國主義新保守派，特別是特朗普的國務卿兼國家安全顧問魯比歐來說，委內瑞拉是古巴長期以來政權更迭幻想的初步目標，目的是完成美國在拉丁美洲資本主義霸權的恢復。
這一切會走多遠？本質上，特朗普和極右派在民眾抵抗阻止他們之前，被允許的範圍就多大。只有以抗議、罷工和直接行動形式大規模動員反戰行動，才能阻止帝國戰爭機器，以及特朗普非法且違憲的ICE恐怖行徑和駭人聽聞的驅逐行動。
這些並非獨立的鬥爭。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水域炸毀船隻並非配角，而是帝國總統傲慢與有罪不罰的展現，對整個半球乃至世界造成可怕的影響。我們呼籲所有社會運動與勞工活動家、工會、社區及你們在美國的組織，反對美國對委內瑞拉的所有侵略，並準備集體走上街頭，捍衛委內瑞拉人民的自決權。
社会主义者反对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战争
通过编辑部
当今东亚的天空再一次被战争与对抗的阴云笼罩——一声挑衅，一句战争威胁，便可能将无数普通人的命运推入深渊。2025年11月，高市早苗（日本首相／执政党领袖）在日本国会公开宣称：若“中国对台湾动武”，日本可能以“存亡危机事态”为由，动用武力集体自卫。 这一言论，立即引起北京的强烈反弹与外交抗议。中国外交部与国防部警告称：任何对“底线”的触碰都将导致“毁灭性失败”。
然而，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必须超越这种表面的“民族对立”，看清一切：这不是“民主对威权”的简单对峙，也不是“传统仇敌”的历史重演；这是现代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权力与国家机器之间的新一轮争夺，是普通人民命运被大国政治与资本利益无情牵动的悲剧。
我们坚决拒绝站在任何一方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立场上 —— 我们站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与被剥削的人民一边。无论带着“民主”“主权”“复兴”旗号的战争威胁如何包装，其背后都是剥削、压迫与对利润与资源的掠夺。
帝国主义战争的非正义性
根据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与金融资本主导阶段，大国之间为了争夺市场、资源与战略据点，战争便成为资本输出与扩张的工具。国家之间所谓的“领土争端”“民族纠纷”“历史问题”，经常被充当借口与遮羞布。
而今，我们看到一个新面孔的帝国主义——它披着“社会主义”外衣、行使高度国家权力，铸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血汗工厂。这个新兴的帝国主义通过国家机器集中资本、压制异议、对内高压、对外扩张，它与传统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并无根本区别。它或许宣称“社会主义”，但其逻辑却是资本积累、权力扩张、对外威慑。
当这个“新兴帝国主义”面对外部挑战而发出军事警告时，它的动机不是为了“民族尊严”，而是为了巩固统治集团的利益、维护全球资本与资源版图。这种制度与传统帝国主义制度，在阶级本质上，是一体的。
因此，当中国政府对日本的言论回应强硬、发布所谓“毁灭性失败”警告，也不能被简单视作抗侵略行动；它也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政权在利用“民族主义”“主权”包装其霸权野心。社会主义者必须对其保持同样毫不宽恕的批判。
日本帝国主义重整军备的野心
右派的高市早苗挑战历史与现实，她通过强调“台湾有事”“日本存亡”的论调，试图复兴军国主义，以“民族”“国家安全”“主权”为旗号，为军事介入制造合法性。
与此同时，中国当局与官方宣传，也以捍卫“主权”“统一”为名，高举民族主义旗帜，加剧对外对抗与对内高压 —— 甚至向日本发出武力威胁、警告“干涉必受惨痛代价”。
这两股力量看似对立，实则殊途同归 —— 它们都是资产阶级动用民族主义与国家机器，实现压迫、统治与扩张的工具。它们通过激发民族仇恨与国家恐惧，把原本该追求团结、解放的人民，变成对立的炮灰。
民族主义不过是统治阶级分裂人民、转移矛盾、维持统治的毒药。社会主义者绝不能为任何一方民族主义工具所利用。
正如托洛茨基同志在《过渡纲领》中所言：资本主义本身一无出路，它把最后的希望押在民族主义这张王牌上。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们的武器
正如 列夫·托洛茨基 所强调的 —— 无产阶级的解放不属于任何民族，也不属于任何国家机器。我们不能被国界、民族、肤色、语言分割。我们的使命，是号召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无论他们来自中国、日本，还是其他地方——团结起来，共同对抗资本主义制度，冲破帝国主义枷锁。
我们必须发起跨国界、跨民族的国际主义运动，让中国的工人、被压迫民族，与日本乃至全球的无产者认清：他们真正的敌人不是对方，而是资本与国家机器，是剥削与战争制度。
我们要建立真正的国际主义反战组织——既反对右翼军国主义，也不放过披“社会主义”外衣、实为压迫与扩张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权。我们要通过宣传、组织、斗争——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为被压迫人类的解放而战。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把民族主义的利刃，变为国际主义的旗帜；把战争机器，变成人民解放的桥梁。
只有这样，和平才不再是资本与权力的操控手段；和平才不再是国家利益之间的短暂交易；和平才是属于被剥削人民、被压迫民族，与后代子孙——真正从战争与剥削中解放出来的胜利。
历史的选择 —— 站在人民一边
今日的中日冲突，并非两个民族之间不可调和的仇恨，也不是历史恩怨的简单重演。而是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次震荡，是资本、权力与地缘政治利益之间的新一轮较量。
社会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不论他们来自何处；不论他们身处怎样的国界。我们要坚定地高举国际主义与社会主义旗帜，拒绝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战争、民族主义对抗、资本掠夺与阶级压迫。
历史将记住：当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火苗燃起，当资本与权力的阴影笼罩，当国家机器准备动员战争之时，是谁站出来，为全人类的解放、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团结、为真正的和平与社会主义而斗争。
然而，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必须超越这种表面的“民族对立”，看清一切：这不是“民主对威权”的简单对峙，也不是“传统仇敌”的历史重演；这是现代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权力与国家机器之间的新一轮争夺，是普通人民命运被大国政治与资本利益无情牵动的悲剧。
我们坚决拒绝站在任何一方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立场上 —— 我们站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与被剥削的人民一边。无论带着“民主”“主权”“复兴”旗号的战争威胁如何包装，其背后都是剥削、压迫与对利润与资源的掠夺。
帝国主义战争的非正义性
根据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与金融资本主导阶段，大国之间为了争夺市场、资源与战略据点，战争便成为资本输出与扩张的工具。国家之间所谓的“领土争端”“民族纠纷”“历史问题”，经常被充当借口与遮羞布。
而今，我们看到一个新面孔的帝国主义——它披着“社会主义”外衣、行使高度国家权力，铸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血汗工厂。这个新兴的帝国主义通过国家机器集中资本、压制异议、对内高压、对外扩张，它与传统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并无根本区别。它或许宣称“社会主义”，但其逻辑却是资本积累、权力扩张、对外威慑。
当这个“新兴帝国主义”面对外部挑战而发出军事警告时，它的动机不是为了“民族尊严”，而是为了巩固统治集团的利益、维护全球资本与资源版图。这种制度与传统帝国主义制度，在阶级本质上，是一体的。
因此，当中国政府对日本的言论回应强硬、发布所谓“毁灭性失败”警告，也不能被简单视作抗侵略行动；它也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政权在利用“民族主义”“主权”包装其霸权野心。社会主义者必须对其保持同样毫不宽恕的批判。
日本帝国主义重整军备的野心
右派的高市早苗挑战历史与现实，她通过强调“台湾有事”“日本存亡”的论调，试图复兴军国主义，以“民族”“国家安全”“主权”为旗号，为军事介入制造合法性。
与此同时，中国当局与官方宣传，也以捍卫“主权”“统一”为名，高举民族主义旗帜，加剧对外对抗与对内高压 —— 甚至向日本发出武力威胁、警告“干涉必受惨痛代价”。
这两股力量看似对立，实则殊途同归 —— 它们都是资产阶级动用民族主义与国家机器，实现压迫、统治与扩张的工具。它们通过激发民族仇恨与国家恐惧，把原本该追求团结、解放的人民，变成对立的炮灰。
民族主义不过是统治阶级分裂人民、转移矛盾、维持统治的毒药。社会主义者绝不能为任何一方民族主义工具所利用。
正如托洛茨基同志在《过渡纲领》中所言：资本主义本身一无出路，它把最后的希望押在民族主义这张王牌上。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们的武器
正如 列夫·托洛茨基 所强调的 —— 无产阶级的解放不属于任何民族，也不属于任何国家机器。我们不能被国界、民族、肤色、语言分割。我们的使命，是号召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无论他们来自中国、日本，还是其他地方——团结起来，共同对抗资本主义制度，冲破帝国主义枷锁。
我们必须发起跨国界、跨民族的国际主义运动，让中国的工人、被压迫民族，与日本乃至全球的无产者认清：他们真正的敌人不是对方，而是资本与国家机器，是剥削与战争制度。
我们要建立真正的国际主义反战组织——既反对右翼军国主义，也不放过披“社会主义”外衣、实为压迫与扩张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权。我们要通过宣传、组织、斗争——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为被压迫人类的解放而战。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把民族主义的利刃，变为国际主义的旗帜；把战争机器，变成人民解放的桥梁。
只有这样，和平才不再是资本与权力的操控手段；和平才不再是国家利益之间的短暂交易；和平才是属于被剥削人民、被压迫民族，与后代子孙——真正从战争与剥削中解放出来的胜利。
历史的选择 —— 站在人民一边
今日的中日冲突，并非两个民族之间不可调和的仇恨，也不是历史恩怨的简单重演。而是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次震荡，是资本、权力与地缘政治利益之间的新一轮较量。
社会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不论他们来自何处；不论他们身处怎样的国界。我们要坚定地高举国际主义与社会主义旗帜，拒绝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战争、民族主义对抗、资本掠夺与阶级压迫。
历史将记住：当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火苗燃起，当资本与权力的阴影笼罩，当国家机器准备动员战争之时，是谁站出来，为全人类的解放、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团结、为真正的和平与社会主义而斗争。
马姆达尼的初选胜利对于劳动人民意味着什么？
通过编辑部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 (DSA) 成员、代表皇后区部分地区的纽约州众议员佐赫兰·马姆达尼 (Zohran Mamdani) 于7月1日赢得了纽约市民主党市长初选。他的胜利表明，左翼政治政策的支持率正在高涨，民主党面临的合法性危机也日益加剧。马姆达尼声称，他成功的初选活动堪称典范，展现了民主党人如何“团结党、建设党，以便我们能够对抗并击败华盛顿特区的右翼威权主义”。
发生了什么
马姆达尼初选时几乎无人知晓。今年2月，他的民调支持率略高于1%，但马姆达尼对日常经济改革的关注和社交媒体的精通迅速帮助他声名鹊起。当科莫和亚当斯深陷各种复杂的性丑闻和财务丑闻时，马姆达尼勾勒出了一个更清晰的愿景，旨在解决纽约住房危机、高昂的儿童保育费用、公共交通资金不足以及食品杂货价格上涨等问题。
马姆达尼在逆境中获胜。民主党建制派强烈反对他的参选。参议员查克·舒默和众议员哈基姆·杰弗里斯等民主党领袖拒绝在初选中支持马姆达尼，而纽约州众议员劳拉·吉伦和汤姆·苏奥齐则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的政治立场——吉伦称马姆达尼是“纽约绝对错误的选择”，而苏奥齐则表达了他对这位众议员的“严重担忧”。更不用说来自民主党顶级捐赠者（包括亿万富翁迈克尔·布隆伯格）的数千万美元资金已经投入到安德鲁·科莫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该委员会原本试图在初选中击败马姆达尼，现在又要在11月的选举中将其击败。
民主党危机
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惨败，以及在唐纳德·特朗普侵犯移民、LGBTQ群体和女性公民权利的背景下懦弱无为之后，民主党陷入了危机。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无法声称自己代表工人阶级。此外，大多数工人并不定期在任何选举中投票。
民主党在工人阶级、黑人和拉美裔群体中曾经获得的微薄支持正在日益减少，他们争取富裕、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的努力也失败了。民主党对以色列种族灭绝的支持，加上国内的紧缩政策，已使其整体公众支持率跌至历史低点。
而马姆达尼则毫不掩饰他振兴衰败民主党的计划。他已经开始扮演“局外人”候选人的角色，吸引那些对两党建制派领导层不满的人士。选民的回归对民主党来说是一个重大问题，因为民主党要么因为特朗普的胜选而失去了其“历史性”基础的很大一部分，要么因为没有参加2024年大选而失去了它。
Gothamist最近发表了一项分析报告，指出“在 2024 年大选中，马姆达尼赢得了特朗普胜选的 30% 的初选选区，并在支持特朗普的选区获得了超过 3.5 万张选票。在马姆达尼去年 11 月拍摄的皇后区牙买加山路口附近，2024 年的选民支持共和党的比例接近 25 个百分点。周二，马姆达尼在那里以 84.2% 的得票率获胜。” 这些数据表明，无论马姆达尼是否有意为之，他的政治策略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他利用自己作为活动家的历史和“反建制”精神，将不满的选民重新拉回民主党阵营。
近期，马姆达尼试图争取民主党“中间派”主流的支持，与华盛顿的党内领导人、党内主要金主以及纽约的大企业高管会面。与此同时，他的言论也逐渐偏右。他逐渐放弃了此前坚定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并在纽约市骄傲游行中与纽约警察局的警员握手。自2021年以来，这些警员已被禁止正式参加游行。
马姆达尼是一位年轻且极具魅力的民主党候选人，他的政治纲领关注现实的物质问题，引起了选民的共鸣。他的参选对原本举步维艰的民主党来说可能是一大福音。民主党人是会接受这份礼物，还是试图在大选中击败马姆达尼，还有待观察。这个问题在党内造成了分裂。一方面，马姆达尼选择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高级顾问兼奥巴马顾问杰弗里·勒纳担任他的通讯主管，并正在考虑让杰西卡·蒂施继续担任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另一方面，一些民主党的捐赠者和官员似乎仍然支持亚当斯和科莫，两人都已提交文件，将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大选。
这对工人意味着什么？
自2016年伯尼·桑德斯首次参加总统竞选以来，我们见证了“进步派”民主党人参选公职的激增。桑德斯的运动为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奠定了基础，而后者又激励了无数地方、州和联邦候选人。民主党初选几乎总是会出现一位“进步派”候选人。与此同时，尽管宣称反种族主义和支持工人阶级政策的政客层出不穷，但美国境内却持续存在着日益壮大且危险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
通常，资本的需求，尤其是在大额捐赠者和党内官员身上体现出来的需求，驱使这些“进步”的民主党政客采取违背工人阶级利益的行动。例如，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投票支持2023年的铁路工人罢工，最近又投票反对削减以色列“铁穹”导弹防御计划的资金。桑德斯臭名昭著地投票支持2002年《授权对伊拉克使用军事力量的决议》，从而引发了帝国主义的伊拉克战争。最近，桑德斯极力竞选，希望拜登在2020年当选，而拜登却无条件地通过财政和军事援助助长了加沙的种族灭绝。
马姆达尼在民主党初选中当选，有力地表明了那些旨在满足民众迫切物质需求的看似“社会主义”的政策广受欢迎。然而，他上任后是否会坚持其宣称的意图，更不用说兑现承诺的改革，仍是一个未知数。显而易见的是，即使我们假设马姆达尼个人表现良好，美国政府机构及其资本主义受益者，包括民主党内部的重要成员，也准备好对抗任何改革方案，除非这些方案是最胆怯的。与此同时，像桑德斯和AOC这样的人物将引诱他加入民主党政治机器。
推动纽约市工人阶级政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工会成员和有组织的进步社会运动的活跃程度和方向。赢得改革是动员这些基础力量、在夺取革命力量的道路上建立工人阶级意识和组织的关键。然而，争取重大改革的斗争必须由一个有原则的、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来引导和扎根，无论谁上台，这个政党都要为变革而战。这不是把任何一位带着社会主义言论的左翼候选人推上政府权力的问题。历史证明，这种通过选举手段逐步将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尝试最终会以工人阶级的失败和痛苦告终。相反，工人们必须利用选举来动员我们阶级的力量，并衡量我们在革命斗争中的力量。
左翼竞选运动的最终考验在于它能否加强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组织——这场运动能够孕育出自己的领导者，并在阶级斗争中为自身的革命利益而战。美国当前的形势要求我们勤奋工作，采取具体措施，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每天为劳动人民和被压迫者毫不妥协地奋斗。不幸的是，马姆达尼试图重燃人们对“进步”民主党前景的信心，并日益卷入其政党政治，这只会使政治上致命的幻想永久化，并阻碍具有挑战性但必要的集体党建工作。
发生了什么
马姆达尼初选时几乎无人知晓。今年2月，他的民调支持率略高于1%，但马姆达尼对日常经济改革的关注和社交媒体的精通迅速帮助他声名鹊起。当科莫和亚当斯深陷各种复杂的性丑闻和财务丑闻时，马姆达尼勾勒出了一个更清晰的愿景，旨在解决纽约住房危机、高昂的儿童保育费用、公共交通资金不足以及食品杂货价格上涨等问题。
马姆达尼在逆境中获胜。民主党建制派强烈反对他的参选。参议员查克·舒默和众议员哈基姆·杰弗里斯等民主党领袖拒绝在初选中支持马姆达尼，而纽约州众议员劳拉·吉伦和汤姆·苏奥齐则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的政治立场——吉伦称马姆达尼是“纽约绝对错误的选择”，而苏奥齐则表达了他对这位众议员的“严重担忧”。更不用说来自民主党顶级捐赠者（包括亿万富翁迈克尔·布隆伯格）的数千万美元资金已经投入到安德鲁·科莫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该委员会原本试图在初选中击败马姆达尼，现在又要在11月的选举中将其击败。
民主党危机
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惨败，以及在唐纳德·特朗普侵犯移民、LGBTQ群体和女性公民权利的背景下懦弱无为之后，民主党陷入了危机。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无法声称自己代表工人阶级。此外，大多数工人并不定期在任何选举中投票。
民主党在工人阶级、黑人和拉美裔群体中曾经获得的微薄支持正在日益减少，他们争取富裕、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的努力也失败了。民主党对以色列种族灭绝的支持，加上国内的紧缩政策，已使其整体公众支持率跌至历史低点。
而马姆达尼则毫不掩饰他振兴衰败民主党的计划。他已经开始扮演“局外人”候选人的角色，吸引那些对两党建制派领导层不满的人士。选民的回归对民主党来说是一个重大问题，因为民主党要么因为特朗普的胜选而失去了其“历史性”基础的很大一部分，要么因为没有参加2024年大选而失去了它。
Gothamist最近发表了一项分析报告，指出“在 2024 年大选中，马姆达尼赢得了特朗普胜选的 30% 的初选选区，并在支持特朗普的选区获得了超过 3.5 万张选票。在马姆达尼去年 11 月拍摄的皇后区牙买加山路口附近，2024 年的选民支持共和党的比例接近 25 个百分点。周二，马姆达尼在那里以 84.2% 的得票率获胜。” 这些数据表明，无论马姆达尼是否有意为之，他的政治策略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他利用自己作为活动家的历史和“反建制”精神，将不满的选民重新拉回民主党阵营。
近期，马姆达尼试图争取民主党“中间派”主流的支持，与华盛顿的党内领导人、党内主要金主以及纽约的大企业高管会面。与此同时，他的言论也逐渐偏右。他逐渐放弃了此前坚定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并在纽约市骄傲游行中与纽约警察局的警员握手。自2021年以来，这些警员已被禁止正式参加游行。
马姆达尼是一位年轻且极具魅力的民主党候选人，他的政治纲领关注现实的物质问题，引起了选民的共鸣。他的参选对原本举步维艰的民主党来说可能是一大福音。民主党人是会接受这份礼物，还是试图在大选中击败马姆达尼，还有待观察。这个问题在党内造成了分裂。一方面，马姆达尼选择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高级顾问兼奥巴马顾问杰弗里·勒纳担任他的通讯主管，并正在考虑让杰西卡·蒂施继续担任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另一方面，一些民主党的捐赠者和官员似乎仍然支持亚当斯和科莫，两人都已提交文件，将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大选。
这对工人意味着什么？
自2016年伯尼·桑德斯首次参加总统竞选以来，我们见证了“进步派”民主党人参选公职的激增。桑德斯的运动为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奠定了基础，而后者又激励了无数地方、州和联邦候选人。民主党初选几乎总是会出现一位“进步派”候选人。与此同时，尽管宣称反种族主义和支持工人阶级政策的政客层出不穷，但美国境内却持续存在着日益壮大且危险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
通常，资本的需求，尤其是在大额捐赠者和党内官员身上体现出来的需求，驱使这些“进步”的民主党政客采取违背工人阶级利益的行动。例如，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投票支持2023年的铁路工人罢工，最近又投票反对削减以色列“铁穹”导弹防御计划的资金。桑德斯臭名昭著地投票支持2002年《授权对伊拉克使用军事力量的决议》，从而引发了帝国主义的伊拉克战争。最近，桑德斯极力竞选，希望拜登在2020年当选，而拜登却无条件地通过财政和军事援助助长了加沙的种族灭绝。
马姆达尼在民主党初选中当选，有力地表明了那些旨在满足民众迫切物质需求的看似“社会主义”的政策广受欢迎。然而，他上任后是否会坚持其宣称的意图，更不用说兑现承诺的改革，仍是一个未知数。显而易见的是，即使我们假设马姆达尼个人表现良好，美国政府机构及其资本主义受益者，包括民主党内部的重要成员，也准备好对抗任何改革方案，除非这些方案是最胆怯的。与此同时，像桑德斯和AOC这样的人物将引诱他加入民主党政治机器。
推动纽约市工人阶级政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工会成员和有组织的进步社会运动的活跃程度和方向。赢得改革是动员这些基础力量、在夺取革命力量的道路上建立工人阶级意识和组织的关键。然而，争取重大改革的斗争必须由一个有原则的、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来引导和扎根，无论谁上台，这个政党都要为变革而战。这不是把任何一位带着社会主义言论的左翼候选人推上政府权力的问题。历史证明，这种通过选举手段逐步将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尝试最终会以工人阶级的失败和痛苦告终。相反，工人们必须利用选举来动员我们阶级的力量，并衡量我们在革命斗争中的力量。
左翼竞选运动的最终考验在于它能否加强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组织——这场运动能够孕育出自己的领导者，并在阶级斗争中为自身的革命利益而战。美国当前的形势要求我们勤奋工作，采取具体措施，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每天为劳动人民和被压迫者毫不妥协地奋斗。不幸的是，马姆达尼试图重燃人们对“进步”民主党前景的信心，并日益卷入其政党政治，这只会使政治上致命的幻想永久化，并阻碍具有挑战性但必要的集体党建工作。
伊朗工會關於戰爭、種族滅絕和帝國主義的聲明
通过编辑部
伊朗獨立組織反對戰爭和好戰政策集體聲明
2025年6月17日
李明 譯
鑒於伊朗和更廣泛地區當前不穩定和危險的局勢，以下簽署的組織認為他們有責任採取集體立場。
伊朗的勞動者——工人、教師、護士、退休人員和其他工薪階層——沒有也不會從戰爭、軍國主義的蔓延、對國家的轟炸或專制和剝削政策中受益。
以色列的軍事襲擊和對伊朗不同地區（包括基礎設施、工作場所、煉油廠和住宅區）的數百個目標的轟炸是好戰議程的一部分，普通人，尤其是工人階級，正在為此付出生命和生計的代價。
以色列聲稱它對伊朗人民沒有敵意，這只不過是一個謊言和政治宣傳。就在昨天，以色列國防部長威脅要「燒毀德黑蘭」。特朗普和其他美國官員的一再威脅，以及西方政府對這些行動的全力支持，只會加劇該地區的緊張局勢、不安全和破壞。
以色列和美國政府是當前加沙種族滅絕以及該地區和世界各地許多其他罪行的主要肇事者。與此同時，聯合國等國際機構儘管虛偽地聲稱要促進和平，但在這些暴行面前保持沉默，並且是同一統治體系的一部分。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及其利潤驅動的邏輯和帝國主義權力，是戰爭、人類災難和環境破壞的根本原因之一。
伊朗工人階級不僅沒有從這些戰爭中得到任何好處，而且他們直接成為戰爭的目標。持續的經濟制裁、臃腫的軍事預算和對公民自由的限制只會導致更大的貧困、更嚴重的鎮壓、饑餓、死亡和數百萬人的流離失所。
我們，伊朗的獨立勞工和人民組織以及活動家，對美國和以色列打算給我們帶來自由、平等或正義不抱任何幻想——正如我們對伊斯蘭共和國的壓迫、干涉主義、冒險主義和反勞工的政策和做法不抱任何幻想一樣。
多年來，我們伊朗的工人和勞動者為實現我們最基本的權利和生活條件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我們忍受了監禁、酷刑、處決、驅逐、威脅和毆打，但我們仍然被剝奪了組織自由、聚集和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這個國家的工人和勞動者有理由對伊斯蘭共和國的統治和資本家感到憤怒和厭倦，他們背著我們積累了四十多年的天文數字財富，同時讓我們一直處於不安全和貧困之中。所有對伊朗工人、婦女、青年和被壓迫者負有責任的官員和機構都必須受到被壓迫者的起訴和問責。
作為工人，我們的鬥爭是一場社會和階級的鬥爭。它將依靠我們自己的力量，追隨最近社會運動的腳步，如「麵包、工作、自由」（Bread, Work, Freedom）和「婦女、生命、自由」（Woman, Life, Freedom），並在國際工人階級和所有人道主義、尋求自由和以平等為導向的力量的支援下，繼續前進。
繼續沿著當前的戰爭道路前進只會帶來進一步的破壞、不可逆轉的環境破壞和新的人類悲劇。伊朗的工人階級和被壓迫人民——就像整個地區的被壓迫者一樣——是這種情況的主要受害者。
以下簽署的組織呼籲世界各地的所有工會、人權團體、反戰聯盟、環境活動家和和平運動團結起來，要求立即結束戰爭、轟炸、殺害無辜者和破壞自然，並支援伊朗和更廣泛地區人民反對種族滅絕的鬥爭。好戰和壓迫。
中東人民需要結束地區和全球大國之間破壞性的緊張局勢，並建立持久的和平——在這種和平中，人們可以通過組織、大規模動員、日益增長的抗議運動和直接的集體參與來決定自己的命運。
對戰爭說不 ——對好戰政策說不！
立即停火是我們的迫切要求！
簽署：
德黑蘭和郊區巴士公司工會（Tehran and Suburbs Bus Company Workers’ Union）
Haft Tapeh甘蔗工人工會（Haft Tapeh Sugarcane Workers’ Union）
胡齊斯坦退休工人（Khuzestan Retired Workers）
養老金領取者工會（Pensioners’ Union）
説明建立勞動組織的協調委員會（Coordination Committee to Help Establish Labor Organizations）
養老金領取者聯盟（Pensioners’ Union Group）
2025年6月17日
李明 譯
鑒於伊朗和更廣泛地區當前不穩定和危險的局勢，以下簽署的組織認為他們有責任採取集體立場。
伊朗的勞動者——工人、教師、護士、退休人員和其他工薪階層——沒有也不會從戰爭、軍國主義的蔓延、對國家的轟炸或專制和剝削政策中受益。
以色列的軍事襲擊和對伊朗不同地區（包括基礎設施、工作場所、煉油廠和住宅區）的數百個目標的轟炸是好戰議程的一部分，普通人，尤其是工人階級，正在為此付出生命和生計的代價。
以色列聲稱它對伊朗人民沒有敵意，這只不過是一個謊言和政治宣傳。就在昨天，以色列國防部長威脅要「燒毀德黑蘭」。特朗普和其他美國官員的一再威脅，以及西方政府對這些行動的全力支持，只會加劇該地區的緊張局勢、不安全和破壞。
以色列和美國政府是當前加沙種族滅絕以及該地區和世界各地許多其他罪行的主要肇事者。與此同時，聯合國等國際機構儘管虛偽地聲稱要促進和平，但在這些暴行面前保持沉默，並且是同一統治體系的一部分。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及其利潤驅動的邏輯和帝國主義權力，是戰爭、人類災難和環境破壞的根本原因之一。
伊朗工人階級不僅沒有從這些戰爭中得到任何好處，而且他們直接成為戰爭的目標。持續的經濟制裁、臃腫的軍事預算和對公民自由的限制只會導致更大的貧困、更嚴重的鎮壓、饑餓、死亡和數百萬人的流離失所。
我們，伊朗的獨立勞工和人民組織以及活動家，對美國和以色列打算給我們帶來自由、平等或正義不抱任何幻想——正如我們對伊斯蘭共和國的壓迫、干涉主義、冒險主義和反勞工的政策和做法不抱任何幻想一樣。
多年來，我們伊朗的工人和勞動者為實現我們最基本的權利和生活條件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我們忍受了監禁、酷刑、處決、驅逐、威脅和毆打，但我們仍然被剝奪了組織自由、聚集和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這個國家的工人和勞動者有理由對伊斯蘭共和國的統治和資本家感到憤怒和厭倦，他們背著我們積累了四十多年的天文數字財富，同時讓我們一直處於不安全和貧困之中。所有對伊朗工人、婦女、青年和被壓迫者負有責任的官員和機構都必須受到被壓迫者的起訴和問責。
作為工人，我們的鬥爭是一場社會和階級的鬥爭。它將依靠我們自己的力量，追隨最近社會運動的腳步，如「麵包、工作、自由」（Bread, Work, Freedom）和「婦女、生命、自由」（Woman, Life, Freedom），並在國際工人階級和所有人道主義、尋求自由和以平等為導向的力量的支援下，繼續前進。
繼續沿著當前的戰爭道路前進只會帶來進一步的破壞、不可逆轉的環境破壞和新的人類悲劇。伊朗的工人階級和被壓迫人民——就像整個地區的被壓迫者一樣——是這種情況的主要受害者。
以下簽署的組織呼籲世界各地的所有工會、人權團體、反戰聯盟、環境活動家和和平運動團結起來，要求立即結束戰爭、轟炸、殺害無辜者和破壞自然，並支援伊朗和更廣泛地區人民反對種族滅絕的鬥爭。好戰和壓迫。
中東人民需要結束地區和全球大國之間破壞性的緊張局勢，並建立持久的和平——在這種和平中，人們可以通過組織、大規模動員、日益增長的抗議運動和直接的集體參與來決定自己的命運。
對戰爭說不 ——對好戰政策說不！
立即停火是我們的迫切要求！
簽署：
德黑蘭和郊區巴士公司工會（Tehran and Suburbs Bus Company Workers’ Union）
Haft Tapeh甘蔗工人工會（Haft Tapeh Sugarcane Workers’ Union）
胡齊斯坦退休工人（Khuzestan Retired Workers）
養老金領取者工會（Pensioners’ Union）
説明建立勞動組織的協調委員會（Coordination Committee to Help Establish Labor Organizations）
養老金領取者聯盟（Pensioners’ Union Group）
川普為什麼要解除對敘利亞的製裁？
通过编辑部
5月13日，在沙烏地阿拉伯之行的第一天，唐納德·川普總統宣布結束對敘利亞的製裁。四天前，川普本人曾表示，制裁將再維持一年。是什麼讓美帝國主義的首腦改變了主意？
作者：國際工人聯盟-第四國際（IWL-FI）
國際局勢的動盪，是迫使美帝國主義讓步的第一個原因：敘利亞正在被兩個對立的集團所爭搶，即美帝國主義與中帝國主義的競爭。 4月27日和28日，敘利亞外交部長阿薩德·沙巴尼(Asaad al-Shaibani)在大馬士革和聯合國會見了中國外交官，並討論了與中華帝國主義在石油和天然氣領域的戰略夥伴關係，以及融入“一帶一路”倡議的可能性。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帝國主義的一個核心項目，旨在整合幾個國家的生產鏈與中國的生產鏈，實現自己的資本輸出與經濟上的殖民。(1) (2)
在敘利亞周邊，來自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和卡達這三個地區大國的壓力要求結束制裁，而以色列則要求維持制裁。川普遵循了他一個月前(4月7日)在白宮已經表明的方向，當時他與內塔尼亞胡矛盾，宣布與伊朗就核問題進行談判，排除以色列的任何軍事侵略(以色列希望獲得轟炸伊朗軍事和核設施的批准)，並迫使內塔尼亞胡與圖爾基耶就其在敘利亞的軍事存在進行談判。
透過各種方式方式，川普透過在中東各地不斷的軍事行動，部分脫離了以色列的擴張主義計劃，並肯定了美帝國主義在海灣國家、圖爾基耶、埃及和伊朗的主要利益。除了與伊朗談判和結束對敘利亞的製裁之外，川普還通過在多哈與哈馬斯直接談判釋放一名美國-以色列囚犯以換取人道主義援助進入加沙而惹惱了以色列；還可以通過與也門胡塞組織(安薩爾·阿拉組織——該國人口最多地區的實際統治者)談判停火，保護美國商業和軍事船隻，並將以色列目標排除在之外。
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和以色列之間已經破裂。川普為加薩的種族滅絕(沒有先驗地支持將巴勒斯坦人驅逐出加薩)、吞併約旦河西岸、繼續佔領敘利亞的戈蘭高地以及以打擊真主黨為藉口違反停火協議每天轟炸黎巴嫩城市開了綠燈。
川普可能會在某個時候以釋放以色列囚犯為藉口迫使內塔尼亞胡在加薩停火，這可以被視為他的政府的一項成就。如今，61%的美國人更傾向於透過外交途徑解決加薩的“戰爭”，54%的30歲以下美國人認為以色列的行為是戰爭罪。 (3)
敘利亞臨時政府的讓步
川普取消制裁的第三個原因與臨時總統艾哈邁德·沙拉(化名Joulani)做出的讓步有關。敘利亞政府已經接受了美國的一些要求，如允許國際社會檢查化學武器生產，鎮壓薩拉菲組織達伊沙(“伊斯蘭國”)，接管該國東北部目前關押達伊沙成員及其家人的拘留中心，以及加強對失踪美國公民的搜尋。
其他要求是帝國主義的強加，如鎮壓巴勒斯坦組織，驅逐新敘利亞軍隊中的外國戰士，並允許美國在敘利亞領土上的「反恐」軍事行動。 Ahmed al-Sharaa沒有同意這些要求，而是作出讓步，逮捕了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的兩名成員和他自己的組織HTS的一名巴勒斯坦指揮官Shamel al-Ghazi。他也重申，他致力於維護以色列和獨裁者哈菲茲·阿薩德在1974年達成的停火協議所確立的邊界，該協議將戈蘭高地的一部分置於以色列的佔領之下。最後，沙雷與猶太復國主義者建立了間接談判，根據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消息，1968年在大馬士革被絞死的著名以色列間諜伊萊·科恩的檔案可能被移交給了以色列。 (4)
沙雷也表示願意與川普簽署新殖民主義協議，勘探天然氣和石油，伊朗外交部長阿巴斯·阿拉格奇(Abbas Araghchi)在伊朗石油和天然氣問題上也表現出同樣的意願。兩者都受到美國和烏克蘭簽署的新殖民主義協議的啟發。 (5) (6)
敘利亞民眾在街頭慶祝
儘管做出了讓步，但在大馬士革、阿勒頗、霍姆斯、哈馬、拉塔基亞、塔爾圖斯、德拉等地，人們在街頭慶祝制裁的結束。一週後，對數百萬敘利亞難民中的一部分感興趣的歐盟也解除了製裁。
第一個影響是敘利亞里拉對美元大幅升值。人們期望制裁的結束將加速該國的經濟重建。自阿薩德政權的最後幾年以來，90%的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家庭每天只有兩小時的電力供應。此外，有些地區完全成了廢墟，例如最大的巴勒斯坦難民營Al-Yarmouk。
SDF(由庫德PYD黨領導的主要民兵組織)領導人庫德人Mazloum Abdi對川普的聲明表示歡迎。黎巴嫩總統約瑟夫·奧恩也對制裁的結束表示歡迎，他確信敘利亞的經濟復甦將有利於黎巴嫩經濟。
帝國主義制裁的結束無疑是敘利亞人民的一項成就。問題是敘利亞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將財富集中在與國際公司合作的敘利亞資產階級手中，並將阻止很大一部分人口擺脫貧困。
以色列的攻擊、宗派屠殺和人口失踪
除了經濟之外，沙雷領導的臨時政府還面臨其他三大挑戰:以色列對敘利亞領土的軍事襲擊、針對阿拉維派和德魯茲派的教派屠殺，以及舊政權監獄系統中136，000名失踪人員的問題。
儘管談判仍在進行，但以色列仍在擱置將敘利亞分為四個地區的計劃:一個在南部由以色列控制，另一個在東北部由美國控制，另一個在沿海由俄羅斯控制，最後一個在大馬士革以北由土耳其控制。儘管這項計畫得到了阿薩迪斯和伊朗政權以及謝赫·希克馬特·阿爾-希傑裡(Sheikh Hikmat al-Hijri)領導的德魯茲派和庫德PYD黨(Kurdish party)領導人的支持，但它取決於美國的支持，因為川普的焦點是中國，這可能導致他最終從敘利亞東撤軍。
無論如何，以色列繼續努力削弱敘利亞，因為它知道敘利亞人民反對以色列的佔領和巴勒斯坦的種族滅絕，因此將不可避免地向任何敘利亞政府施加壓力，爭取在未來歸還戈蘭高地和解放巴勒斯坦。
巨大的軍事不平等使得對抗以色列的侵略變得困難。無論如何，敘利亞臨時政府有義務至少保證德拉省和庫奈特拉省人民的自衛手段，並聲援遭受以色列襲擊的其他阿拉伯人民，如黎巴嫩、巴勒斯坦和葉門，以對抗猶太復國主義的侵略。
另一個問題是針對沿海省份阿拉維派人口以及Jaramana、Sahnaya和Sweida省德魯茲派人口的教派屠殺，新安全部隊成員和薩拉菲派民兵以及與現政權結盟的個人直接參與了這些屠殺。迄今為止，沙雷任命的調查3月初發生的沿海大屠殺的調查委員會尚未提交報告。此外，沒有採取措施將參與襲擊的薩拉菲斯特分子從安全部隊中驅逐出去，也沒有解除所有參與襲擊的非官方安全部隊成員的武裝並將其逮捕。
最後，敘利亞監獄系統中136，000名失蹤人口的問題仍然是敘利亞社會的一個未癒合傷口。 5月18日，文化部長穆罕默德·薩利赫宣佈在國家博物館的台階上成立一個“獨立的國家失踪人員管理局”，並在那裡舉辦了一個“被拘留者和失踪人員”展覽。人們聽到了著名的阿拉伯自由歌曲:Fayrouz的《他們在哪裡》和Marcel Khalife的《一隻鳥來到窗前》。迄今為止，關於失蹤人員的資訊很少，官方的暗殺罪犯也很少受到懲罰。
所有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案在於加強工人階級的獨立自我組織，工人階級是唯一一個完全關心結束貧困和失業、擴大民主自由、克服植根於法國帝國主義和敘利亞獨裁政權的行動的宗派分歧、確保針對獨裁罪行的過渡司法以及與巴勒斯坦人民建立團結的社會階層。
(1) https://www.sana.sy/en/?p=350634
(2) https://english.alarabiya.net/News/middle-east/2025/04/29/syria-fm-says-wants-to-strengthen-relations-with-china
(3) https://news.gallup.com/poll/657404/less-half-sympathetic-toward-israelis.aspxhttps://globalaffairs.org/research/public-opinion-survey/americans-grow-more-divided-us-support-israel
(4)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news/ahmed-al-sharaa-confirms-syria-and-israel-indirect-deconfliction-talks
(5) https://www.newarab.com/news/syria-seeks-us-investment-amid-reports-talks-israel
(6) https://www.newarab.com/news/tehran-says-no-objection-us-investment-iran
作者：國際工人聯盟-第四國際（IWL-FI）
國際局勢的動盪，是迫使美帝國主義讓步的第一個原因：敘利亞正在被兩個對立的集團所爭搶，即美帝國主義與中帝國主義的競爭。 4月27日和28日，敘利亞外交部長阿薩德·沙巴尼(Asaad al-Shaibani)在大馬士革和聯合國會見了中國外交官，並討論了與中華帝國主義在石油和天然氣領域的戰略夥伴關係，以及融入“一帶一路”倡議的可能性。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帝國主義的一個核心項目，旨在整合幾個國家的生產鏈與中國的生產鏈，實現自己的資本輸出與經濟上的殖民。(1) (2)
在敘利亞周邊，來自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和卡達這三個地區大國的壓力要求結束制裁，而以色列則要求維持制裁。川普遵循了他一個月前(4月7日)在白宮已經表明的方向，當時他與內塔尼亞胡矛盾，宣布與伊朗就核問題進行談判，排除以色列的任何軍事侵略(以色列希望獲得轟炸伊朗軍事和核設施的批准)，並迫使內塔尼亞胡與圖爾基耶就其在敘利亞的軍事存在進行談判。
透過各種方式方式，川普透過在中東各地不斷的軍事行動，部分脫離了以色列的擴張主義計劃，並肯定了美帝國主義在海灣國家、圖爾基耶、埃及和伊朗的主要利益。除了與伊朗談判和結束對敘利亞的製裁之外，川普還通過在多哈與哈馬斯直接談判釋放一名美國-以色列囚犯以換取人道主義援助進入加沙而惹惱了以色列；還可以通過與也門胡塞組織(安薩爾·阿拉組織——該國人口最多地區的實際統治者)談判停火，保護美國商業和軍事船隻，並將以色列目標排除在之外。
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和以色列之間已經破裂。川普為加薩的種族滅絕(沒有先驗地支持將巴勒斯坦人驅逐出加薩)、吞併約旦河西岸、繼續佔領敘利亞的戈蘭高地以及以打擊真主黨為藉口違反停火協議每天轟炸黎巴嫩城市開了綠燈。
川普可能會在某個時候以釋放以色列囚犯為藉口迫使內塔尼亞胡在加薩停火，這可以被視為他的政府的一項成就。如今，61%的美國人更傾向於透過外交途徑解決加薩的“戰爭”，54%的30歲以下美國人認為以色列的行為是戰爭罪。 (3)
敘利亞臨時政府的讓步
川普取消制裁的第三個原因與臨時總統艾哈邁德·沙拉(化名Joulani)做出的讓步有關。敘利亞政府已經接受了美國的一些要求，如允許國際社會檢查化學武器生產，鎮壓薩拉菲組織達伊沙(“伊斯蘭國”)，接管該國東北部目前關押達伊沙成員及其家人的拘留中心，以及加強對失踪美國公民的搜尋。
其他要求是帝國主義的強加，如鎮壓巴勒斯坦組織，驅逐新敘利亞軍隊中的外國戰士，並允許美國在敘利亞領土上的「反恐」軍事行動。 Ahmed al-Sharaa沒有同意這些要求，而是作出讓步，逮捕了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的兩名成員和他自己的組織HTS的一名巴勒斯坦指揮官Shamel al-Ghazi。他也重申，他致力於維護以色列和獨裁者哈菲茲·阿薩德在1974年達成的停火協議所確立的邊界，該協議將戈蘭高地的一部分置於以色列的佔領之下。最後，沙雷與猶太復國主義者建立了間接談判，根據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消息，1968年在大馬士革被絞死的著名以色列間諜伊萊·科恩的檔案可能被移交給了以色列。 (4)
沙雷也表示願意與川普簽署新殖民主義協議，勘探天然氣和石油，伊朗外交部長阿巴斯·阿拉格奇(Abbas Araghchi)在伊朗石油和天然氣問題上也表現出同樣的意願。兩者都受到美國和烏克蘭簽署的新殖民主義協議的啟發。 (5) (6)
敘利亞民眾在街頭慶祝
儘管做出了讓步，但在大馬士革、阿勒頗、霍姆斯、哈馬、拉塔基亞、塔爾圖斯、德拉等地，人們在街頭慶祝制裁的結束。一週後，對數百萬敘利亞難民中的一部分感興趣的歐盟也解除了製裁。
第一個影響是敘利亞里拉對美元大幅升值。人們期望制裁的結束將加速該國的經濟重建。自阿薩德政權的最後幾年以來，90%的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家庭每天只有兩小時的電力供應。此外，有些地區完全成了廢墟，例如最大的巴勒斯坦難民營Al-Yarmouk。
SDF(由庫德PYD黨領導的主要民兵組織)領導人庫德人Mazloum Abdi對川普的聲明表示歡迎。黎巴嫩總統約瑟夫·奧恩也對制裁的結束表示歡迎，他確信敘利亞的經濟復甦將有利於黎巴嫩經濟。
帝國主義制裁的結束無疑是敘利亞人民的一項成就。問題是敘利亞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將財富集中在與國際公司合作的敘利亞資產階級手中，並將阻止很大一部分人口擺脫貧困。
以色列的攻擊、宗派屠殺和人口失踪
除了經濟之外，沙雷領導的臨時政府還面臨其他三大挑戰:以色列對敘利亞領土的軍事襲擊、針對阿拉維派和德魯茲派的教派屠殺，以及舊政權監獄系統中136，000名失踪人員的問題。
儘管談判仍在進行，但以色列仍在擱置將敘利亞分為四個地區的計劃:一個在南部由以色列控制，另一個在東北部由美國控制，另一個在沿海由俄羅斯控制，最後一個在大馬士革以北由土耳其控制。儘管這項計畫得到了阿薩迪斯和伊朗政權以及謝赫·希克馬特·阿爾-希傑裡(Sheikh Hikmat al-Hijri)領導的德魯茲派和庫德PYD黨(Kurdish party)領導人的支持，但它取決於美國的支持，因為川普的焦點是中國，這可能導致他最終從敘利亞東撤軍。
無論如何，以色列繼續努力削弱敘利亞，因為它知道敘利亞人民反對以色列的佔領和巴勒斯坦的種族滅絕，因此將不可避免地向任何敘利亞政府施加壓力，爭取在未來歸還戈蘭高地和解放巴勒斯坦。
巨大的軍事不平等使得對抗以色列的侵略變得困難。無論如何，敘利亞臨時政府有義務至少保證德拉省和庫奈特拉省人民的自衛手段，並聲援遭受以色列襲擊的其他阿拉伯人民，如黎巴嫩、巴勒斯坦和葉門，以對抗猶太復國主義的侵略。
另一個問題是針對沿海省份阿拉維派人口以及Jaramana、Sahnaya和Sweida省德魯茲派人口的教派屠殺，新安全部隊成員和薩拉菲派民兵以及與現政權結盟的個人直接參與了這些屠殺。迄今為止，沙雷任命的調查3月初發生的沿海大屠殺的調查委員會尚未提交報告。此外，沒有採取措施將參與襲擊的薩拉菲斯特分子從安全部隊中驅逐出去，也沒有解除所有參與襲擊的非官方安全部隊成員的武裝並將其逮捕。
最後，敘利亞監獄系統中136，000名失蹤人口的問題仍然是敘利亞社會的一個未癒合傷口。 5月18日，文化部長穆罕默德·薩利赫宣佈在國家博物館的台階上成立一個“獨立的國家失踪人員管理局”，並在那裡舉辦了一個“被拘留者和失踪人員”展覽。人們聽到了著名的阿拉伯自由歌曲:Fayrouz的《他們在哪裡》和Marcel Khalife的《一隻鳥來到窗前》。迄今為止，關於失蹤人員的資訊很少，官方的暗殺罪犯也很少受到懲罰。
所有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案在於加強工人階級的獨立自我組織，工人階級是唯一一個完全關心結束貧困和失業、擴大民主自由、克服植根於法國帝國主義和敘利亞獨裁政權的行動的宗派分歧、確保針對獨裁罪行的過渡司法以及與巴勒斯坦人民建立團結的社會階層。
(1) https://www.sana.sy/en/?p=350634
(2) https://english.alarabiya.net/News/middle-east/2025/04/29/syria-fm-says-wants-to-strengthen-relations-with-china
(3) https://news.gallup.com/poll/657404/less-half-sympathetic-toward-israelis.aspxhttps://globalaffairs.org/research/public-opinion-survey/americans-grow-more-divided-us-support-israel
(4)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news/ahmed-al-sharaa-confirms-syria-and-israel-indirect-deconfliction-talks
(5) https://www.newarab.com/news/syria-seeks-us-investment-amid-reports-talks-israel
(6) https://www.newarab.com/news/tehran-says-no-objection-us-investment-iran
胜利日和普京政权的虚假“反法西斯主义”
通过编辑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俄罗斯战胜纳粹后，俄罗斯帝国主义一直是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
克里姆林宫将战争变成了一场神圣的十字军东征，愤世嫉俗地利用它来为新的侵略行为辩护，这当然是反法西斯斗争的对立面。
1941 年纳粹入侵后，苏联人民的战争变成了工人国家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正义斗争——尽管它被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腐蚀了。尤其是乌克兰人的抵抗，是随后击败纳粹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集体参军，组织了游击队运动，保卫了基辅、敖德萨和哈尔科夫。其他民族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白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犹太人、鞑靼人、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车臣人和许多其他人种。
然而，普京对此保持沉默，试图篡夺这些仍然受压迫的国家的胜利。
他还隐瞒了纳粹扩张始于 1939 年瓜分波兰的“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的事实。然后，这两个独裁者试图分裂欧洲。
普京的警察国家是反革命世界帝国主义的新支柱，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正在竭尽全力试图与普京达成协议，但至今没有成功。
普京的“反纳粹”言论掩盖了极端反动的倾向：对独裁者的崇拜、寡头资本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意识形态和俄罗斯东正教的中世纪蒙昧主义。这位俄国独裁者积极推行列宁严厉批评的沙文主义意识形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普京如此憎恨列宁，指责他“在俄罗斯手下安放了一颗炸弹”和“制造乌克兰”。
在宣布开始“特别军事行动”（SVO） 时，普京表示他的目标是“去纳粹化”乌克兰。俄罗斯媒体重复着关于基辅“纳粹”的口头禅，并将乌克兰描述为“法西斯国家”，但这种笨拙的言辞经不起丝毫的批评。乌克兰政府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极右翼在 2019 年的选举中被击败，犹太血统、会说俄语的弗拉基米尔·泽伦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 当选总统。
此外，普京的“去纳粹化”运动只会加强乌克兰极右翼的地位。在战争中，极右翼作为普京宣传的主要幽灵获得了新的“合法性”，并最终摆脱了边缘地位。
俄罗斯一年一度的胜利日阅兵式正成为一种越来越怪诞的展示，与反纳粹解放战争的悲惨经历脱节。它已经从一种哀悼仪式变成了一场帝国武器的展览。这次游行不是诉诸记忆，而是诉诸服从和为帝国主义目标而死的意愿，伴随着游行声、号角声和电视宣传庆祝活动。这不是关于历史，而是为了征服战争而伪造历史。
真正的反法西斯斗争今天正在乌克兰进行——不是在阅兵阵地上，而是在战壕、被毁的城市、志愿队和工会会议上。工人阶级构成了抵抗的基础NCE 的。反法西斯主义从一开始就作为对资本压制工人解放愿望的企图的回应而出现。
即使在德国，反纳粹抵抗运动也包括工人、地下知识分子圈子和反法西斯军官，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破坏第三帝国的战争机器，尽管它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类似的游击队运动正在今天的俄罗斯和乌克兰被占领土上发生。在那里，铁路遭到破坏，军队登记和征兵办公室被纵火，传单被分发，墙壁上贴满了反对战争和侵略的信息。尽管面临酷刑和长期监禁的威胁，但这种情况仍在发生。
鉴于这些事件，国际工人对乌克兰的声援越来越强烈。来自不同国家的工人都在表达他们对乌克兰的支持。欧洲和美国的码头工人拒绝卸下载有军事装备的俄罗斯船只。工会正在组织人道主义援助，在会议和论坛上听到了谴责普京侵略行为的声明。港口工人的行动特别具有说明性：“世界各地的工人强烈反对俄罗斯的入侵，包括成千上万的码头工人，他们表示与乌克兰人民团结一致，蔑视普京的侵略。
今天很明显，反法西斯斗争的真正继承者不是躲在胜利旗帜后面却犯下侵略行为的愤世嫉俗的克里姆林宫统治者，也不是美国的特朗普政府。相反，他们是反抗暴力和独裁的普通人。他们的行动直接延续了 80 年前挑战纳粹瘟疫的人们的工作。
进步力量不仅必须反对普京的侵略，还必须反对欧洲新法西斯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增长，顺便说一句，欧洲对普京政权非常同情。此外，还有必要打击北约国家密集的重整军备，这些国家并非想要帮助乌克兰，而是鼓励自己队伍中的沙文主义。
一种形式的帝国主义压迫不能通过纵容另一种形式来打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真正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尤其是社会主义者——会反对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反对他在叙利亚和其他国家支持的独裁者，以及内塔尼亚胡领导的犹太复国主义种族灭绝和对巴勒斯坦的占领。
为了所有人的自由！帝国主义必亡！
克里姆林宫将战争变成了一场神圣的十字军东征，愤世嫉俗地利用它来为新的侵略行为辩护，这当然是反法西斯斗争的对立面。
1941 年纳粹入侵后，苏联人民的战争变成了工人国家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正义斗争——尽管它被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腐蚀了。尤其是乌克兰人的抵抗，是随后击败纳粹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集体参军，组织了游击队运动，保卫了基辅、敖德萨和哈尔科夫。其他民族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白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犹太人、鞑靼人、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车臣人和许多其他人种。
然而，普京对此保持沉默，试图篡夺这些仍然受压迫的国家的胜利。
他还隐瞒了纳粹扩张始于 1939 年瓜分波兰的“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的事实。然后，这两个独裁者试图分裂欧洲。
普京的警察国家是反革命世界帝国主义的新支柱，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正在竭尽全力试图与普京达成协议，但至今没有成功。
普京的“反纳粹”言论掩盖了极端反动的倾向：对独裁者的崇拜、寡头资本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意识形态和俄罗斯东正教的中世纪蒙昧主义。这位俄国独裁者积极推行列宁严厉批评的沙文主义意识形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普京如此憎恨列宁，指责他“在俄罗斯手下安放了一颗炸弹”和“制造乌克兰”。
在宣布开始“特别军事行动”（SVO） 时，普京表示他的目标是“去纳粹化”乌克兰。俄罗斯媒体重复着关于基辅“纳粹”的口头禅，并将乌克兰描述为“法西斯国家”，但这种笨拙的言辞经不起丝毫的批评。乌克兰政府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极右翼在 2019 年的选举中被击败，犹太血统、会说俄语的弗拉基米尔·泽伦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 当选总统。
此外，普京的“去纳粹化”运动只会加强乌克兰极右翼的地位。在战争中，极右翼作为普京宣传的主要幽灵获得了新的“合法性”，并最终摆脱了边缘地位。
俄罗斯一年一度的胜利日阅兵式正成为一种越来越怪诞的展示，与反纳粹解放战争的悲惨经历脱节。它已经从一种哀悼仪式变成了一场帝国武器的展览。这次游行不是诉诸记忆，而是诉诸服从和为帝国主义目标而死的意愿，伴随着游行声、号角声和电视宣传庆祝活动。这不是关于历史，而是为了征服战争而伪造历史。
真正的反法西斯斗争今天正在乌克兰进行——不是在阅兵阵地上，而是在战壕、被毁的城市、志愿队和工会会议上。工人阶级构成了抵抗的基础NCE 的。反法西斯主义从一开始就作为对资本压制工人解放愿望的企图的回应而出现。
即使在德国，反纳粹抵抗运动也包括工人、地下知识分子圈子和反法西斯军官，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破坏第三帝国的战争机器，尽管它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类似的游击队运动正在今天的俄罗斯和乌克兰被占领土上发生。在那里，铁路遭到破坏，军队登记和征兵办公室被纵火，传单被分发，墙壁上贴满了反对战争和侵略的信息。尽管面临酷刑和长期监禁的威胁，但这种情况仍在发生。
鉴于这些事件，国际工人对乌克兰的声援越来越强烈。来自不同国家的工人都在表达他们对乌克兰的支持。欧洲和美国的码头工人拒绝卸下载有军事装备的俄罗斯船只。工会正在组织人道主义援助，在会议和论坛上听到了谴责普京侵略行为的声明。港口工人的行动特别具有说明性：“世界各地的工人强烈反对俄罗斯的入侵，包括成千上万的码头工人，他们表示与乌克兰人民团结一致，蔑视普京的侵略。
今天很明显，反法西斯斗争的真正继承者不是躲在胜利旗帜后面却犯下侵略行为的愤世嫉俗的克里姆林宫统治者，也不是美国的特朗普政府。相反，他们是反抗暴力和独裁的普通人。他们的行动直接延续了 80 年前挑战纳粹瘟疫的人们的工作。
进步力量不仅必须反对普京的侵略，还必须反对欧洲新法西斯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增长，顺便说一句，欧洲对普京政权非常同情。此外，还有必要打击北约国家密集的重整军备，这些国家并非想要帮助乌克兰，而是鼓励自己队伍中的沙文主义。
一种形式的帝国主义压迫不能通过纵容另一种形式来打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真正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尤其是社会主义者——会反对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反对他在叙利亚和其他国家支持的独裁者，以及内塔尼亚胡领导的犹太复国主义种族灭绝和对巴勒斯坦的占领。
为了所有人的自由！帝国主义必亡！
对欧盟的重整军备说不！对特朗普-普京拆解和掠夺乌克兰的协议说不！全力支持乌克兰抵抗运动！
通过编辑部
由 IWL 的欧洲秘书处提供
唐纳德·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的突然转变体现在他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立场上，他与普京结盟，通过最卑鄙的勒索迫使乌克兰政府投降。其目的是迫使乌克兰签署一项殖民协议，根据该协议，普京按照他在俄罗斯宪法中的规定保留克里米亚和顿巴斯以及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并瓜分该国的财富。
除了对乌克兰的掠夺之外，特朗普的行动还是他试图通过征服和羞辱欧盟（EU）、促进其内部的极右翼以及使成员国相互对抗来削弱欧盟（EU）——欧洲帝国主义集团——的战略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他正试图将自己吞并巴拿马运河、加拿大和格陵兰岛的愿望合法化。
特朗普的勒索也是他在印太地区集中力量对抗中国的计划的一部分。他在乌克兰的政策与要求欧洲北约国家大幅增加军费开支有关，以便美国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撤出其在欧洲的直接军事存在。
特朗普-普京的殖民协议暴露了欧洲左翼的很大一部分
该协议清楚地展示了后斯大林主义左翼的谬论，例如西班牙的 Izquierda Unida、意大利的 Rete dei comunisti （RdC） 或法国的 PRCF，它们支持普京独裁和嗜血的政权入侵乌克兰，复制了其卑鄙的论点，即俄罗斯正在寻求使乌克兰去纳粹化，并且它是针对美国和北约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通过这样做，他们粉饰了极右翼的朋友和保护者普京，并与俄罗斯地区帝国主义及其寡头结盟，后者继续沙皇制度和斯大林的吞并主义。他们还否认了乌克兰自卫免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合法权利。
他们的“阵营理论”由斯大林引入，根据该理论，一个人必须在自己的阵营中，而这个阵营始终是“进步的”阵营（无视阶级利益冲突），（后）斯大林主义者已经延续了几十年。他们再次依赖这一理论，认为普京的阵营是“反帝国主义”和“进步”阵营。现在，随着他们宣布支持特朗普-普京计划，他们已经站在了美帝国主义一边，没有了“反帝国主义”的论点，暴露了他们的道德和政治贫困。该协议还暴露了新改革主义左翼的力量，例如 Podemos、Rifondazione Comunista（意大利）或 FI（法国），他们以空洞的和平主义的名义，将英勇的乌克兰民族解放斗争从舞台上抹去。他们把战争变成了一场纯粹的大国冲突，嘴里装满了抽象的和平与人民之间合作的宣言，反对向乌克兰运送武器，从而偏袒普京。现在，他们接受了特朗普愤世嫉俗和令人作呕的言论，这些言论旨在让他看起来像一个伟大的和平缔造者。他们再一次背叛了乌克兰捍卫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权利。
在这种对普京的隐藏支持中，我们还必须提到所谓的极左翼的一部分。Lutte Ouvrière 将乌克兰视为欧盟的武装派别，甚至写道，如果普京一开始就占领基辅会更好，这样战争就会减少生命的损失。艾伦·伍兹（Alan Woods，前 IMT，现为 RCI）将战争描述为帝国主义，并为俄罗斯的侵略辩护，称其为较轻的邪恶。虽然托洛茨基主义部分抹杀了乌克兰人民，否认了他们自卫的权利，虽然它不为普京的入侵辩护，但它认为这是与北约的代理人冲突。与阵营主义和普京所有公开和未公开的朋友相反，在这场反对俄罗斯入侵和掠夺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背景下，我们对乌克兰的支持和声援始终是通过谴责美国和欧洲自私自利的犬儒主义来实现的，而没有对泽连斯基给予丝毫无微不足道的信任。我们与乌克兰的国际主义团结建立在原则性地反对所有帝国主义集团和积极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基础上。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寻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阵营，为革命的社会主义纲领而战。
欧盟的重整军备计划
在特朗普蔑视和羞辱欧盟之后，欧盟现在以“保卫欧洲免受俄罗斯的侵害”、“从美国独立”和继续“支持乌克兰”的名义，为其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重整军备辩护。他们还谈论“捍卫自由与和平”。所有这些都是谎言，我们将在下面尝试演示。此外，该计划反映了重新定位欧洲帝国主义集团的尝试，该集团因美中争端而被边缘化。在德国和法国的推动下，27 国一致支持（并非没有内部差异）冯德莱恩的提议，即在未来四年内投资 8000 亿欧元用于国防，其想法是将年度军费开支增加到 GDP 的 3% 或 3.5%。大部分（约 6500 亿欧元）将来自会员国的国家预算。为此，他们将启动一项“免责条款”，允许成员国将军费开支排除在欧盟允许的赤字限额（占 GDP 的 3%）之外。这意味着，虽然在教育、卫生或就业方面必须满足赤字，但军备却不是这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其议会已经批准了一项宪法改革，使其能够大幅增加公共债务，这将使其能够进行投资以加强其军事力量。
冯德莱恩还提议向成员国提供 1500 亿欧元的贷款，以“促进欧洲军事工业”。一些国家，如西班牙，也希望获得直接补贴，并谈论“扩大国防概念”。
他们“保卫欧洲对抗普京”和“脱离美国独立”是错误的
资产阶级的宣传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欧盟不是一个需要捍卫的被压迫实体，而是一个帝国主义集团。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之后，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等地都深深感受到了对俄罗斯的恐惧。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就在普京的视线范围内。但欧盟和美国都没有表示愿意保护他们免受俄罗斯吞并主义的攻击。如果特朗普同意普京的观点，波罗的海国家也不能指望北约提供有效的帮助。格陵兰岛也是如此，如果特朗普在军事上接管它，它目前是丹麦王国的一部分。北约秘书长吕特对此只字未提，尽管丹麦属于北约。
同样，所谓的寻求从美国获得军事独立主要是为了证明欧洲帝国主义的重整军备是合理的。虽然德国和法国确实有加强其军事工业的真正愿望（我们必须采取积极立场反对），但欧洲重整军备的主要受益者将是美国的军火工业。
目前，不同的欧洲国家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军事碎片化，指挥不统一，也没有任何“欧洲军队”的前景，因为每个帝国主义都有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和与美帝国主义的不同关系。
用欧洲央行行长的话来说，重整军备计划可能会给停滞不前的欧洲带来经济提振，这是一种军事凯恩斯主义，是德拉吉计划的军事版本。重整军备正在吸引投资者，几家航空航天和国防公司的股价飙升。但欧盟是否会公开挑战美国及其美国军事工业，并质疑其在国际武器市场的主导地位，这令人怀疑。欧盟对乌克兰的悲惨而自私的支持
欧盟及其成员国声称“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支持乌克兰。但基辅世界经济研究所（Kyiv Institute for World Economy）的一项研究显示，德国、英国和美国动员了不到 0.2% 的 GDP 来支持乌克兰，而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其他国家只分配了大约 0.1%。德国仅柴油税补贴的成本就比德国所有军事援助高出三倍。欧盟在入侵乌克兰的第三年为俄罗斯进口化石燃料支付了 219 亿欧元，远高于 2024 年向乌克兰提供的 187 亿欧元财政援助。
在这三年的战争中，欧盟和美国一样，一直在拖延、讨价还价和否认对乌克兰的关键军事支持，而没有提供所要求的可以抵消俄罗斯攻势的进攻性武器。它的军事援助总是零碎地提供，其目的是援助乌克兰，刚好足以削弱普京，使他无法获胜。目标不是打败普京，而是能够达成停战协议（毫无疑问是俄罗斯受益），使他们能够在良好的条件下进入重建业务。现在，他们“认可”了泽连斯基的停火提议并赞扬了他的“正义”，这是美国勒索的直接结果，他们也屈服于此。他们提出在地面上派兵以“保证”特朗普与普京的协议，以期与特朗普达成协议，分享乌克兰的财富，并恢复以前对俄罗斯天然气的购买。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甚至呼吁重建北溪 1 号和 2 号天然气管道。
自大规模侵略开始以来，乌克兰对美国、欧盟、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累积债务增加了两倍多，几乎占其 GDP 的 9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继续要求乌克兰政府偿还债务并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例如放松市场管制、削减社会支出、运输和能源行业私有化等。这些是泽连斯基的走狗政府和他们所服务的寡头们通过攻击工人阶级和穷人的生活条件来采取的措施。在此期间，欧盟通过其金融机构掠夺了乌克兰，包括拜耳等跨国公司以及与乌克兰寡头的合资企业。北约和欧盟只想通过参与对乌克兰的剥削来确保他们的帝国主义利益。
在过去三年中一直并将继续站在斗争前线的是工人阶级，他们在俄罗斯入侵后被集体征召入伍。不是从欧盟获得的援助，而是乌克兰工人阶级的英勇行为，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成功地阻止了普京。只要乌克兰人民不放弃，我们的任务就是继续更有力地支持乌克兰人民以工人为最前沿的武装抵抗！
重整军备是反动派计划的一部分，暴露了欧盟的真面目
在令人厌恶的犬儒主义中，他们还以捍卫自由与和平的名义为重整军备辩护，与此同时，欧盟及其政府明确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野蛮种族灭绝，他们武装并给予政治支持，同时严厉镇压声援巴勒斯坦的动员，并将其贴上反犹太主义的标签。尽管巴勒斯坦像西班牙政府那样流泪和哀叹，但他们都继续允许向以色列出售武器，并拒绝与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断绝外交和经济关系。
欧洲重整军备计划不是为了保证和平，而是为了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并干预欧盟以外的冲突，只要欧洲跨国公司的利益受到威胁。而且，随着它的发展，它将伴随着社会支出的减少和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税收的增加，无论一些人，如愤世嫉俗的桑切斯，用欺骗性的公式说，重整军备不会损害社会支出。与此同时，他们正在加强对移民的仇外和种族主义措施，驱逐出境，数千人在海上溺水身亡，并效仿冯德莱恩称赞的梅洛尼模式，在欧盟边界之外建立驱逐营，同时掠夺半殖民地国家。重整军备还与本已非常不冷不热的现有环境措施的急剧下降相辅相成。
在欧盟的庇荫下，欧洲就不会有自由、和平或繁荣。这个为资本主义寡头垄断服务的欧洲是不可支持的，是反社会的和反生态的，而欧洲的替代方案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欧洲而战，但是这个欧洲只能从当前欧盟的灰烬中诞生。我们需要一个社会主义联邦，其中经济的战略部门是社会化的，受工人和民众的控制，并为民主的经济计划服务，以满足社会需求并应对持续的环境危机。
我们必须为一个欧洲而战，与一个多世纪以来被它掠夺的半殖民地国家团结一致。事关乌克兰的未来，以及所有欧洲人民及其自由的未来。
对欧盟重整军备计划说不。
对增加军费说不！
北约解散！对职业军队及其军官阶层说不！我们不能将我们的国防和安全交给欧盟和北约。我们需要一支以普遍军事训练为基础的军队，由武装人民的民主原则维持并由他们控制。
对特朗普-普京肢解和掠夺乌克兰的协议说不！
特朗普、普京和欧盟：放手乌克兰！
取消乌克兰债务，将冻结在欧盟的 2000 亿俄罗斯资产转移到乌克兰！
我们全力支持乌克兰国内的工会主义和社会运动，反对特朗普-普京协议和泽连斯基的反工人和新自由主义措施！
乌克兰完全有权要求和接受来自任何来源的所有物质和军事援助，以对抗俄罗斯的占领！
反对资本家的欧洲！让我们为团结非洲大陆工人和年轻人的斗争而奋斗！为了欧洲的社会主义联邦！
唐纳德·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的突然转变体现在他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立场上，他与普京结盟，通过最卑鄙的勒索迫使乌克兰政府投降。其目的是迫使乌克兰签署一项殖民协议，根据该协议，普京按照他在俄罗斯宪法中的规定保留克里米亚和顿巴斯以及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并瓜分该国的财富。
除了对乌克兰的掠夺之外，特朗普的行动还是他试图通过征服和羞辱欧盟（EU）、促进其内部的极右翼以及使成员国相互对抗来削弱欧盟（EU）——欧洲帝国主义集团——的战略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他正试图将自己吞并巴拿马运河、加拿大和格陵兰岛的愿望合法化。
特朗普的勒索也是他在印太地区集中力量对抗中国的计划的一部分。他在乌克兰的政策与要求欧洲北约国家大幅增加军费开支有关，以便美国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撤出其在欧洲的直接军事存在。
特朗普-普京的殖民协议暴露了欧洲左翼的很大一部分
该协议清楚地展示了后斯大林主义左翼的谬论，例如西班牙的 Izquierda Unida、意大利的 Rete dei comunisti （RdC） 或法国的 PRCF，它们支持普京独裁和嗜血的政权入侵乌克兰，复制了其卑鄙的论点，即俄罗斯正在寻求使乌克兰去纳粹化，并且它是针对美国和北约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通过这样做，他们粉饰了极右翼的朋友和保护者普京，并与俄罗斯地区帝国主义及其寡头结盟，后者继续沙皇制度和斯大林的吞并主义。他们还否认了乌克兰自卫免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合法权利。
他们的“阵营理论”由斯大林引入，根据该理论，一个人必须在自己的阵营中，而这个阵营始终是“进步的”阵营（无视阶级利益冲突），（后）斯大林主义者已经延续了几十年。他们再次依赖这一理论，认为普京的阵营是“反帝国主义”和“进步”阵营。现在，随着他们宣布支持特朗普-普京计划，他们已经站在了美帝国主义一边，没有了“反帝国主义”的论点，暴露了他们的道德和政治贫困。该协议还暴露了新改革主义左翼的力量，例如 Podemos、Rifondazione Comunista（意大利）或 FI（法国），他们以空洞的和平主义的名义，将英勇的乌克兰民族解放斗争从舞台上抹去。他们把战争变成了一场纯粹的大国冲突，嘴里装满了抽象的和平与人民之间合作的宣言，反对向乌克兰运送武器，从而偏袒普京。现在，他们接受了特朗普愤世嫉俗和令人作呕的言论，这些言论旨在让他看起来像一个伟大的和平缔造者。他们再一次背叛了乌克兰捍卫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权利。
在这种对普京的隐藏支持中，我们还必须提到所谓的极左翼的一部分。Lutte Ouvrière 将乌克兰视为欧盟的武装派别，甚至写道，如果普京一开始就占领基辅会更好，这样战争就会减少生命的损失。艾伦·伍兹（Alan Woods，前 IMT，现为 RCI）将战争描述为帝国主义，并为俄罗斯的侵略辩护，称其为较轻的邪恶。虽然托洛茨基主义部分抹杀了乌克兰人民，否认了他们自卫的权利，虽然它不为普京的入侵辩护，但它认为这是与北约的代理人冲突。与阵营主义和普京所有公开和未公开的朋友相反，在这场反对俄罗斯入侵和掠夺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背景下，我们对乌克兰的支持和声援始终是通过谴责美国和欧洲自私自利的犬儒主义来实现的，而没有对泽连斯基给予丝毫无微不足道的信任。我们与乌克兰的国际主义团结建立在原则性地反对所有帝国主义集团和积极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基础上。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寻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阵营，为革命的社会主义纲领而战。
欧盟的重整军备计划
在特朗普蔑视和羞辱欧盟之后，欧盟现在以“保卫欧洲免受俄罗斯的侵害”、“从美国独立”和继续“支持乌克兰”的名义，为其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重整军备辩护。他们还谈论“捍卫自由与和平”。所有这些都是谎言，我们将在下面尝试演示。此外，该计划反映了重新定位欧洲帝国主义集团的尝试，该集团因美中争端而被边缘化。在德国和法国的推动下，27 国一致支持（并非没有内部差异）冯德莱恩的提议，即在未来四年内投资 8000 亿欧元用于国防，其想法是将年度军费开支增加到 GDP 的 3% 或 3.5%。大部分（约 6500 亿欧元）将来自会员国的国家预算。为此，他们将启动一项“免责条款”，允许成员国将军费开支排除在欧盟允许的赤字限额（占 GDP 的 3%）之外。这意味着，虽然在教育、卫生或就业方面必须满足赤字，但军备却不是这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其议会已经批准了一项宪法改革，使其能够大幅增加公共债务，这将使其能够进行投资以加强其军事力量。
冯德莱恩还提议向成员国提供 1500 亿欧元的贷款，以“促进欧洲军事工业”。一些国家，如西班牙，也希望获得直接补贴，并谈论“扩大国防概念”。
他们“保卫欧洲对抗普京”和“脱离美国独立”是错误的
资产阶级的宣传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欧盟不是一个需要捍卫的被压迫实体，而是一个帝国主义集团。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之后，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等地都深深感受到了对俄罗斯的恐惧。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就在普京的视线范围内。但欧盟和美国都没有表示愿意保护他们免受俄罗斯吞并主义的攻击。如果特朗普同意普京的观点，波罗的海国家也不能指望北约提供有效的帮助。格陵兰岛也是如此，如果特朗普在军事上接管它，它目前是丹麦王国的一部分。北约秘书长吕特对此只字未提，尽管丹麦属于北约。
同样，所谓的寻求从美国获得军事独立主要是为了证明欧洲帝国主义的重整军备是合理的。虽然德国和法国确实有加强其军事工业的真正愿望（我们必须采取积极立场反对），但欧洲重整军备的主要受益者将是美国的军火工业。
目前，不同的欧洲国家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军事碎片化，指挥不统一，也没有任何“欧洲军队”的前景，因为每个帝国主义都有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和与美帝国主义的不同关系。
用欧洲央行行长的话来说，重整军备计划可能会给停滞不前的欧洲带来经济提振，这是一种军事凯恩斯主义，是德拉吉计划的军事版本。重整军备正在吸引投资者，几家航空航天和国防公司的股价飙升。但欧盟是否会公开挑战美国及其美国军事工业，并质疑其在国际武器市场的主导地位，这令人怀疑。欧盟对乌克兰的悲惨而自私的支持
欧盟及其成员国声称“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支持乌克兰。但基辅世界经济研究所（Kyiv Institute for World Economy）的一项研究显示，德国、英国和美国动员了不到 0.2% 的 GDP 来支持乌克兰，而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其他国家只分配了大约 0.1%。德国仅柴油税补贴的成本就比德国所有军事援助高出三倍。欧盟在入侵乌克兰的第三年为俄罗斯进口化石燃料支付了 219 亿欧元，远高于 2024 年向乌克兰提供的 187 亿欧元财政援助。
在这三年的战争中，欧盟和美国一样，一直在拖延、讨价还价和否认对乌克兰的关键军事支持，而没有提供所要求的可以抵消俄罗斯攻势的进攻性武器。它的军事援助总是零碎地提供，其目的是援助乌克兰，刚好足以削弱普京，使他无法获胜。目标不是打败普京，而是能够达成停战协议（毫无疑问是俄罗斯受益），使他们能够在良好的条件下进入重建业务。现在，他们“认可”了泽连斯基的停火提议并赞扬了他的“正义”，这是美国勒索的直接结果，他们也屈服于此。他们提出在地面上派兵以“保证”特朗普与普京的协议，以期与特朗普达成协议，分享乌克兰的财富，并恢复以前对俄罗斯天然气的购买。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甚至呼吁重建北溪 1 号和 2 号天然气管道。
自大规模侵略开始以来，乌克兰对美国、欧盟、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累积债务增加了两倍多，几乎占其 GDP 的 9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继续要求乌克兰政府偿还债务并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例如放松市场管制、削减社会支出、运输和能源行业私有化等。这些是泽连斯基的走狗政府和他们所服务的寡头们通过攻击工人阶级和穷人的生活条件来采取的措施。在此期间，欧盟通过其金融机构掠夺了乌克兰，包括拜耳等跨国公司以及与乌克兰寡头的合资企业。北约和欧盟只想通过参与对乌克兰的剥削来确保他们的帝国主义利益。
在过去三年中一直并将继续站在斗争前线的是工人阶级，他们在俄罗斯入侵后被集体征召入伍。不是从欧盟获得的援助，而是乌克兰工人阶级的英勇行为，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成功地阻止了普京。只要乌克兰人民不放弃，我们的任务就是继续更有力地支持乌克兰人民以工人为最前沿的武装抵抗！
重整军备是反动派计划的一部分，暴露了欧盟的真面目
在令人厌恶的犬儒主义中，他们还以捍卫自由与和平的名义为重整军备辩护，与此同时，欧盟及其政府明确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野蛮种族灭绝，他们武装并给予政治支持，同时严厉镇压声援巴勒斯坦的动员，并将其贴上反犹太主义的标签。尽管巴勒斯坦像西班牙政府那样流泪和哀叹，但他们都继续允许向以色列出售武器，并拒绝与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断绝外交和经济关系。
欧洲重整军备计划不是为了保证和平，而是为了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并干预欧盟以外的冲突，只要欧洲跨国公司的利益受到威胁。而且，随着它的发展，它将伴随着社会支出的减少和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税收的增加，无论一些人，如愤世嫉俗的桑切斯，用欺骗性的公式说，重整军备不会损害社会支出。与此同时，他们正在加强对移民的仇外和种族主义措施，驱逐出境，数千人在海上溺水身亡，并效仿冯德莱恩称赞的梅洛尼模式，在欧盟边界之外建立驱逐营，同时掠夺半殖民地国家。重整军备还与本已非常不冷不热的现有环境措施的急剧下降相辅相成。
在欧盟的庇荫下，欧洲就不会有自由、和平或繁荣。这个为资本主义寡头垄断服务的欧洲是不可支持的，是反社会的和反生态的，而欧洲的替代方案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欧洲而战，但是这个欧洲只能从当前欧盟的灰烬中诞生。我们需要一个社会主义联邦，其中经济的战略部门是社会化的，受工人和民众的控制，并为民主的经济计划服务，以满足社会需求并应对持续的环境危机。
我们必须为一个欧洲而战，与一个多世纪以来被它掠夺的半殖民地国家团结一致。事关乌克兰的未来，以及所有欧洲人民及其自由的未来。
对欧盟重整军备计划说不。
对增加军费说不！
北约解散！对职业军队及其军官阶层说不！我们不能将我们的国防和安全交给欧盟和北约。我们需要一支以普遍军事训练为基础的军队，由武装人民的民主原则维持并由他们控制。
对特朗普-普京肢解和掠夺乌克兰的协议说不！
特朗普、普京和欧盟：放手乌克兰！
取消乌克兰债务，将冻结在欧盟的 2000 亿俄罗斯资产转移到乌克兰！
我们全力支持乌克兰国内的工会主义和社会运动，反对特朗普-普京协议和泽连斯基的反工人和新自由主义措施！
乌克兰完全有权要求和接受来自任何来源的所有物质和军事援助，以对抗俄罗斯的占领！
反对资本家的欧洲！让我们为团结非洲大陆工人和年轻人的斗争而奋斗！为了欧洲的社会主义联邦！
十個轉捩點：烏克蘭簡史
通过编辑部
﹝加拿大－烏克蘭﹞約翰·保羅·希姆卡（John Paul Himka）
2022年4月13日
米勒 譯、老英 校
目錄
01 序言
02 988年
03 1240年
04 1648年
05 1783年
06 1861年
07 1917年
08 1933年
09 1939年
10 1991年
11 2014年
01-
序言
這篇文章寫於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侵略戰爭之際。我認為，用幾個小時就能讀完的相對簡短的英文版烏克蘭歷史可以幫助人們瞭解相關問題。當然，每一項歷史調查都是一種解釋和簡化，這是無法回避的。我希望我選取的都是需要解釋的最重要的內容。我附上了一幅來自公有領域（public domain）的歐亞草原插圖。在互聯網上很容易找到歷史地圖，我也建議讀者朋友根據需要這樣去做。在此，我要對我的讀者貝芙麗·萊米爾（Beverly Lemire）、莫里斯·萊米爾（Morris Lemire）和艾倫·魯特科夫斯基（Alan Rutkowski）表示感謝，他們幫助我編寫了可讀性更強的文本。同樣，感謝克利斯蒂婭·喬米亞克（Chrystia Chomiak）的排版工作。
2022年3月至4月寫於阿爾伯塔省埃德蒙頓（Edmonton, Alberta）
02-
988年
每個人都聽説過在海上漫遊的維京人。他們以兇猛的戰士和北半球最遙遠地區的探險家而聞名。他們曾在北美洲和格陵蘭島短暫定居，而冰島是他們一個至今仍然存在的定居點。同時，也有一些維京人在河流中遊蕩。西元9世紀時，他們從斯堪的納維亞半島（Scandinavia）出發，探索穿過東歐森林和草原的水道，直到最終抵達那個時代最宏偉、最富有的兩個城市——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和巴格達（Baghdad）。他們帶著貨物，尤其是毛皮，到巴格達進行貿易，並獲得通過絲綢之路運來的中國奢侈品。他們也在拜占庭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進行貿易。事實上，他們曾在拜占庭皇帝的瓦良格衛隊（Varangian Guard）中擔任士兵。「瓦良格人」（Varangians）是對那些探索東方的維京人的稱呼。熟悉加拿大歷史的人會發現，他們很像中世紀版本的哈德遜灣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
瓦良格人/維京人沿途建立了新定居點或佔領了原有的定居點，尤其是在沃爾霍夫河畔（Volkhov River）的諾夫哥羅德（Novgorod）（今俄羅斯境內）和第聶伯羅河畔（Dnipro River）的基輔（Kyiv）（今烏克蘭首都）。一位名叫留里克（Riuryk）的瓦良格人領袖建立了一個王朝，統治著一個被稱為「羅斯」（Rus’）的廣袤王國。
我們所知道的英文單詞俄羅斯（Russia）是羅斯這個名字的衍生詞（derivative），但是其他衍生詞，如魯辛（Rusyn）或魯斯納克（Rusnak），直到20世紀以至現在都是在烏克蘭西部地區的民族名稱（ethnonyms）。
根據羅斯的編年史記載，沃羅迪米爾（Volodymyr）（俄語：Vladimir）——留里克的後裔之一——在988年皈依基督教並為羅斯人施洗。我們無法確定上述事情是否真的發生在那一年，以及它是如何發生的。資料來源過於零散以致於無法給出確切的答案。但後來的發展使988年的含義變得清晰起來。
羅斯從拜占庭帝國接受了基督教。當時，基督教會沒有分裂，東西方也沒有分裂。但在隨後的幾個世紀裡，基督教兩大分支之間的關係惡化了：1054年出現了正式的分裂。十字軍東征期間，西方基督徒多次進攻拜占庭，造成了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之間的嚴重分裂。某些烏克蘭歷史學家認為，沃羅迪米爾的選擇是不幸的，因為西方即將成為全球霸主，與此同時東方則將淪為停滯不前的次等國家（a stagnant subaltern）。也許吧。
從異教國家變成基督教國家意味著文明的轉型。這一轉型需要建造大量的教堂。宏偉的聖索菲亞大教堂，至今仍屹立在基輔沃羅迪米爾大街上，它是由沃羅迪米爾的兒子雅羅斯拉夫（Yaroslav）於11世紀建造的。羅斯及其公國的統治者在全國各地興建大教堂（cathedrals）和教堂。每座建築都需要建築師、工程師和畫家的參與。起初，這些專業知識大多需要從君士坦丁堡引進，但羅斯人很快就從拜占庭的大師那裡學到了必要的技能。一切的發展很快就超出了維京探險家和以農為生的羅斯人在「基督教化」（Christianization）前所能做的極限。統治者還慷慨地建立和資助修道院——它是這片土地上啟蒙的燈塔。修士們撰寫編年史，抄寫聖典，研究天文（包括神學和宇宙兩方面），開設圖書館並製作神聖藝術（sacral art）。在世俗法庭上，出現了第一部羅斯法典。
採用斯拉夫語進行書寫對羅斯的思想覺醒（intellectual awakening）和共同文化的發展來說是至關重要的。羅斯的人口並不是只由一種人組成：這裡還有講各種斯拉夫方言（Slavic dialects）的部落，也有講其他語言的民族，包括非印歐語系的語言。在那個逝去的時代，人們並不總是用他們所講的語言進行書寫。書面語言能涵蓋不同的人口，形成他們之間的共通點。對於這一點，我們可以想像一下拉丁語在歐洲大部分地區的傳播，以及阿拉伯語在中東和非洲的傳播。我們知道在「基督教化」之前，羅斯人普遍已經會講斯拉夫方言，但羅斯大部分地區仍必須被書面斯拉夫語在語言和文明的層面征服。羅斯採用了拜占庭的競爭對手——保加利亞人——的書寫系統，即現在被稱為「古教會斯拉夫語」（Old Church Slavonic）的語言進行寫作。羅斯人將保加利亞人自己撰寫或從希臘語翻譯的文本，複製並送往修道院和法院。保加利亞斯拉夫語（Bulgarian Slavonic）很快便本土化，出現一些羅斯當地方言的特徵。現代烏克蘭語的某些特徵可以追溯到這些早期的文本。
所有這些文明的發展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羅斯作為拜占庭、南部哈里發國、北部波羅的海地區之間的貿易中心，所積累的財富。諾夫哥羅德成為漢薩同盟的一部分，即中世紀歐洲最富有的商業網絡之一。
俄羅斯和烏克蘭歷史學家曾就基輔羅斯（Kyivan Rus’）是俄羅斯的還是烏克蘭的始祖展開過爭論。今天大多數歷史學家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原因在於，他們認為造成俄羅斯和烏克蘭民族分化的重大事件是後來才發生的，即在莫斯科公國（Muscovite state）崛起以及烏克蘭被併入立陶宛和波蘭之後。古羅斯（Old Rus’）有一些共通之處：同一個王朝，同一個書寫系統以及同一個宗教，儘管在地方層面，存在著不計其數的變異（variations）。羅斯與查理曼帝國的情況類似（empire of Charlemagne）：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 state）的領土包括今天的法國和德國，它是法國和德國文化的共同祖先。羅斯的情況與此類似。
羅斯在另一方面也與加洛林王朝相似。那就是，只要查理曼活著，他就能維繫龐大帝國，沃羅迪米爾同樣如此。查理曼大帝的子孫們將土地瓜分殆盡，由此國家（state）淪為由加洛林人統治但不再統一的小公國（principalities）。在羅斯也發生了類似的事情，沃羅迪米爾死後他的兒子之間爆發了內戰。此後的每一代人都將羅斯劃分成越來越多的公國。基輔不再是羅斯的首都，而是基輔公國的首都。作為最富有和最有聲望的公國，它經常受到敵對公國的攻擊。例如，位於今天西烏克蘭的加利西亞-沃里尼亞公國（Galician-Volhynian principality）和最終演變為莫斯科大公國（Grand Duchy of Muscovy）的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公國（Vladimir-Suzdal principality）都曾進攻基輔。基輔的公爵們（princes）恢復統一的企圖遭到了野心勃勃的對手們的阻撓。1.
03-
1240年
羅斯的內部分裂十分危險。羅斯中心地帶以南是歐亞大草原，這是一大片從中國東北部一直延伸到匈牙利中部的遼闊草原。
早在羅斯「基督教化」之前，馬背上的遊牧民族就已經在這片大草原上縱橫馳騁了數千年。這些遊牧民族有的是伊朗人，有的是突厥人。不同時代湧現過不同的遊牧民族浪潮：斯基泰人（Scythians）、匈奴人（Huns）、可薩人（Khazars）、佩切涅格人（Pechenegs或Patzinaks）和庫曼人（Cumans或Polovtsi）（譯注：Polovtsi，即波羅維茨人，是俄羅斯人對庫曼人的稱呼）。有時，他們會在沿第聶伯羅河運送商船的過程中突襲羅斯。長期以來，遊牧民族與其說是一種生存威脅，不如說是一種騷擾。事實上，在羅斯自相殘殺的戰爭中，公爵們有時會與遊牧民族結盟，對抗他們的羅斯同胞。
後來，一種新型遊牧民族出現了。蒙古的鐵木真（Temujin）（後來被稱為成吉思汗（Genghis Khan））是一位極具魅力的領袖，他組建了一支龐大的戰鬥部隊，並對鄰國們進行了有計劃的征服。成吉思汗是一位富有遠見的領袖。他徵召維吾爾族土耳其人為蒙古語設計字母表（alphabet）和書寫系統，開始了明文律法，並建立了一個高效的郵政系統。最重要的是，他在13世紀20年代佔領了中國的大部分地區。他招募中國的專家來發展他的情報網絡和武器裝備。蒙古人比任何歐洲人（包括羅斯在內）都更早地擁有了火藥。
1223年，幾個羅斯公國以及烏克蘭大草原上的一些遊牧民族首次與蒙古人交戰。結果，他們被一支本質上不過是偵察隊的力量徹底擊敗了。蒙古人當時撤出了羅斯，但對羅斯王國及其財富狀況已經有了足夠多的瞭解，並認為它值得全面入侵。
一支龐大的蒙古軍隊集結在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汗（Batu Khan）的領導下。這支軍隊於1237年出征羅斯，並於1240年抵達基輔。蒙古人對基輔及周邊地區進行了大肆破壞，使這座羅斯的首都變成了一座鬼城，並使大部分農村地區人口減少。倖存下來的羅斯公國向蒙古宗主國投降了。儘管蒙古人在戰爭中冷酷無情，但他們明白留下被征服的人的活口，以便向他們徵稅的好處。
但是，困擾羅斯和加洛林帝國的問題同樣也影響到了蒙古帝國。在其創建者成吉思汗死後，蒙古帝國無法繼續保持統一。儘管偉大的成吉思汗早在1227年就已去世，但其帝國分裂是在幾十年後發生的；1259年，他的後裔間爆發了內戰。黑海以北的草原地帶和克里米亞半島都落入金帳汗國（Golden Horde）——蒙古帝國的繼承者之一——的控制之下。蒙古的殘兵敗將一直留在在羅斯的草原近五百年。最終，金帳汗國成為鄂圖曼土耳其（Ottoman Turkey）宗主權下的克里米亞汗國。實際上，這裡所說的「蒙古人」大多都講突厥語，他們是鐵木真在被號稱為成吉思汗之前就已經征服的韃靼部落（Tatar tribe）的後裔。鄂圖曼土耳其人於1453年攻佔君士坦丁堡後，草原上的韃靼人定期突襲北方的斯拉夫地區，為鄂圖曼市場抓捕奴隸。
蒙古族四分五裂之後，對其他地區勢力來說，奪取草原以北的領土變得可能。波蘭在14世紀中葉奪得了加利奇（Halych）公國（即加利西亞，Galicia）。大約在同一時間，立陶宛（Lithuania）佔領了附近的沃里尼亞（Volhynia）公國和基輔。尚未正式皈依基督教的立陶宛，從它的新臣民（即現代白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的祖先）那裡採納了斯拉夫語書寫系統。立陶宛的公爵們也開始從異教皈依東正教，並出資修建修道院和教堂。
羅斯東北部的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公國其後將其中心遷至莫斯科（Moscow），莫斯科後來成為莫斯科大公國（Grand Duchy of Muscovy）的首都。莫斯科大公國大部分時間由蒙古宗主國統治，直到15世紀末才完全獨立。儘管所有羅斯人之間的文化和宗教聯繫仍然存在，但歷史學家認為，蒙古入侵後出現的政治分裂，在烏克蘭、白羅斯、俄羅斯的民族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研究早期現代的歷史學家，通常稱呼波蘭-立陶宛政治領域中的羅斯人為「魯塞尼亞人」（Ruthenians）。魯塞尼亞的學者和神職人員在維爾紐斯（Vilnius）和基輔之間自由往來，創造出一種緊密相連的宗教文化。但其他歷史進程也在發揮作用，使得烏克蘭人和與他們信仰同一個宗教的白羅斯人快速地分化開來。
04-
1648年
16世紀，西班牙征服者征服了——對他們來說都是新大陸的——阿茲特克（Aztec）和印加（Inca）帝國。他們掠奪了如此之多的白銀和黃金，引致歐洲遭受了第一次嚴重的通貨膨脹。西歐也開始發展一種全新的經濟體系——資本主義。舊的封建制度，包括農奴制在內，正在瓦解。新的貨幣以及新的發明（如印刷機）促進了歷史學家通常所描述的「西方崛起」（Rise of the West）。
歐洲東部的情況則大不相同。沒有一個國家進行海外探險。非但封建制度沒有崩潰，反而正在形成一種新的、較以往強度更高的農奴制。大約從1500年開始，波蘭（包括烏克蘭人居住的加利西亞）各地的貴族地主開始劃出大型農莊種植糧食，並強迫當地的農民在這些農莊進行耕種。這些莊園通常都靠近某條河流，這樣就可以把出產的糧食運到主河道——維斯杜拉河——然後順流而下運到格但斯克港，然後運往西歐的新興市場。對於地主們來說，這是一筆極好的買賣。一些貴族家庭因此變得非常富有，擁有數百個莊園甚至自己的軍隊。但對於農民來說，這並不划算。
被奴役的農民要靠自己的小塊土地解決溫飽。這種自給自足的特性，使他們的處境有別於從非洲輸入美洲的新型奴隸。農奴被束縛在土地上且無權離開。地主向他們徵稅，包括金錢、蜂蜜、雞、羊或農民生產的任何東西。不過，地主向農奴徵稅的主要方式還是讓他們負擔莊園裡的所有勞動。儘管如此，農奴仍有幾天時間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勞動。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新的農奴制度變得更加繁重。反對這種制度的農奴遭到毆打和監禁。更為嚴重反抗行為則導致農奴被處決，因為貴族們執掌了jus gladii（譯注：Jus gladii在拉丁語中的意思是劍的權利（the right of the sword）。它指的是判處死刑的權力），即判處臣民死刑的權利。
逃離這種體制的唯一途徑就是遷徙到東部和南部的危險地區，那裡是韃靼人活動的地區。逃亡的農奴和富有冒險精神的貴族來到了大草原，也就是當時人們所說的「荒野之地」（Wild Fields）。移民們狩獵、捕魚，為獲得毛皮而設置陷阱。他們前往黑海沿岸收集食鹽，在波蘭和立陶宛的市鎮上出售。這些拓荒者學會了戰鬥，因為他們經常遇到想把他們賣到利潤豐厚的鄂圖曼奴隸市場的韃靼人。這些拓荒者在築有堡壘的地方集結，其中最著名的是第聶伯羅河急流附近的紮波羅熱營地（Zaporozhian Sich）。他們後來被稱為哥薩克（Cossacks）（烏克蘭語為Kozaky），這一稱謂源自土耳其語，意思是冒險家或劫掠者。哥薩克傳統是區分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的一個因素，儘管他們都有著相同的「魯塞尼亞」宗教文化。
波蘭和立陶宛自14世紀末起就結成了共主邦聯（多個主權國同擁戴一個元首），即波蘭國王（King）同時也是立陶宛大公（Grand Duke）。但是，當共主王朝即將滅亡時，波蘭和立陶宛達成共識，建立一個不依賴王朝關係的聯盟。1569年，盧布林聯合（The Union of Lublin）成立了當時東歐最廣大、最強大的國家：波蘭-立陶宛聯邦（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其中一項條款對烏克蘭了產生重大影響，那就是將烏克蘭從立陶宛大公國（Lithuanian Grand Duchy）劃歸波蘭王室（Polish Crown）。其影響之一是，今日之白羅斯和今日之烏克蘭的大部分地區最終處於不同的政治管轄之下。
一個意義更為重大的後果是，波蘭貴族極力地在歐亞草原以北、人口相對稀少的烏克蘭領土上建立大莊園（latifundia）。他們經常招募哥薩克人來幫助他們與土耳其和克里米亞汗國作戰，這些戰爭是由於波蘭貴族向東擴張引發的。領主們從人口過剩的加利西亞和其他地方引誘農民加入他們的新農莊。起初，農民在一段時期內享有免除賦稅和勞役的自由，但幾十年後，地主便無情地重新實施農奴制。地主再次富裕起來，平民再次受苦。逃亡的農奴加入了哥薩克，社會階層差異開始呈現出越來越多的種族色彩：地主——即使是魯塞尼亞人——欣然接受波蘭文化和羅馬天主教，而農民和哥薩克則保留了當時已經完全成型的烏克蘭語和東正教信仰。
哥薩克起義和農民起義從16世紀末開始爆發。哥薩克的一個主要不滿是針對波蘭-立陶宛聯邦的登記政策。當與土耳其和克里米亞汗國爆發戰爭時（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哥薩克會被登記在冊並獲得軍餉。但一旦戰爭結束，國家就會減少已登記的哥薩克的數量，而地主們會試圖奴役那些未登記的哥薩克人。
這個社會和軍事的矛盾也有宗教方面的因素。當立陶宛大公們於14世紀末首次登上波蘭王位時，他們資助了各種東正教事工。但很快他們就接受了羅馬天主教，而魯塞尼亞東正教則開始被當作繼子對待。與波蘭-立陶宛相鄰的東正教國家，即南部的摩爾達維亞（Moldavia）和東北部的莫斯科（Muscovy），建造了石製修道院和教堂，並資助了圖書館和聖像（icon）繪畫工作室。在摩爾達維亞，修道院既是學習的中心，也是堡壘。然而，在波蘭-立陶宛，東正教會十分貧困，其神職人員也相對缺乏教育。波蘭任命了非神職人員擔任主教和修道院院長；他們尋求這些任命的目的則是為了向教會土地上的農奴收取租金。然後在16世紀，宗教改革（Reformation）和強大的波蘭天主教反宗教改革使得東正教會措手不及。許多受過教育的魯塞尼亞人逐漸放棄了他們的本土宗教，轉而信奉加爾文教（Calvinism）或羅馬天主教（Roman Catholicism）。烏克蘭的大量的東正教主教急切希望改善他們的處境，於是與羅馬教皇建立了共融關係。根據1596年布列斯特聯合（the Union of Brest）的條款，魯塞尼亞教會被允許保留其傳統習俗，如容許神職人員結婚、在聖餐禮中使用葡萄酒和發酵麵包，換取這些教會承認羅馬教皇為至高無上。這些東正教派別被稱為東儀天主教（Uniates）。（譯注：東儀天主教（Uniate）是對前東方基督教或東正教教會的稱呼，這些教會已被羅馬教會接管，並保留了自己的儀式、習俗和教會法。這個詞帶有強烈的負面含義，這些教會很少用它來描述自己。）
教會聯合激起了修道院神職人員的反抗，他們拒絕接受主教的決定。這對於白羅斯和烏克蘭的東儀天主教會主教來說已經夠麻煩的了，但更具威脅性的是哥薩克人對教會聯盟的拒絕。對祖傳東正教信仰的捍衛為哥薩克人提供了一種意識形態，讓他們可憑此旗幟團結起來。拒絕接受聯合的東正教主教們開始尋求與莫斯科結盟，而莫斯科是一支具有某些舊羅斯傳統特徵的東正教力量（power）。
所有的緊張局勢，包括的社會的、種族的、軍事的和宗教的，在1648年爆發為戰爭。憤怒的哥薩克領袖和軍官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Bohdan Khmelnytsky）發動了一場反對聯邦和貴族的大起義。赫梅利尼茨基是一位傑出的指揮官和外交家。他把自己的兒子嫁給了鄰居東正教國家摩爾達維亞的一位公主。1654年，他邁出了對未來產生重大影響的一步：與莫斯科沙皇結盟。這是俄羅斯第一次介入烏克蘭事務。自此之後，它從未退出過。
波蘭-立陶宛聯邦與哥薩克之間戰爭的血腥程度超過有史以來任何一場內戰或宗教戰爭。在那個時代，傷口極易感染，而刺刑被視作稀鬆平常的處決方式（譯注：刺刑是指用一根削尖的木樁立於土中，受刑者坐在尖端上面，讓這根長棒從受刑者的肛門插入，從嘴或胸部穿出。）。戰爭期間，烏克蘭猶太居民的命運尤其悲慘。猶太人很少參加戰鬥，但他們之中有許多人一直是令人憎恨的莊園制度的管理人。據學者估計，哥薩克在戰區殺害了近一半的猶太人。
此後，戰爭持續了幾十年，但戰線在17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穩定下來。這場衝突的結果不僅標誌著烏克蘭事務的轉捩點，也標誌著整個東歐歷史的轉捩點。在赫梅利尼茨基起義之前，波蘭-立陶宛聯邦一直是東歐的霸主。起義之後，莫斯科-俄羅斯（Muscovy-Russia）崛起了。一個世紀後，波蘭-立陶宛被俄羅斯、普魯士和哈布斯堡君主國瓜分至不復存在。之前聯邦中大部分烏克蘭人居住的領土都被俄羅斯佔領了，但加利西亞（Galicia）在1772年被奧地利（Austria）吞併，摩爾達維亞的部分地區（之後被稱為布科維納（Bukovina））也在不久後被吞併。
除了需要重新繪製地圖以外，哥薩克起義（revolt）還對烏克蘭和俄羅斯產生了其他影響。哥薩克的領袖們現在非常富有，他們前所未有地資助了教堂和修道院。其中伊萬·馬澤帕（Ivan Mazepa）尤其慷慨。他出資為烏克蘭教堂進行了昂貴的裝飾，並資助了其他國家的東正教項目，如出版《新約聖經》的阿拉伯譯本。1708-09年北方大戰（Great Northern War）期間，馬澤帕試圖反抗沙皇彼得一世，但他失敗了，之後他流亡到摩爾達維亞並在那裡去世。
在波蘭統治時期，基輔已經成為東正教的學習中心。1632年，基輔的東正教大主教（metropolitan），摩爾達維亞人佩特羅·莫希拉（Petro Mohyla），創辦了一所最終被稱為基輔莫希拉學院（Kyiv Mohyla Academy）的高等學府。該學院以波蘭的耶穌會學院（Jesuit colleges）為藍本，其運作模式很像一所大學（university）。畢業於該學院的受過高等教育的神職人員在俄羅斯各地擔任主教和教師，而俄羅斯卻沒有任何能與之相提並論的高等教育機構。在18世紀的俄羅斯，烏克蘭族人主導著教會和精神生活（intellectual life）。基輔洞窟修道院（Kyivan Caves Monastery）也位於基輔，該修道院擁有自己的印刷廠和一所頗有影響力的聖像繪畫學校。烏克蘭人將複調（polyphony）引入了東正教音樂，沙皇和皇后（tsars and tsarinas）的宮廷合唱團工作也由烏克蘭人擔當。
05
1783年
在東歐如日中天的俄羅斯，開始向西和向南擴張。到17世紀中葉，它已經成功地向東擴張到太平洋。如前所述，波蘭-立陶宛在18世紀末（1772-95）被瓜分，今日的白羅斯全部被併入了俄羅斯。俄羅斯本已擁有烏克蘭在第聶伯羅河以東的全部領土；隨著波蘭的分裂，它又獲得了第聶伯羅河以西直至——與奧地利接壤的——茲布魯赫河（river Zbruch）的領土。
1783年，在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Empress Catherine II）統治期間，俄羅斯成功征服併吞並了克里米亞汗國。這意味著俄羅斯消除了蒙古人入侵羅斯的最後痕跡，清除了突厥族對草原的影響，並且為黑海北部沿岸的發展打開了大門。許多韃靼人逃到了今天的土耳其地區。葉卡捷琳娜邀請外地的殖民者——德國人、希臘人、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等——到這個人口稀少的地區定居。她還在沿海建立了新的港口城市，特別是奧德薩（Odesa）和赫爾松（Kherson）。大多數烏克蘭人都遭到奴役並被束縛在土地之上，因此，與今天烏克蘭其他地區相比，烏克蘭族群在南部地區的存在感（presence）更低。
波蘭立-陶宛和克里米亞汗國的消失使哥薩克變得多餘，它們對俄羅斯國家不再有用。皇帝彼得一世（Emperor Peter I），特別是在馬澤帕起義之後，已經限制了哥薩克的權利。彼得摧毀了哥薩克的「半獨立國家」（semi-state）哥薩克酋長國（Hetmanate）的首都。與彼得一樣，葉卡捷琳娜也是一個現代主義者，她的目標是實現國家的中央集權和統一。儘管她從未像彼得那樣受到哥薩克起義的威脅，但她希望能夠像統治俄羅斯其他地區一樣來統治烏克蘭。她取締了所有哥薩克酋長國特有的機構。此前，烏克蘭在第聶伯羅河以東的領土由不同的軍團管理。葉卡捷琳娜去世後，這些軍團領地不復存在，而是被劃分為三個省（gubernia，譯注：gubernia是波蘭語），就像她帝國的其他地方一樣。
葉卡捷琳娜還正式實行了農奴制，讓前哥薩克軍官得到國家的支持，可役使當地居民。這些軍官希望融入俄羅斯貴族階層，並在新的國家機構中謀求職位。他們與農民講烏克蘭語，但他們自己人之間則越來越多地用俄語交談和書寫。
18世紀末，今天的烏克蘭被瓜分如下：絕大多數烏克蘭領土都處於俄羅斯的統治之下。第聶伯羅以東的烏克蘭地區（被稱為左岸烏克蘭（Left-Bank Ukraine））的地主都是講俄語的烏克蘭人或俄羅斯人。在第聶伯羅河以西的右岸烏克蘭（Right-Bank Ukraine），大多數地主是波蘭人。遙遠的西部地區已經被哈布斯堡王朝佔領了。在加利西亞，地主都是波蘭人。在外喀爾巴阡（Transcarpathia），精英階層都是匈牙利人。在布科維納（Bukovina），農奴制的強度較其他地方輕，地主有可能是羅馬尼亞人、希臘人或烏克蘭族人。在以上全部的領土上，農民都是被奴役的，而且大部分都是烏克蘭族人。
烏克蘭也存在大量的猶太少數民族人口，他們主要從事貿易、手工業和旅館業。在波蘭分裂之前，俄羅斯不允許猶太人在其領土上定居。哥薩克酋長國的哥薩克曾多次請求允許猶太人進入他們的領土，因為在起義之前，他們頻繁地依賴猶太商人的服務。但俄羅斯的皇帝和女皇們並未同意。然而，當葉卡捷琳娜從波蘭手中奪得右岸烏克蘭和白羅斯時，她面臨的選擇是，要麼驅逐數以萬計的猶太人，要麼作出某種妥協。她選擇了後者。猶太人被允許進入俄羅斯，但僅限於某些領土範圍內，其中包括烏克蘭。這就是所謂的「柵欄區」（Pale of Settlement）。粗略估計，猶太人約佔右岸人口的12%，約佔左岸人口的5%；南部地區，即前克里米亞汗國的領土，吸引了眾多猶太定居者，尤其是那些被奧德薩和赫爾松的大型貿易中心吸引過來的商人。在加利西亞，超過10%的人口也是猶太人。
06-
1861年
1861年，俄羅斯帝國的農奴獲得了解放。這一事件與兩年後美國奴隸的解放有很多相似之處：奴役在法律層面被廢止，農奴或奴隸並未實現有意義的平等，他們仍然處於社會經濟和文化教育等級的最底層，幾乎沒有政治影響力。
第一批獲得解放的烏克蘭農奴不是那些生活在俄羅斯的人，而是生活在哈布斯堡君主國（Habsburg monarchy，今奧地利）的農民。他們早在1848年就獲得了解放，這是1848年那場幾乎席捲整個歐洲，卻以失敗告終的革命的結果之一。農民為維持生計而耕種的土地現在成了他們的合法財產。公有的林地和森林地（the commons）被分別劃歸農社（peasant communites）和領主（lords），後者在劃分中受到優惠。
俄國的解放條件較差：農民要背負沉重的債務，以補償他們前主人的勞動力和稅收損失。
1861年也是烏克蘭民族吟游詩人塔拉斯·舍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去世的一年。他出身農奴，但他的主人注意到他的藝術天賦，便出錢供他學習繪畫。1838年，一群藝術家和收藏家籌集了必要的資金為他贖身，使他得以在聖彼德堡著名的藝術學院學習。然而，舍甫琴科作為一名畫家的聲譽很快就被他作為詩人的聲譽所掩蓋。1840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詩集《吟游詩人》，當中的詩歌以及舍甫琴科其後的創作，使受過教育的烏克蘭人倍感振奮，它們表達了從農奴階級和所屬民族發展出來的原始情感。舍甫琴科在整個烏克蘭都備受讚譽，他是貴族沙龍的常客。他結識了一群激進的烏克蘭知識分子，他們夢想解放農奴，用聯邦民主制取代俄羅斯的中央集權專制。這導致他於1847年被捕，被流放到哈薩克（Kazakhstan）的一個囚犯流放地。1859年，他獲准返回烏克蘭，但不到兩年就去世了，享年47歲。
舍甫琴科只是為19世紀烏克蘭民族復興做出貢獻的眾多有趣而傑出的人物之一。我們不會逐一列出各個人物，而是概述民族覺醒的過程。
烏克蘭人是一個無國籍的民族，在東歐之外幾乎無人知曉。像許多其他無國籍民族（如斯洛伐克人和拉脫維亞人，或蘇格蘭人和威爾士人）一樣，他們在啟蒙理想的鼓舞下經歷了一次民族覺醒。這些民族中受過教育的那些人（通常是一個相當單薄的階層）開始收集平民百姓的歌曲和故事，研究他們的時尚，並寫下他們的方言。在此基礎之上，知識分子階層開始編纂字典，創造文學語言，界定民族服飾、舞蹈和樂器。這些覺醒的人翻閱檔案，為他們的民族構建一套有關過往的敘事，即一段歷史。他們通常都會發現屬於他們自己卻不為人知的、至少可以追溯到千年以前的國家。這些過程在19世紀的中歐和東歐非常普遍；隨着時間推演，這種知識文化工作日益複雜。大量組織和政治運動很快發展起來。20世紀之交，隨著人們對舊帝國秩序的信心逐漸崩潰，這些新興國家開始夢想獨立建國。
與其他同樣經歷此過程的大多數民族不同，烏克蘭人並未聚居在一個國家，而是被俄羅斯帝國和哈布斯堡君主國分割開來。在俄羅斯帝國，烏克蘭民族運動是由哥薩克軍官階層的後代發起的。起初運動的中心位於哈爾科夫（Kharkiv），那裡在1805年就已經建起了一所大學。哈爾科夫的報刊，如《The Ukrainian Herald》和《The Ukrainian Journal》，宣傳了哥薩克的歷史，並普及了赫梅利尼茨基（哥薩克起義領袖Khmelnytsky）早先使用過的「烏克蘭」（Ukraine）一詞。1834年，基輔也成立了一所大學，這座城市旋即成為烏克蘭民族運動的中心。但該運動在俄羅斯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阻礙。根據1863年和1876年頒佈的法令，烏克蘭語的出版物遭到限制，甚至幾乎被禁止。運動領袖被逮捕或被迫流亡。沙皇政權並未建立全面的初等教育體系，現有學校也被禁止在課堂上使用烏克蘭語。以上這些情況，再加上俄羅斯缺乏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等基本的公民權利，使得烏克蘭民族運動無法連結絕大多數烏克蘭人（即農民）。因此，即使這場運動是由傑出且富有遠見的知識分子組成，但由於他們缺乏社會基礎，所以導致運動頭重腳輕。俄國的第一個烏克蘭政黨是成立於1900年的地下烏克蘭革命黨（Revolutionary Ukrainian Party）。該政黨，正如促其產生的烏克蘭民族運動一樣，將社會正義問題與民族主義目標相結合。該黨還發行了一本呼籲烏克蘭獨立的宣傳冊。
哈布斯堡王朝時期有三個烏克蘭人居住的地區：前波蘭加利西亞，前莫爾達瓦布科維納，以及自900年以來一直是匈牙利一部分的外喀爾巴阡。這些地方的覺醒者階層不是哥薩克出身，而是神職人員。加利西亞和外喀爾巴阡在17世紀晚期接受了東儀天主教信仰。（到19世紀70年代中期，東儀天主教在俄羅斯帝國徹底消失。）開明的哈布斯堡女皇瑪麗亞·特蕾莎在烏克蘭人民的事務上實施了一些改進。她將東儀天主教會更名為希臘天主教禮（Greek Catholic rite），以強調在她眼中，希臘天主教禮與羅馬天主教禮（Roman Catholic rite）具有同等地位，象徵烏克蘭人享有平等。她還為希臘天主教教區的神職人員提供了高等教育；在此之前，這些神職人員從未接受過高等教育。最終，希臘天主教神學院的學生進入利沃夫大學（Lviv University）學習，該學校最初成立於1661年。這些受過教育的牧師，以及他們的下一代，成為該國民族運動的覺醒者和領袖。這裡各個社會階層的烏克蘭人都自稱盧森人（Rusyns）或魯塞尼亞人（Rutherians），而不是烏克蘭人。「烏克蘭人」直到1900年左右才在這些西部地區佔據主導地位。
1848年的歐洲革命首次將魯塞尼亞人帶入了政治舞台，並見證了第一份魯塞尼亞語報紙的誕生。幾十年來，人們一直在爭論加利西亞的盧森人應該用什麼語言書寫——是用混合了教會斯拉夫語的當地方言，還是用俄語，抑或是用在俄羅斯帝國的烏克蘭知識分子中間發展起來的烏克蘭文學語言。關於語言的爭論同時也是關於身分的爭論。他們僅僅只是盧森人麼？還是俄羅斯民族的一個分支？抑或是烏克蘭民族的一個分支？到19世紀末，加利西亞人選擇了烏克蘭身分，布科維納人稍後也作出同樣選擇，而外喀爾巴阡的魯塞尼亞人仍處於分裂狀態。當奧地利於1867年頒佈憲法，實行有限選舉權和公民自由時，加利西亞的烏克蘭民族運動迅速崛起。大量報刊出現了，在村莊和城鎮之間創造了一個烏克蘭民族的想像共同體。公立初等教育於1869年開始實施，而在魯塞尼亞人居住的東加利西亞，教學語言是烏克蘭語。利沃夫的知識分子和農村的神職人員網路為農民建立了許多組織——合唱團、消防隊、合作社和成人教育協會。奧地利的第一個烏克蘭政黨——農業社會主義的「激進黨」（Radical Party）——於1890年成立。19世紀90年代末，年輕的激進黨呼籲建立一個獨立的烏克蘭國家。此外，激進黨開始分裂，離開的成員分別組建了烏克蘭國家民主黨（Ukrainian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和烏克蘭社會民主黨（Ukrain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前者是一個左翼自由主義政黨，在1939年之前一直主導著加利西亞-烏克蘭的政治，後者是一個與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Austromarxists）有聯繫的工人政黨。
20世紀初，所有這些政黨都支持一系列農業罷工，試圖提高烏克蘭最貧窮農民的工資。詩人伊萬·弗蘭科（Ivan Franko）很好地捕捉到了19世紀末加利西亞的氣氛：「我是人民的兒子，是一個正在崛起的民族的兒子。我是農民：是序幕，而不是終章。」
07-
1917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俄羅斯帝國正在醞釀著巨大的變革。1905年，俄國爆發了第一次革命。兩個政黨——「烏克蘭社會民主黨」和較民族主義的「烏克蘭人民黨」——從烏克蘭革命黨的餘部中誕生。沙皇專制政權被迫作出一些自由主義式改革，其中包括使用烏克蘭語出版的權利。一夜之間出現了許多烏克蘭報刊和民間組織。俄國社會在反動和革命之間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化。烏克蘭人和其他在沙皇制度下受到歧視的群體（如猶太人）一樣，站在了革命一邊。但沙皇和反動勢力有足夠力量抵制先前作出的改革。如果俄羅斯走向民主，烏克蘭民族運動將會取得一定進展，但這些都無法實現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俄國歷史上這一相對自由的時期也告中斷。戰線在烏克蘭境內來回移動：1915年俄羅斯人在利沃夫，1918年德國人在基輔。這場新的工業化戰爭奪走了許多人的生命，摧毀了烏克蘭各地的基礎設施。
從許多方面來說，俄國都是參戰國中最弱的。它的工業發展落後於歐洲其他國家，社會矛盾重重，其士兵的受教育程度也是所有參戰部隊中最低的。民眾的壓力導致自發的抗議活動爆發，最終迫使沙皇于1917年3月退位。
這場革命使烏克蘭民族運動重獲新生。隨著議會（councils）或蘇維埃（soviets）在俄國各地紛紛湧現，基輔的烏克蘭人建立了自己的烏克蘭中央拉達（Ukrainian Central Rada）。（拉達在烏克蘭語中相當於俄語中的蘇維埃。）拉達，即烏克蘭革命議會，由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後者奉行農業社會主義）主導。它試圖尋求俄羅斯臨時政府的承認和自治，而臨時政府則聲稱掌管整個俄羅斯。在這場鬥爭中，拉達一度宣佈烏克蘭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個「共和國」在想像中是作為民主的俄羅斯聯邦的一部分，而並非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但是，就在拉達與臨時政府爭論不休的時候，後者於1917年11月被布爾什維克推翻了。拉達認為布爾什維克是一群在前帝國製造混亂的極端分子，而布爾什維克則認為拉達是小資產階級和民族主義者。
1917年12月，布爾什維克對拉達發動軍事進攻。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的軍隊無力保衛自己的領土，於是拉達向德國人請求救援。那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如火如荼，德國人將烏克蘭視為糧食和原材料的來源，以及德國與俄羅斯（彼時兩國仍在交戰）之間的緩衝國。德國對烏克蘭的糧食徵用導致了農民起義。在德國人被協約國擊敗並從烏克蘭撤軍後，情況變得更加複雜。烏克蘭軍隊同時與布爾什維克以及內戰中的白俄將軍作戰，但節節敗退。由西蒙·彼得留拉（Symon Petliura）領導的軍隊紀律渙散，與之相關的部隊更對猶太人進行了血腥屠殺，造成數萬人死亡。新的部隊不斷地加入這場戰鬥，包括各種軍閥。其中最著名的是無政府主義者內斯托爾·馬赫諾（Nestor Makhno）；法國遠征軍；以及約瑟夫·畢蘇斯基（Józef Piłsudski）領導的波蘭軍隊。1919年夏，烏克蘭加利西亞軍隊也加入了彼得留拉的部隊；這些士兵紀律嚴明、經驗豐富，但他們對改善烏克蘭人的命運卻無能為力。
烏克蘭加利西亞軍隊曾是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的武裝部隊。這個共和國是趁着奧匈帝國因戰敗而行將崩潰時，在利沃夫宣告成立的。但是，烏克蘭人在幾周之內就失去了利沃夫，因為與烏克蘭領土上的大多數城市一樣，這裡只有少數居民是烏克蘭裔。利沃夫的波蘭人成功地迫使烏克蘭政府下台。衝突期間，猶太人試圖保持中立，但波蘭人懷疑他們偏袒烏克蘭人。結果，波蘭士兵和市民一起發動了一場大屠殺。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尚未戰敗，直到1919年6月仍然佔據著東加利西亞的大部分地區。他們只是在被一支由法國裝備和訓練以對抗布爾什維克波蘭軍隊打垮後，才被迫離開這些領土。以上就是烏克蘭加利西亞軍隊加入東部彼得留拉的部隊的方式和原因。
烏克蘭經歷了六年可怕的戰爭與內戰之後，局勢才趨於穩定。20世紀20年代初，今天烏克蘭的領土被多個國家瓜分了。其中的大部分地區成為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UkSSR，Soviet Ukraine）。但克里米亞（Crimea）則被蘇聯吞併。由於匈牙利戰敗並被剝奪了大部分歷史上屬於它的領土，外喀爾巴阡被劃歸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布科維納被併入羅馬尼亞。曾是奧地利一部分的加利西亞，以及就在其北部、曾是俄羅斯一部分的沃里尼亞，都被併入了新的波蘭。在波蘭和立陶宛等早已消亡的國家復活之時，在芬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全新的國家誕生之際，烏克蘭人未能建立自己的國家，這將成為他們巨大的痛苦和沮喪的根源。
蘇維埃烏克蘭（蘇烏，Soviet Ukraine）成為民族黑暗中唯一閃爍的燭光。在列寧看來，烏克蘭軍隊或許已經被擊敗了，但烏克蘭人的民族志向依然存在。因此，他違背了許多其他布爾什維克領袖的意願，堅持建立一個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其範圍大致在中央拉達曾宣稱的邊界內。列寧指導下，布爾什維克於1923年在俄羅斯以外的蘇聯地區採取了本土化（korenizatsiia）政策。這一政策的實施使烏克蘭文化呈現了空前的繁榮。在「烏克蘭化（ukrainization）」期間，烏克蘭人設計了獨有的教育體系；創造了前衛的電影、戲劇、文學和視覺藝術；並對烏克蘭的歷史和文化進行了廣泛的研究。這是一個烏克蘭「民族共產主義（national communism）」的時代：當時烏克蘭人被任命到本國的政治和經濟機構領導職務。那些在波蘭遭到歧視的烏克蘭人移居到蘇烏，從事百科全書編撰和許多其他的文化事業（cultural endeavors）。
在波蘭，針對少數民族的歧視性政策不勝枚舉。舊奧地利統治下的烏克蘭教育體系被廢除了。諸如鐵路部門、地方行政機構的國家部門並未僱用烏克蘭人。於是，烏克蘭人開始發展「國中之國」，他們利用烏克蘭合作社運動提供的資金，資助烏克蘭的私人教育機會和文化工作。由於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波蘭，烏克蘭人和猶太人一樣都被限制接受大學教育，所以希臘天主教會建立了一所實際上培養了許多世俗知識分子的神學院。
在政治領域，佔主導地位的政黨是烏克蘭國家民主聯盟（Ukrainian 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其名稱準確地反映了其政治主張。此外，還有一些左翼政黨，從相對溫和的烏克蘭激進黨到西烏克蘭共產黨不等，介於兩者之間的是社會民主黨，其中一些人是親布爾什維克的（pro-Bolshevik）。20世紀20年代，烏克蘭奉行「民族共產主義」，因此親蘇態度（pro-Soviet attitudes）在加利西亞十分普遍。此外，還有一場與國家民主聯盟同聲同氣的大型婦女運動。
烏克蘭軍事組織（Ukrainian Military Organization）位於政治光譜的右側，其烏克蘭語首字母縮寫為UVO。該組織一直透過搶劫郵局和其他恐怖主義活動，從地下反抗波蘭統治。1929年，許多UVO的成員加入了新成立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OUN）。OUN同樣從事搶劫和暗殺活動。1930年暑假期間，OUN和UVO的年輕人發起了一場針對波蘭莊園的縱火行動，並進行了其他形式的破壞。作為回應，波蘭政府在對烏克蘭農村施行嚴厲毒辣的鎮壓，毆打各種政治派別的烏克蘭活動人士，並摧毀了屬於烏克蘭民族運動的建築物。這是一種殘暴的過激反應，因此波蘭國內以及北美的烏克蘭人都呼籲國際社會譴責波蘭。
08-
1933年
1933年，「烏克蘭化」政策在蘇烏正式終止。此前的1930年，許多烏克蘭文化和學術工作者被指是反政府的「烏克蘭解放聯盟」成員，而被捕和受審。（譯按：此聯盟名為「Спі́лки ви́зволення Украї́ни」，是蘇俄秘密警察捏造的組織，與名稱幾乎一樣、實際在外地運作的「Сою́з ви́зволення Украї́ни」無關。）對烏克蘭知識精英階層的殘酷肅清成為整個20世紀30年代的標誌，倖存者寥寥無幾。1933年，蘇烏教育部長米柯拉·斯凱普尼克（Mykola Skrypnyk）和無產階級作家米柯拉·科維洛維（Mykola Khvyliovy）以自殺明志表示抗議。
除了斯大林主義的恐怖打壓之外，烏克蘭還遭到農業集體化的巨大痛苦。集體化的計畫以及實施過程都非常糟糕，糧食短缺困擾著整個蘇聯。哈薩克、伏爾加地區和烏克蘭都爆發了饑荒。其中，烏克蘭的人為大饑荒在1933年達到頂峰，奪走了400萬人的生命（烏克蘭總人口數約為3150萬）。集體化造成的饑荒的影響在烏克蘭最為嚴重。許多目擊者稱，許多家庭僅餘少量的食物都被徵收，居民們只能忍饑度日。饑荒發生的同時，斯大林還在迫害他認為不忠誠的烏克蘭精英，導致蘇聯糧食短缺的影響被不成比例地轉嫁到了烏克蘭。
蘇烏遭受的大肅清和饑荒之後，烏克蘭西部（斯大林勢力範圍之外）的所有親蘇的情意都消滅殆盡了。
20世紀30年代，歐洲大部分地區都處於的共產和法西斯之間、左右兩極分化狀態。在西班牙和維也納，左翼和右翼的準軍事組織之間都爆發巷戰和內戰。歐洲大陸的民主制度正在倒塌。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掌權。他毫不掩飾自己對猶太人的仇恨，並計畫廢除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加諸德國的和平協議（《凡爾賽條約》）。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中，詳細闡述了他的種族主義願景，並向全世界宣佈了他打算通過入侵蘇聯為德國人尋求「生存空間」（譯按：支持德國擴張領土的泛日耳曼主義概念）的意圖。
希特勒對身處波蘭的烏克蘭右翼，尤其是「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OUN），有深遠而惡毒的影響。在納粹佔領波蘭之前，這些民族主義者早已為德國從事間諜活動並接受德國的援助。之後民族主義者就更加倒向了納粹德國的路線，因為希特勒是他們的敵人——蘇聯和波蘭——的敵人。那時，希特勒正在修改《凡爾賽協議》；這道協議曾使烏克蘭人失去國家。他將之前生活在不同國家的德國人聯合起來：1938年3月吞併了奧地利，同年10月吞併了所謂的「蘇台德地區」（Sudetenland，捷克斯洛伐克中主要由德裔人定居的地區）。後者使捷克斯洛伐克分裂，其中一個分裂並獨立的地區，是主要由魯塞尼亞人/烏克蘭人定居的喀爾巴阡-烏克蘭（Carpatho-Ukraine）。居住於蘇聯以外地區（如加利西亞和北美洲）的烏克蘭人對這個小國的成立感到欣喜若狂。OUN派遣武裝分子前往喀爾巴阡-烏克蘭，以影響管治並加入它新生的武裝部隊。1939年3月中旬，匈牙利進攻喀爾巴阡-烏克蘭並推翻其政府，一些OUN的領導幹部在爭取獨立的鬥爭中犧牲了。從一開始，OUN和納粹主義之間就有一些意識形態上的重疊，隨著20世紀30年代的發展，納粹黨對民族主義組織的影響越來越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30年代後期OUN中反猶主義（antisemitism）的增長。
09-
193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於1939年9月1日爆發。此前不久，德國和蘇聯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並秘密協議瓜分東歐。9月17日，蘇聯入侵西烏克蘭（即波蘭境內的加利西亞和沃里尼亞）並在幾周內將其併入蘇聯。蘇聯在佔領西烏克蘭的21個月期間實行了殘酷的統治。數十萬人被驅逐到北極地區、哈薩克和西伯利亞。起初，蘇聯逮捕並驅逐了東波蘭/西烏克蘭的波蘭精英。他們還將從波蘭的德語區（German Zone）逃到蘇聯地區的猶太人送往勞改營。在佔領即將結束時，監獄裡擠滿了烏克蘭人。1940年6月，蘇聯還從羅馬尼亞手中奪取了布科維納，並實行著同樣的統治。
在蘇聯佔領期間，人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曾經遍地開花的報刊，被新政權重複且乏味的喉舌所取代。商店裡的基本供應品都消失了，企業被收歸國有。連波蘭獨裁統治下依然存在的基本公民權利，都被一掃而空。社會彌漫著恐懼，任何人「行差踏錯」都可能會被流放到西伯利亞。蘇聯奪取政權後不久，所有先前存在的烏克蘭政黨都自行解散了，且再也未能恢復活動。蘇聯在西烏克蘭地區追捕並處決了持不同政見的共產主義者、民族共產主義者和左翼共產主義者。蘇聯統治時期，只有一個烏克蘭政治運動——「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OUN）——得以倖存。他們具備從事地下活動的經驗，儘管他們多次遭到當局的逮捕和處決，其成員人數仍然翻倍。截至1941年6月，該組織擁有約兩萬名成員和三萬名支持者。多年的地下鬥爭經驗使OUN得以存活下來，而蘇聯的專制制度則驅使烏克蘭人，尤其是年輕人，加入其行列。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對蘇聯發動了其注定失敗的入侵。在德國人抵達西烏克蘭之前的幾天裡，蘇聯秘密警察（NKVD）逮捕了數千名疑似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以免他們援助敵人。之後，由於德軍的推進速度太快，他們來不及將他們向東撤離，便決定將他們全體處決，一共約一萬五千人遇害，主要是烏克蘭人，但也有波蘭人和猶太人。NKVD的謀殺行為激怒了西烏克蘭的民眾，使他們的情緒達到了極點。德軍到達時，猶太人被迫從監獄中抬出受害者的屍體，擺放在院子裡，以便讓活著的人找到他們死去的親人。利沃夫市部分地區因屍體腐爛而臭氣熏天。一場反猶屠殺爆發了，儘管殺害大部分受害者的是德國黨衛軍，但OUN的武裝組織「烏克蘭國家民兵組織」同樣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整個戰爭期間，針對猶太人的暴力行為一直沒有停歇。在今日之烏克蘭境內，約150萬猶太人遭到殺害，佔大屠殺受害者總數的四分之一。大多數猶太人死在離他們居住處不遠的地方：他們在溝壑（ravine）或專門挖的坑邊被槍殺。黨衛軍的特別行動隊（Einsatzgruppen）擔當了主要的槍手，幫兇是那些賣國投敵的蘇聯警察。
納粹對當地非猶太人口實行的政策也非常嚴厲，儘管沒有進行系統性的大規模謀殺。在德國集中營裡，超過三百萬蘇聯戰俘死於暴露在自然環境（die from exposure）和饑餓。超過兩百萬烏克蘭青年被遣送至德國充當奴隸勞工。在烏克蘭的大部分地區，當年輕人從教堂或舞會出來時，德國人把他們抓起來並塞上火車，送往集中營。
二戰期間，烏克蘭被劃歸不同國家。加利西亞被併入殘餘的波蘭，由總政府（General Government）管治。布科維納及其鄰近地區再次併入羅馬尼亞；羅馬尼亞還佔領了奧德薩地區，並將其稱為德涅斯特河沿岸（Transnistria）。匈牙利佔領了外喀爾巴阡/喀爾巴阡-烏克蘭（Transcarpathia／Carpatho-Ukraine）。部分烏克蘭地區直接由德軍管轄。而被肢解的烏克蘭各部分之中，面積最大的是德佔的烏克蘭總督轄區（Reichskommissariat Ukraine）。
以上這些政府之中最野蠻的是總督轄區，其首府設在沃里尼亞的羅夫諾。雖然「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OUN）」一直以警察的身分配合納粹的佔領，但他們意識到民眾已經受夠了德國的統治，便開始自發地進行抵抗。為避免民眾反德國的情緒轉化為對蘇聯游擊隊（Red partisans），OUN策劃了自己的反德起義。這只是一場有限的抵抗運動，原因在於OUN也不希望蘇聯獲勝。OUN的武裝部隊「烏克蘭反抗軍」伏擊了德國巡邏隊和干擾德軍為圍捕（round up）奴隸勞工的行動，但它從不阻礙向德-蘇戰爭前線運送物資的去路。他們更願意見到德國人和蘇聯人互相殘殺。但反抗軍並無採取任何行動來保護躲藏在沃里尼亞森林中的猶太人；事實上，它下達了一項命令，要求殺死所有猶太人和任何藏匿他們的烏克蘭人。反抗軍還在沃里尼亞和加利西亞對波蘭人進行種族清洗；歷史學家估計反抗軍殺害了大約六萬波蘭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平民。
烏克蘭戰爭極其殘酷。東歐地區的衝突雙方並非西方盟國（Western Allies）和德國，而是蘇聯和德國，即兩個致命的政權，而平民百姓必須在二者之間作出選擇。一般來說，德佔烏克蘭總督轄區的人民傾向視紅軍（Red Army）為解放者。但在西烏克蘭加利西亞區，這種情況就少得多。1939-41年被蘇聯統治的慘痛經歷使人們對蘇聯的態度非常強硬。此外，德國統治對該地區的烏克蘭人來說，比居住在任何地區的烏克蘭人都更有利。德國人利用烏克蘭人來制衡波蘭人，並依靠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幫助建設民政管理機構和警察組織。雖然該地區也存在圍捕奴隸勞工的情況，但其他因素使當地烏克蘭人的生活條件較其他地方好。烏克蘭人在加利西亞區獲得的受教育機會，在烏克蘭總督轄區是沒有的。受到民族主義的影響，加利西亞的烏克蘭人對猶太人被殺的恐懼感沒有總督轄區的烏克蘭人那麼強烈。事實上，猶太人面臨種族清洗，反而對在戰爭期間的烏克蘭合作社帶來了經濟利益。1943年中期和1944年，德國人在加利西亞大受歡迎，有八萬烏克蘭人自願加入了一支武裝黨衛軍，即加利西亞師團（Division Galizien）。這些志願者中只有一部分最終參加了戰鬥，而加利西亞師團在反猶太和反波蘭行動中發揮的作用非常小，但它在1944年參與了平息反法西斯主義（antifascist）的斯洛伐克民族起義的行動。
在蘇聯再次收復西烏克蘭之後，「烏克蘭反抗軍」掀起了一場反蘇起義，並一直持續到20世紀40年代末。蘇聯針對起義的政策是極其殘酷的。反抗軍士兵的屍體在村莊的圍欄邊一字排開，以便親屬能辨認其身分。任何人承認在死者中發現了自己的兒子或兄弟，都會被逮捕並送往勞改營。一共數十萬西烏克蘭人因為蘇聯政府平亂和實行農業集體化而被驅逐出境。
這段歷史在烏克蘭獨立後的記憶政治（memory politics）舉足輕重。在加利西亞烏克蘭人的記憶中，蘇聯人比德國人更糟糕，而在烏克蘭其他地區，情況恰恰相反。
戰爭給整個東歐地區帶來的一個結果是，各個國家在種族上都變得更加單一。德國人殺死了大部分猶太人。所有東歐國家都驅逐了德裔人口。在烏克蘭，波蘭人基本上消失了：許多波蘭人在1930年的斯大林主義大肅清中喪生；大量波蘭人在1939-41年被驅逐出西烏克蘭；19343-44年反抗軍的種族清洗運動又消滅了數萬人；戰後，蘇聯與波蘭組織了人口交換活動，用倖存的波蘭人交換新成立的波蘭人民共和國境內的烏克蘭人。戰後倖存下來的猶太人大都離開西烏克蘭並前往波蘭、以色列和美國。烏克蘭昔日的猶太人，及其宗教傳統和意第緒語（Yiddish language），都不復存在了。這些留在烏克蘭的猶太人與其他蘇聯公民之間沒有什麼區別。俄語也取代了意第緒語。
由於波蘭人和猶太人的離開，西烏克蘭的許多城鎮為烏克蘭裔移民敞開了大門。這對西烏克蘭人來說是一個重大的社會進步，儘管他們須與來自東部的俄羅斯人和講俄語的烏克蘭人（Russophone Ukrainians）展開競爭。整個烏克蘭的政治精英階層都是由後者組成的。
斯大林死後，蘇聯變成了一個較安全的地方。勞改營中的許多西烏克蘭人獲得了特赦並返回家園。烏克蘭文化曾有過短暫的發展空間，但都集中在1956-72年期間。除此之外，戰後的蘇烏見證了無情的俄羅斯化（russification）。異見者被逮捕、監禁或流放。他們代表著各種不同的政治觀點，有伊萬·德祖巴（Ivan Dziuba）和列昂尼德·普柳什（Leonid Pliushch）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有瓦倫丁·莫羅茲（Valentyn Moroz）和伊萬·坎迪巴（Ivan Kandyba）這樣的民族主義者。除此之外，作曲家、詩人和藝術家也出自類近的「異見背景」（dissident milieu）。
從戰爭中誕生的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不僅包括1939年以前的舊蘇烏，還包括斯大林在1939-41年佔領的領土，即加利西亞（即利沃夫州、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州（Ivano-Frankivsk）和捷爾諾波爾州（Ternopil））、沃里尼亞（即羅夫諾州和沃里尼亞州）以及布科維納（即切爾諾夫策州（Chernivtsi））。此外，1945年捷克斯洛伐克將外喀爾巴阡州重新割讓給新蘇烏。新蘇烏最後一塊新增領土是克里米亞，於1954年從蘇俄重新併入。1954年亦是《佩列亞斯拉夫條約》簽訂三百周年，當年赫梅利尼茨基（哥薩克起義領袖）以該條約將烏克蘭置於俄羅斯沙皇的保護之下。
10-
1991年
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前半期被稱為蘇聯的「停滯時代」，蘇聯深受領導層老齡化和身體轉差的影響。總書記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出生於1906年。他是一個煙癮和酒癮都很大的人，在70年代中期，他健康狀況急劇下降。他在1982年去世後，又有兩位年邁的總書記繼任，但到1985年春，兩人都已去世。隨後，蘇聯共產黨選擇了年輕的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擔任總書記，希望他能為黨和國家注入新的活力。戈爾巴喬夫承諾進行自由化改革，其執政口號是「改革」（perestroika）和「開放」（glasnost）。由他發起的這場改革最終導致了歐洲共產主義的終結和蘇聯的解體。
與蘇聯其他主要的中心相比，基輔的改革進展更為緩慢。烏克蘭共產黨的領導人沃洛迪米爾·謝爾比茨基（Volodymyr Shcherbytsky）就像來自停滯期的一塊活化石。1972年，他甫當上第一書記後，便通過大肆逮捕異見者和鎮壓烏克蘭的文化和學術，極力地牢牢管控著烏克蘭。1986年，切爾諾貝爾核電站發生了爆炸，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核事故。謝爾比茨基試圖掩蓋事故真相——他甚至沒有取消僅僅五天後在基輔舉行的五一國際勞動節遊行。烏克蘭作家協會在1986年6月召開會議，公開譴責他處理這場危機的方式。與會的文人和政治活動家伊萬·德拉赫（Ivan Drach）之子被派往切爾諾貝爾進行清理工作並因輻射中毒，他在會上的批評尤其直言不諱。協會的作家們還呼籲烏克蘭應有更大程度的文化自主。
1988-89年，許多異見者被蘇聯政府釋放，從監獄和流亡地返回基輔和利沃夫，促使烏克蘭政治的急劇變化。1989年初，這些異見者與作家聯合起來，發起了一場爭取烏克蘭權利的運動，名為「烏克蘭人民改革運動」（People’s Movement of Ukraine for Reconstruction）。人民運動發佈了一份民主綱領，倡議建立一個烏克蘭「公民國家」（相對於「民族國家」），即一個不僅限於烏克蘭族人或講烏克蘭語的人，能容納烏克蘭共和國所有居民的國家。不久後，人民運動開始主張烏克蘭脫離蘇聯統治、獨立成國。
烏克蘭民眾爭取獨立的努力恰逢其時。就在那時，一個新的人物——伯里斯·葉利欽（Boris Yeltsin）——開始嶄露頭角。他向戈爾巴喬夫發起了挑戰，因為戈爾巴喬夫在實施改革（perestroika）後，面對人民爭取改變的聲勢反而變得保守，以求維持蘇聯的統一。葉利欽沒有從全蘇聯層面挑戰戈爾巴喬夫，而是在蘇俄層面取代他，成為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即俄羅斯的國家元首。他與其他蘇維埃共和國級領導層結盟，尤其是烏克蘭的共產主義者。1990年6月12日，在葉利欽的推動下，俄羅斯對外宣告國家主權，烏克蘭於7月16日亦緊接作出同樣的宣告，並於8月24日正式獨立。烏克蘭獨立宣言只有不到一百個字，基本上僅宣佈烏克蘭正在履行主權宣言的條款。烏克蘭的「葉利欽」是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對外宣告主權一周後，他當選為烏克蘭最高蘇維埃（即最高拉達）主席。克拉夫丘克與「人民運動」及葉利欽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兩位共產黨領導人都希望解散蘇聯，並於1991年12月實現目標。
在宣佈獨立之前，蘇俄的強硬派於1991年8月19日至23日發動了一場拙劣的政變。葉利欽因反對該政變而被俄羅斯人譽為英雄。面對政變，烏克蘭共產黨不知所措，但政變失敗後的第二天，最高拉達宣佈了獨立。獨立由烏克蘭全民公投進行確認。公投於12月1日舉行，大多數人投票贊成獨立。然而，這場公投中，「蘇聯式」的做法顯然仍存在：部分選區宣稱有99.9%或100%的合資格選民投票，超過97%的選民支持獨立。無論如何，公投確認了烏克蘭人民追求獨立的意志。
公投的同一天，烏克蘭舉行了第一次總統選舉。克拉夫丘克以超過60%的選票輕鬆獲勝。烏克蘭其後發展出一套西、中部與東、南部分野明顯的 「分區投票格局」。
具體而言，克拉夫丘克在1991年的選舉中，贏得了烏克蘭除加利西亞三州（西部）以外的所有州份。在1994年的選舉中，烏克蘭西半部地區支持克拉夫丘克連任（最終他連任失敗），其他地區則支持來自烏克蘭中南部第聶伯羅（Dnipro）的列昂尼德·庫奇馬（Leonid Kuchma）。1999年，庫奇馬與共產黨員佩特羅·西蒙年科（Petro Symonenko）競選。加利西亞三州超過90%的選票都投給了庫奇馬，而西蒙年科則在烏克蘭中北部、頓涅茨克（Donetsk）、赫爾松州以及克里米亞表現出色。在引發「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的2004年選舉中，前烏克蘭國家銀行行長、烏克蘭總理維克多·尤申科（Viktor Yushchenko）取得了勝利，他贏得了整個烏克蘭西部及中部地區。他的對手，頓涅茨克的維克多·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則拿下了南部和東部地區。在下一次選舉中，亞努科維奇戰勝了前總理尤利婭·季莫申科（Yuliia Tymoshenko），他再次贏得了南部和東部地區。
這種「分區投票格局」反映了烏克蘭各區不同的歷史經歷，導致了各個地區對待烏克蘭民族主義和俄羅斯人的不一樣的態度。西部地區民族主義意識強烈，中部地區也很快加入其中。主要講俄語的東部和南部地區則不那麼反俄（anti-Russian）。在這段時期，加利西亞（西部）及頓涅茨克／奧德薩（東部）才開始分別建立他們的議程和支持力量。
90年代，烏克蘭人民過得非常艱難。烏克蘭的通貨膨脹達到了前所未聞的高度。一個人一生的盧布積蓄可能只夠買一包火柴。許多城市裡的烏克蘭人跑回他們農村家人的農場幫忙幹活，並帶上一袋馬鈴薯回家。同時，有一些人在蘇聯國有財產私有化的過程中變得極度富有。常見的致富做法包括：向勞工支付蘇聯級的工資，卻以西方市場的價格將他們的產品出口到歐洲；用盧布從銀行貸款後將其兌換成美元，待盧布貶值後還款；將國企的資產拆售；砍伐森林並將木材傾銷國外以換取匯率穩定的貨幣。外喀爾巴阡正是因為砍伐森林而遭受了洪災。更有人敲詐新建立的零售企業，企圖從他們收取保護費。「商業」和「有組織犯罪」往往讓人無法分辨。烏克蘭出現了非常富有和有權勢的商人階層，他們通常被稱為「寡頭」（oligarchs）。其中最著名的是維克多·平丘克（Viktor Pinchuk）和雷納托·阿克梅托夫（Rinat Akhmetov）。這些「大人物」在烏克蘭政治幕後有著巨大的影響力。90年代的經濟危機在1996年秋季之後開始緩解，當時烏克蘭進行了貨幣改革，以格里夫納（hryvnia）取代之前的盧布。
在這裡，有必要提及一件沒有發生的事情。儘管羅馬尼亞、波羅的海沿岸的前蘇聯國家以及其他「後共產」（postcommunist）的東歐國家在21世紀初被吸納加入了歐盟，但烏克蘭卻被排除在外。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之後的事情可能會大不相同。
11-
2014年
2014年發生的事件有一個前奏，即2004年的橙色革命。如前所述，2004年的烏克蘭大選在尤申科和亞努科維奇之間展開。時任總理的亞努科維奇得到烏克蘭政府的支持，同時也是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屬意的候選人。反對派領袖尤申科被認為是親西方（pro-Western）的候選人。亞努科維奇以相當微弱的優勢（49.5%對46.6%）贏得了兩人的第二輪決選。尤申科的支持者聲稱選舉結果是偽造的，50萬民眾因而佔領了基輔市中心的獨立廣場（Maidan Nezalezhnosti）。他們在廣場上搭建了舞台，讓反對派人士發表演講和搖滾樂隊演奏。基輔市民為示威者帶來了食物。西方的媒體和政界人士也對這些示威者和橙色革命表達了支持。在民眾的壓力之下，烏克蘭重新舉行了決選，而這一次來自其他國家的觀察員被派駐各個投票站，以確保投票的公平性。計票結果顯示，尤申科以52.0%對44.2%獲勝。
尤申科並非一位執政有為的總統，他在任期內與其他在橙色革命中嶄露頭角的政治家，尤其是尤利婭·季莫申科，爭吵不斷。2008年，尤申科甚至任命他的前競選對手亞努科維奇擔任總理。他在總統任期內的主要政績是在記憶政治領域。與此前的總統不同，他平反甚至歌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和它的武裝組織烏克蘭反抗軍，並追封這些組織的領導人（如反抗軍最高指揮官羅曼·舒赫維奇（Roman Shukhevych）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中主要派別的領袖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烏克蘭英雄」的榮譽。他還致力推動國際社會認可1933年的烏克蘭人為饑荒（Holodomor）為針對烏克蘭人民的種族滅絕。他下令收集了二十多萬份有關大饑荒的證詞，並在基輔建立了一個紀念受害者的博物館。
在2010年的總統選舉中，尤申科連參與決選的資格也沒有取得。取而代之的是，季莫申科與亞努科維奇競選。最終亞努科維奇以49.0%對45.5%獲勝。
亞努科維奇的勝選後，他的親信在政府中佔據了有影響力的職位。他全盤否定了尤申科的民族主義政治，他的教育和科學部長德米特羅·塔巴克尼克（Dmytro Tabachnyk）疏遠了許多烏克蘭知識分子。亞努科維奇也是烏克蘭史上最腐敗的總統，他和他的親信大肆貪污和虧空公款。亞努科維奇在其頓巴斯（Donbas）老家仍然很受歡迎，但烏克蘭大部分地區都認為他褻瀆了總統職位。
暗湧出現在2013年11月。亞努科維奇本應與歐盟簽署政治聯盟和自由貿易協定，但他選擇接受俄羅斯的財政援助。獨立廣場上再次擠滿了示威者，最終達到50萬人的數量。抗議者們形形色色：雖然加利西亞人較多，但實際上他們來自烏克蘭全國各地。其中有些是親西方的民主人士，有些是極右翼的民族主義者；女權主義者、性小眾、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也在其中。亞努科維奇政府對抗議者採取了致命的武力打壓，而由「右區」（Right Sector，烏克蘭一個極端民族主義組織）領導的民族主義者進行了反擊。一百多名抗議者被警方的狙擊手殺害，同時有十三名警察被殺。2014年2月下旬，武裝抗議者扭轉了局勢，亞努科維奇逃離烏克蘭並前往俄羅斯。這一系列事件通常被稱為「歐洲廣場起義」（Euromaidan）和「尊嚴革命」（Revolution of Dignity）。
然而，普京稱這些事件為「法西斯政變」，並藉詞入侵烏克蘭。烏克蘭的軍隊一直被政府忽視：與其說是一支戰鬥部隊，不如說是軍官腐敗斂財的來源。俄羅斯在未遭抵抗的情況下進軍克里米亞並併吞該地。在入侵過程中，大部分烏克蘭海軍向俄羅斯投誠。吞併克里米亞可説是唾手可得：根據2001年的人口普查，當地人口中有三分之二是俄羅斯族，只有四分之一是烏克蘭族。超過80%的人講俄語，講克里米亞韃靼語的人比講烏克蘭語的人更多。克里米亞當局曾在20世紀90年代初舉行全民公投，要求獨立或至少擴大自治權，但基輔鎮壓了這些嘗試。2014年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後，於2月28日舉行了自己的全民公投。這無疑是一場蘇聯式的選舉：97%的選民支持加入俄羅斯聯邦。
與此同時，俄羅斯還在烏克蘭東部和南部（從東北部的哈爾科夫到西南部的奧德薩），鼓動「反歐親俄」（anti-Maidan, pro-Russian）的騷亂。普京將這些烏克蘭領土稱為「新俄羅斯」（Novorossiia）；這是1764年沙俄透過征服克里米亞汗國而奪得的領土的名稱。親俄的抗議浪潮，經常包含佔領政府大樓的行為，被稱作「俄羅斯之春」（the Russian Spring）。匆忙重組的烏克蘭政府及時採取了預防措施，使得親俄的分離主義運動只在頓巴斯東部地區取得了成功。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Luhansk）這兩個城市各成為了小型分離主義共和國的首府。但圍繞頓巴斯東部地區的戰鬥則持續了八年，奪走了大約一萬五千人的生命。起初，這兩個共和國由惡棍般的軍人統治，但後來俄羅斯扶植了由他們直接控制的文人領導。烏克蘭一方的炮擊摧毀了許多建築。俄羅斯之春在這兩個共和國取得的「成功」使一些之前可能被分離主義吸引的人對分離主義的選擇感到懷疑。
2014年後，烏克蘭政府在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和加拿大）的援助下，重建了國家的武裝部隊。緊隨「歐洲廣場革命」之後當選的總統佩特羅·波羅申科（Petro Poroshenko）奉行民族主義綱領，這對烏克蘭西部地區的吸引力遠大於對東南部地區。他重振了對「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和反抗軍的崇拜，任命該組織的成員擔任烏克蘭國家記憶研究所（Ukrainian 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的所長。他設定了配額，以確保烏克蘭語在電視和電台廣播中佔主導地位，並犧牲了俄語，因此遭到了親俄政客很自然的反對。烏克蘭語還被規定為公立學校五年級以上的專用教育語言。這個政策成為烏克蘭與匈牙利關係中的一個痛點，因為在外喀爾巴阡有相當多的講馬紮爾語（Magyar，匈牙利的官方語言）的少數民族。
波羅申科還發起了一場導致整個東正教世界分裂的教會改革。2019年初，烏克蘭東正教會分別隸屬三個管轄區：莫斯科宗主教聖統的烏克蘭正教會是烏克蘭最大的宗教組織，也是莫斯科牧首（Patriarch of Moscow）領導下的自治教會；基輔宗主教聖統的烏克蘭正教會不被任何其他正教會承認；烏克蘭自主正教會主要在西部地區活躍，同樣不獲其他教會承認。波羅申科在美國國務院的幫助下，獲得了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支持，建立了一個由君士坦丁堡而非莫斯科管轄的統一的烏克蘭正教會。理論上來說，烏克蘭須成立一個由三個正教會共同組成的統一委員會，但現實情況是，莫斯科宗主教聖統烏克蘭正教會拒絕參加，這一點不足為奇。最終，兩個以前未獲承認的烏克蘭教會舉行了一次不完整的統一委員會議，一個新的烏克蘭正教會成立了，它是一個在君士坦丁堡牧首領導下的自治教會。莫斯科牧首譴責了這個新教會及其位於君士坦丁堡的支持者，導致整個了東正教會的分裂。世界各地的東正教會必須在君士坦丁堡和莫斯科之間作出選擇。至少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即本文寫作之時），大多數正教會都不願意承認君士坦丁堡領導下的新烏克蘭教會。這部分地反映了大多數正教會對俄羅斯教會的聲望和資源的敬畏，部分則是不滿君士坦丁堡干涉其他教會事務。烏克蘭的教區以及社區也出現了分裂。波羅申科政府採取了各種行政措施，試圖將莫斯科宗主教聖統管轄的教區劃歸烏克蘭正教會管轄。這些措施在加利西亞和沃里尼亞那些政治上傾向民族主義的地區尤為成功。目前，莫斯科宗主教聖統烏克蘭正教會聲稱擁有12000多個教區，而烏克蘭正教會聲稱擁有7000多個教區。
波羅申科的目標是在一個「族裔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t）意識型態上鞏固烏克蘭國家，即一個講烏克蘭語、採用民族主義版本的歷史並在烏克蘭教堂做禮拜的烏克蘭國家。這也是一種蓄意將烏克蘭「去俄羅斯化」的嘗試。很難說他五年來的措施對彌合烏克蘭的地區分裂產生了積極還是消極的影響。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政策激怒了普京。
烏克蘭社會是否正朝著族裔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的方向發展？2019年的總統選舉給出了答案。波羅申科競選連任總統。他的競選口號——「軍隊、語言、信仰」——毫無疑問地表明他打算強化族裔民族主義的施政。他的競爭對手是一位明星候選人，一位名叫沃洛迪米爾·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的喜劇演員。此人身材矮小，曾主演過一部情景喜劇，劇中一名教師抱怨烏克蘭的腐敗現象，抱怨的片段在網路上爆紅，結果這名教師意外地成為了烏克蘭總統。現實世界發生的事情差不多就是這一劇情的翻版。多年來，烏克蘭總統候選人一直都以符號和歷史記憶政治，以及親俄和親西方傾向為策略進行競選，忽視更具體的國內問題的同時，也在中飽私囊。澤連斯基以反腐敗作為其競選綱領，突破了自烏克蘭獨立之日起一直困擾著這個國家的地區性的政治分歧。他獲得了有史以來最高比例的選票——73%。除了最頑固的民族主義地區（利沃夫州）以外，他在烏克蘭的每一個州都取得了勝利。此外，澤連斯基是猶太裔而非烏克蘭裔，而且他講俄語。
2022年2月24日，普京領導的俄羅斯大規模入侵烏克蘭時，澤連斯基正在擔任烏克蘭總統。他作為一名演說家的技巧在戰爭中為烏克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本文撰寫之時，戰爭仍在進行中。目前，烏克蘭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遏制了俄羅斯的軍隊，但某些城市——馬里烏波爾（Mariupol）的大部分地區、哈爾科夫和基輔的部分地區——由於俄羅斯的炮擊，其基礎設施遭到破壞，食品、供暖、藥品和水都出現了短缺。這些城市周邊的許多村莊遭受了更為嚴重的破壞。每天都有新的暴行發生。大約十分之一的烏克蘭人逃往國外，主要都去了波蘭。
很顯然，烏克蘭再次來到一個轉捩點。目前在戰爭的迷霧中，我們未能了解這場戰火的最終意義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這個國家及其人民正在遭受巨大的創傷，而這些創傷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癒合。
–全文完–
1. 以下資料來源於網路：關於俄國的公爵（俄文Князь，英文音譯Knyaz或knez，但在英文中一般譯為prince，所以常被誤譯為「親王」）：這個詞源於原始日爾曼語，與英語的king和德語的König同源。Knyaz最初指斯拉夫人的部落酋長，後來成為斯拉夫封建制國家（如基輔羅斯）的統治者的頭銜。這些國家的中央集權化加強後，有的統治者的頭銜改為Velikii Knyaz (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偉大的Knyaz)，一般譯為「大公」，而其下屬的區域性統治者就稱為Knyaz，譯為「公爵」。公爵一般都是曾經的斯拉夫統治者的後代，主要是留裏克和格迪米納斯的後代。到莫斯科公國（與後來的俄羅斯帝國）強盛起來之後，沙皇偶爾會授予公爵頭銜，如彼得大帝授予他的莫逆之交緬希科夫，葉卡捷琳娜大帝授予波將金。
關於作者：約翰·保羅·希姆卡（John Paul Himka）是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歷史學名譽教授，著有《加利西亞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in Galicia）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與大屠殺》（Ukrainian Nationalists and the Holocaust）等著作。
原文連結：https://ukrainesolidaritycampaign.org/2022/04/13/ten-turning-points-a-brief-history-of-ukraine/
2022年4月13日
米勒 譯、老英 校
目錄
01 序言
02 988年
03 1240年
04 1648年
05 1783年
06 1861年
07 1917年
08 1933年
09 1939年
10 1991年
11 2014年
01-
序言
這篇文章寫於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侵略戰爭之際。我認為，用幾個小時就能讀完的相對簡短的英文版烏克蘭歷史可以幫助人們瞭解相關問題。當然，每一項歷史調查都是一種解釋和簡化，這是無法回避的。我希望我選取的都是需要解釋的最重要的內容。我附上了一幅來自公有領域（public domain）的歐亞草原插圖。在互聯網上很容易找到歷史地圖，我也建議讀者朋友根據需要這樣去做。在此，我要對我的讀者貝芙麗·萊米爾（Beverly Lemire）、莫里斯·萊米爾（Morris Lemire）和艾倫·魯特科夫斯基（Alan Rutkowski）表示感謝，他們幫助我編寫了可讀性更強的文本。同樣，感謝克利斯蒂婭·喬米亞克（Chrystia Chomiak）的排版工作。
2022年3月至4月寫於阿爾伯塔省埃德蒙頓（Edmonton, Alberta）
02-
988年
每個人都聽説過在海上漫遊的維京人。他們以兇猛的戰士和北半球最遙遠地區的探險家而聞名。他們曾在北美洲和格陵蘭島短暫定居，而冰島是他們一個至今仍然存在的定居點。同時，也有一些維京人在河流中遊蕩。西元9世紀時，他們從斯堪的納維亞半島（Scandinavia）出發，探索穿過東歐森林和草原的水道，直到最終抵達那個時代最宏偉、最富有的兩個城市——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和巴格達（Baghdad）。他們帶著貨物，尤其是毛皮，到巴格達進行貿易，並獲得通過絲綢之路運來的中國奢侈品。他們也在拜占庭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進行貿易。事實上，他們曾在拜占庭皇帝的瓦良格衛隊（Varangian Guard）中擔任士兵。「瓦良格人」（Varangians）是對那些探索東方的維京人的稱呼。熟悉加拿大歷史的人會發現，他們很像中世紀版本的哈德遜灣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
瓦良格人/維京人沿途建立了新定居點或佔領了原有的定居點，尤其是在沃爾霍夫河畔（Volkhov River）的諾夫哥羅德（Novgorod）（今俄羅斯境內）和第聶伯羅河畔（Dnipro River）的基輔（Kyiv）（今烏克蘭首都）。一位名叫留里克（Riuryk）的瓦良格人領袖建立了一個王朝，統治著一個被稱為「羅斯」（Rus’）的廣袤王國。
我們所知道的英文單詞俄羅斯（Russia）是羅斯這個名字的衍生詞（derivative），但是其他衍生詞，如魯辛（Rusyn）或魯斯納克（Rusnak），直到20世紀以至現在都是在烏克蘭西部地區的民族名稱（ethnonyms）。
根據羅斯的編年史記載，沃羅迪米爾（Volodymyr）（俄語：Vladimir）——留里克的後裔之一——在988年皈依基督教並為羅斯人施洗。我們無法確定上述事情是否真的發生在那一年，以及它是如何發生的。資料來源過於零散以致於無法給出確切的答案。但後來的發展使988年的含義變得清晰起來。
羅斯從拜占庭帝國接受了基督教。當時，基督教會沒有分裂，東西方也沒有分裂。但在隨後的幾個世紀裡，基督教兩大分支之間的關係惡化了：1054年出現了正式的分裂。十字軍東征期間，西方基督徒多次進攻拜占庭，造成了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之間的嚴重分裂。某些烏克蘭歷史學家認為，沃羅迪米爾的選擇是不幸的，因為西方即將成為全球霸主，與此同時東方則將淪為停滯不前的次等國家（a stagnant subaltern）。也許吧。
從異教國家變成基督教國家意味著文明的轉型。這一轉型需要建造大量的教堂。宏偉的聖索菲亞大教堂，至今仍屹立在基輔沃羅迪米爾大街上，它是由沃羅迪米爾的兒子雅羅斯拉夫（Yaroslav）於11世紀建造的。羅斯及其公國的統治者在全國各地興建大教堂（cathedrals）和教堂。每座建築都需要建築師、工程師和畫家的參與。起初，這些專業知識大多需要從君士坦丁堡引進，但羅斯人很快就從拜占庭的大師那裡學到了必要的技能。一切的發展很快就超出了維京探險家和以農為生的羅斯人在「基督教化」（Christianization）前所能做的極限。統治者還慷慨地建立和資助修道院——它是這片土地上啟蒙的燈塔。修士們撰寫編年史，抄寫聖典，研究天文（包括神學和宇宙兩方面），開設圖書館並製作神聖藝術（sacral art）。在世俗法庭上，出現了第一部羅斯法典。
採用斯拉夫語進行書寫對羅斯的思想覺醒（intellectual awakening）和共同文化的發展來說是至關重要的。羅斯的人口並不是只由一種人組成：這裡還有講各種斯拉夫方言（Slavic dialects）的部落，也有講其他語言的民族，包括非印歐語系的語言。在那個逝去的時代，人們並不總是用他們所講的語言進行書寫。書面語言能涵蓋不同的人口，形成他們之間的共通點。對於這一點，我們可以想像一下拉丁語在歐洲大部分地區的傳播，以及阿拉伯語在中東和非洲的傳播。我們知道在「基督教化」之前，羅斯人普遍已經會講斯拉夫方言，但羅斯大部分地區仍必須被書面斯拉夫語在語言和文明的層面征服。羅斯採用了拜占庭的競爭對手——保加利亞人——的書寫系統，即現在被稱為「古教會斯拉夫語」（Old Church Slavonic）的語言進行寫作。羅斯人將保加利亞人自己撰寫或從希臘語翻譯的文本，複製並送往修道院和法院。保加利亞斯拉夫語（Bulgarian Slavonic）很快便本土化，出現一些羅斯當地方言的特徵。現代烏克蘭語的某些特徵可以追溯到這些早期的文本。
所有這些文明的發展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羅斯作為拜占庭、南部哈里發國、北部波羅的海地區之間的貿易中心，所積累的財富。諾夫哥羅德成為漢薩同盟的一部分，即中世紀歐洲最富有的商業網絡之一。
俄羅斯和烏克蘭歷史學家曾就基輔羅斯（Kyivan Rus’）是俄羅斯的還是烏克蘭的始祖展開過爭論。今天大多數歷史學家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原因在於，他們認為造成俄羅斯和烏克蘭民族分化的重大事件是後來才發生的，即在莫斯科公國（Muscovite state）崛起以及烏克蘭被併入立陶宛和波蘭之後。古羅斯（Old Rus’）有一些共通之處：同一個王朝，同一個書寫系統以及同一個宗教，儘管在地方層面，存在著不計其數的變異（variations）。羅斯與查理曼帝國的情況類似（empire of Charlemagne）：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 state）的領土包括今天的法國和德國，它是法國和德國文化的共同祖先。羅斯的情況與此類似。
羅斯在另一方面也與加洛林王朝相似。那就是，只要查理曼活著，他就能維繫龐大帝國，沃羅迪米爾同樣如此。查理曼大帝的子孫們將土地瓜分殆盡，由此國家（state）淪為由加洛林人統治但不再統一的小公國（principalities）。在羅斯也發生了類似的事情，沃羅迪米爾死後他的兒子之間爆發了內戰。此後的每一代人都將羅斯劃分成越來越多的公國。基輔不再是羅斯的首都，而是基輔公國的首都。作為最富有和最有聲望的公國，它經常受到敵對公國的攻擊。例如，位於今天西烏克蘭的加利西亞-沃里尼亞公國（Galician-Volhynian principality）和最終演變為莫斯科大公國（Grand Duchy of Muscovy）的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公國（Vladimir-Suzdal principality）都曾進攻基輔。基輔的公爵們（princes）恢復統一的企圖遭到了野心勃勃的對手們的阻撓。1.
03-
1240年
羅斯的內部分裂十分危險。羅斯中心地帶以南是歐亞大草原，這是一大片從中國東北部一直延伸到匈牙利中部的遼闊草原。
早在羅斯「基督教化」之前，馬背上的遊牧民族就已經在這片大草原上縱橫馳騁了數千年。這些遊牧民族有的是伊朗人，有的是突厥人。不同時代湧現過不同的遊牧民族浪潮：斯基泰人（Scythians）、匈奴人（Huns）、可薩人（Khazars）、佩切涅格人（Pechenegs或Patzinaks）和庫曼人（Cumans或Polovtsi）（譯注：Polovtsi，即波羅維茨人，是俄羅斯人對庫曼人的稱呼）。有時，他們會在沿第聶伯羅河運送商船的過程中突襲羅斯。長期以來，遊牧民族與其說是一種生存威脅，不如說是一種騷擾。事實上，在羅斯自相殘殺的戰爭中，公爵們有時會與遊牧民族結盟，對抗他們的羅斯同胞。
後來，一種新型遊牧民族出現了。蒙古的鐵木真（Temujin）（後來被稱為成吉思汗（Genghis Khan））是一位極具魅力的領袖，他組建了一支龐大的戰鬥部隊，並對鄰國們進行了有計劃的征服。成吉思汗是一位富有遠見的領袖。他徵召維吾爾族土耳其人為蒙古語設計字母表（alphabet）和書寫系統，開始了明文律法，並建立了一個高效的郵政系統。最重要的是，他在13世紀20年代佔領了中國的大部分地區。他招募中國的專家來發展他的情報網絡和武器裝備。蒙古人比任何歐洲人（包括羅斯在內）都更早地擁有了火藥。
1223年，幾個羅斯公國以及烏克蘭大草原上的一些遊牧民族首次與蒙古人交戰。結果，他們被一支本質上不過是偵察隊的力量徹底擊敗了。蒙古人當時撤出了羅斯，但對羅斯王國及其財富狀況已經有了足夠多的瞭解，並認為它值得全面入侵。
一支龐大的蒙古軍隊集結在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汗（Batu Khan）的領導下。這支軍隊於1237年出征羅斯，並於1240年抵達基輔。蒙古人對基輔及周邊地區進行了大肆破壞，使這座羅斯的首都變成了一座鬼城，並使大部分農村地區人口減少。倖存下來的羅斯公國向蒙古宗主國投降了。儘管蒙古人在戰爭中冷酷無情，但他們明白留下被征服的人的活口，以便向他們徵稅的好處。
但是，困擾羅斯和加洛林帝國的問題同樣也影響到了蒙古帝國。在其創建者成吉思汗死後，蒙古帝國無法繼續保持統一。儘管偉大的成吉思汗早在1227年就已去世，但其帝國分裂是在幾十年後發生的；1259年，他的後裔間爆發了內戰。黑海以北的草原地帶和克里米亞半島都落入金帳汗國（Golden Horde）——蒙古帝國的繼承者之一——的控制之下。蒙古的殘兵敗將一直留在在羅斯的草原近五百年。最終，金帳汗國成為鄂圖曼土耳其（Ottoman Turkey）宗主權下的克里米亞汗國。實際上，這裡所說的「蒙古人」大多都講突厥語，他們是鐵木真在被號稱為成吉思汗之前就已經征服的韃靼部落（Tatar tribe）的後裔。鄂圖曼土耳其人於1453年攻佔君士坦丁堡後，草原上的韃靼人定期突襲北方的斯拉夫地區，為鄂圖曼市場抓捕奴隸。
蒙古族四分五裂之後，對其他地區勢力來說，奪取草原以北的領土變得可能。波蘭在14世紀中葉奪得了加利奇（Halych）公國（即加利西亞，Galicia）。大約在同一時間，立陶宛（Lithuania）佔領了附近的沃里尼亞（Volhynia）公國和基輔。尚未正式皈依基督教的立陶宛，從它的新臣民（即現代白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的祖先）那裡採納了斯拉夫語書寫系統。立陶宛的公爵們也開始從異教皈依東正教，並出資修建修道院和教堂。
羅斯東北部的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公國其後將其中心遷至莫斯科（Moscow），莫斯科後來成為莫斯科大公國（Grand Duchy of Muscovy）的首都。莫斯科大公國大部分時間由蒙古宗主國統治，直到15世紀末才完全獨立。儘管所有羅斯人之間的文化和宗教聯繫仍然存在，但歷史學家認為，蒙古入侵後出現的政治分裂，在烏克蘭、白羅斯、俄羅斯的民族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研究早期現代的歷史學家，通常稱呼波蘭-立陶宛政治領域中的羅斯人為「魯塞尼亞人」（Ruthenians）。魯塞尼亞的學者和神職人員在維爾紐斯（Vilnius）和基輔之間自由往來，創造出一種緊密相連的宗教文化。但其他歷史進程也在發揮作用，使得烏克蘭人和與他們信仰同一個宗教的白羅斯人快速地分化開來。
04-
1648年
16世紀，西班牙征服者征服了——對他們來說都是新大陸的——阿茲特克（Aztec）和印加（Inca）帝國。他們掠奪了如此之多的白銀和黃金，引致歐洲遭受了第一次嚴重的通貨膨脹。西歐也開始發展一種全新的經濟體系——資本主義。舊的封建制度，包括農奴制在內，正在瓦解。新的貨幣以及新的發明（如印刷機）促進了歷史學家通常所描述的「西方崛起」（Rise of the West）。
歐洲東部的情況則大不相同。沒有一個國家進行海外探險。非但封建制度沒有崩潰，反而正在形成一種新的、較以往強度更高的農奴制。大約從1500年開始，波蘭（包括烏克蘭人居住的加利西亞）各地的貴族地主開始劃出大型農莊種植糧食，並強迫當地的農民在這些農莊進行耕種。這些莊園通常都靠近某條河流，這樣就可以把出產的糧食運到主河道——維斯杜拉河——然後順流而下運到格但斯克港，然後運往西歐的新興市場。對於地主們來說，這是一筆極好的買賣。一些貴族家庭因此變得非常富有，擁有數百個莊園甚至自己的軍隊。但對於農民來說，這並不划算。
被奴役的農民要靠自己的小塊土地解決溫飽。這種自給自足的特性，使他們的處境有別於從非洲輸入美洲的新型奴隸。農奴被束縛在土地上且無權離開。地主向他們徵稅，包括金錢、蜂蜜、雞、羊或農民生產的任何東西。不過，地主向農奴徵稅的主要方式還是讓他們負擔莊園裡的所有勞動。儘管如此，農奴仍有幾天時間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勞動。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新的農奴制度變得更加繁重。反對這種制度的農奴遭到毆打和監禁。更為嚴重反抗行為則導致農奴被處決，因為貴族們執掌了jus gladii（譯注：Jus gladii在拉丁語中的意思是劍的權利（the right of the sword）。它指的是判處死刑的權力），即判處臣民死刑的權利。
逃離這種體制的唯一途徑就是遷徙到東部和南部的危險地區，那裡是韃靼人活動的地區。逃亡的農奴和富有冒險精神的貴族來到了大草原，也就是當時人們所說的「荒野之地」（Wild Fields）。移民們狩獵、捕魚，為獲得毛皮而設置陷阱。他們前往黑海沿岸收集食鹽，在波蘭和立陶宛的市鎮上出售。這些拓荒者學會了戰鬥，因為他們經常遇到想把他們賣到利潤豐厚的鄂圖曼奴隸市場的韃靼人。這些拓荒者在築有堡壘的地方集結，其中最著名的是第聶伯羅河急流附近的紮波羅熱營地（Zaporozhian Sich）。他們後來被稱為哥薩克（Cossacks）（烏克蘭語為Kozaky），這一稱謂源自土耳其語，意思是冒險家或劫掠者。哥薩克傳統是區分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的一個因素，儘管他們都有著相同的「魯塞尼亞」宗教文化。
波蘭和立陶宛自14世紀末起就結成了共主邦聯（多個主權國同擁戴一個元首），即波蘭國王（King）同時也是立陶宛大公（Grand Duke）。但是，當共主王朝即將滅亡時，波蘭和立陶宛達成共識，建立一個不依賴王朝關係的聯盟。1569年，盧布林聯合（The Union of Lublin）成立了當時東歐最廣大、最強大的國家：波蘭-立陶宛聯邦（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其中一項條款對烏克蘭了產生重大影響，那就是將烏克蘭從立陶宛大公國（Lithuanian Grand Duchy）劃歸波蘭王室（Polish Crown）。其影響之一是，今日之白羅斯和今日之烏克蘭的大部分地區最終處於不同的政治管轄之下。
一個意義更為重大的後果是，波蘭貴族極力地在歐亞草原以北、人口相對稀少的烏克蘭領土上建立大莊園（latifundia）。他們經常招募哥薩克人來幫助他們與土耳其和克里米亞汗國作戰，這些戰爭是由於波蘭貴族向東擴張引發的。領主們從人口過剩的加利西亞和其他地方引誘農民加入他們的新農莊。起初，農民在一段時期內享有免除賦稅和勞役的自由，但幾十年後，地主便無情地重新實施農奴制。地主再次富裕起來，平民再次受苦。逃亡的農奴加入了哥薩克，社會階層差異開始呈現出越來越多的種族色彩：地主——即使是魯塞尼亞人——欣然接受波蘭文化和羅馬天主教，而農民和哥薩克則保留了當時已經完全成型的烏克蘭語和東正教信仰。
哥薩克起義和農民起義從16世紀末開始爆發。哥薩克的一個主要不滿是針對波蘭-立陶宛聯邦的登記政策。當與土耳其和克里米亞汗國爆發戰爭時（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哥薩克會被登記在冊並獲得軍餉。但一旦戰爭結束，國家就會減少已登記的哥薩克的數量，而地主們會試圖奴役那些未登記的哥薩克人。
這個社會和軍事的矛盾也有宗教方面的因素。當立陶宛大公們於14世紀末首次登上波蘭王位時，他們資助了各種東正教事工。但很快他們就接受了羅馬天主教，而魯塞尼亞東正教則開始被當作繼子對待。與波蘭-立陶宛相鄰的東正教國家，即南部的摩爾達維亞（Moldavia）和東北部的莫斯科（Muscovy），建造了石製修道院和教堂，並資助了圖書館和聖像（icon）繪畫工作室。在摩爾達維亞，修道院既是學習的中心，也是堡壘。然而，在波蘭-立陶宛，東正教會十分貧困，其神職人員也相對缺乏教育。波蘭任命了非神職人員擔任主教和修道院院長；他們尋求這些任命的目的則是為了向教會土地上的農奴收取租金。然後在16世紀，宗教改革（Reformation）和強大的波蘭天主教反宗教改革使得東正教會措手不及。許多受過教育的魯塞尼亞人逐漸放棄了他們的本土宗教，轉而信奉加爾文教（Calvinism）或羅馬天主教（Roman Catholicism）。烏克蘭的大量的東正教主教急切希望改善他們的處境，於是與羅馬教皇建立了共融關係。根據1596年布列斯特聯合（the Union of Brest）的條款，魯塞尼亞教會被允許保留其傳統習俗，如容許神職人員結婚、在聖餐禮中使用葡萄酒和發酵麵包，換取這些教會承認羅馬教皇為至高無上。這些東正教派別被稱為東儀天主教（Uniates）。（譯注：東儀天主教（Uniate）是對前東方基督教或東正教教會的稱呼，這些教會已被羅馬教會接管，並保留了自己的儀式、習俗和教會法。這個詞帶有強烈的負面含義，這些教會很少用它來描述自己。）
教會聯合激起了修道院神職人員的反抗，他們拒絕接受主教的決定。這對於白羅斯和烏克蘭的東儀天主教會主教來說已經夠麻煩的了，但更具威脅性的是哥薩克人對教會聯盟的拒絕。對祖傳東正教信仰的捍衛為哥薩克人提供了一種意識形態，讓他們可憑此旗幟團結起來。拒絕接受聯合的東正教主教們開始尋求與莫斯科結盟，而莫斯科是一支具有某些舊羅斯傳統特徵的東正教力量（power）。
所有的緊張局勢，包括的社會的、種族的、軍事的和宗教的，在1648年爆發為戰爭。憤怒的哥薩克領袖和軍官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Bohdan Khmelnytsky）發動了一場反對聯邦和貴族的大起義。赫梅利尼茨基是一位傑出的指揮官和外交家。他把自己的兒子嫁給了鄰居東正教國家摩爾達維亞的一位公主。1654年，他邁出了對未來產生重大影響的一步：與莫斯科沙皇結盟。這是俄羅斯第一次介入烏克蘭事務。自此之後，它從未退出過。
波蘭-立陶宛聯邦與哥薩克之間戰爭的血腥程度超過有史以來任何一場內戰或宗教戰爭。在那個時代，傷口極易感染，而刺刑被視作稀鬆平常的處決方式（譯注：刺刑是指用一根削尖的木樁立於土中，受刑者坐在尖端上面，讓這根長棒從受刑者的肛門插入，從嘴或胸部穿出。）。戰爭期間，烏克蘭猶太居民的命運尤其悲慘。猶太人很少參加戰鬥，但他們之中有許多人一直是令人憎恨的莊園制度的管理人。據學者估計，哥薩克在戰區殺害了近一半的猶太人。
此後，戰爭持續了幾十年，但戰線在17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穩定下來。這場衝突的結果不僅標誌著烏克蘭事務的轉捩點，也標誌著整個東歐歷史的轉捩點。在赫梅利尼茨基起義之前，波蘭-立陶宛聯邦一直是東歐的霸主。起義之後，莫斯科-俄羅斯（Muscovy-Russia）崛起了。一個世紀後，波蘭-立陶宛被俄羅斯、普魯士和哈布斯堡君主國瓜分至不復存在。之前聯邦中大部分烏克蘭人居住的領土都被俄羅斯佔領了，但加利西亞（Galicia）在1772年被奧地利（Austria）吞併，摩爾達維亞的部分地區（之後被稱為布科維納（Bukovina））也在不久後被吞併。
除了需要重新繪製地圖以外，哥薩克起義（revolt）還對烏克蘭和俄羅斯產生了其他影響。哥薩克的領袖們現在非常富有，他們前所未有地資助了教堂和修道院。其中伊萬·馬澤帕（Ivan Mazepa）尤其慷慨。他出資為烏克蘭教堂進行了昂貴的裝飾，並資助了其他國家的東正教項目，如出版《新約聖經》的阿拉伯譯本。1708-09年北方大戰（Great Northern War）期間，馬澤帕試圖反抗沙皇彼得一世，但他失敗了，之後他流亡到摩爾達維亞並在那裡去世。
在波蘭統治時期，基輔已經成為東正教的學習中心。1632年，基輔的東正教大主教（metropolitan），摩爾達維亞人佩特羅·莫希拉（Petro Mohyla），創辦了一所最終被稱為基輔莫希拉學院（Kyiv Mohyla Academy）的高等學府。該學院以波蘭的耶穌會學院（Jesuit colleges）為藍本，其運作模式很像一所大學（university）。畢業於該學院的受過高等教育的神職人員在俄羅斯各地擔任主教和教師，而俄羅斯卻沒有任何能與之相提並論的高等教育機構。在18世紀的俄羅斯，烏克蘭族人主導著教會和精神生活（intellectual life）。基輔洞窟修道院（Kyivan Caves Monastery）也位於基輔，該修道院擁有自己的印刷廠和一所頗有影響力的聖像繪畫學校。烏克蘭人將複調（polyphony）引入了東正教音樂，沙皇和皇后（tsars and tsarinas）的宮廷合唱團工作也由烏克蘭人擔當。
05
1783年
在東歐如日中天的俄羅斯，開始向西和向南擴張。到17世紀中葉，它已經成功地向東擴張到太平洋。如前所述，波蘭-立陶宛在18世紀末（1772-95）被瓜分，今日的白羅斯全部被併入了俄羅斯。俄羅斯本已擁有烏克蘭在第聶伯羅河以東的全部領土；隨著波蘭的分裂，它又獲得了第聶伯羅河以西直至——與奧地利接壤的——茲布魯赫河（river Zbruch）的領土。
1783年，在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Empress Catherine II）統治期間，俄羅斯成功征服併吞並了克里米亞汗國。這意味著俄羅斯消除了蒙古人入侵羅斯的最後痕跡，清除了突厥族對草原的影響，並且為黑海北部沿岸的發展打開了大門。許多韃靼人逃到了今天的土耳其地區。葉卡捷琳娜邀請外地的殖民者——德國人、希臘人、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等——到這個人口稀少的地區定居。她還在沿海建立了新的港口城市，特別是奧德薩（Odesa）和赫爾松（Kherson）。大多數烏克蘭人都遭到奴役並被束縛在土地之上，因此，與今天烏克蘭其他地區相比，烏克蘭族群在南部地區的存在感（presence）更低。
波蘭立-陶宛和克里米亞汗國的消失使哥薩克變得多餘，它們對俄羅斯國家不再有用。皇帝彼得一世（Emperor Peter I），特別是在馬澤帕起義之後，已經限制了哥薩克的權利。彼得摧毀了哥薩克的「半獨立國家」（semi-state）哥薩克酋長國（Hetmanate）的首都。與彼得一樣，葉卡捷琳娜也是一個現代主義者，她的目標是實現國家的中央集權和統一。儘管她從未像彼得那樣受到哥薩克起義的威脅，但她希望能夠像統治俄羅斯其他地區一樣來統治烏克蘭。她取締了所有哥薩克酋長國特有的機構。此前，烏克蘭在第聶伯羅河以東的領土由不同的軍團管理。葉卡捷琳娜去世後，這些軍團領地不復存在，而是被劃分為三個省（gubernia，譯注：gubernia是波蘭語），就像她帝國的其他地方一樣。
葉卡捷琳娜還正式實行了農奴制，讓前哥薩克軍官得到國家的支持，可役使當地居民。這些軍官希望融入俄羅斯貴族階層，並在新的國家機構中謀求職位。他們與農民講烏克蘭語，但他們自己人之間則越來越多地用俄語交談和書寫。
18世紀末，今天的烏克蘭被瓜分如下：絕大多數烏克蘭領土都處於俄羅斯的統治之下。第聶伯羅以東的烏克蘭地區（被稱為左岸烏克蘭（Left-Bank Ukraine））的地主都是講俄語的烏克蘭人或俄羅斯人。在第聶伯羅河以西的右岸烏克蘭（Right-Bank Ukraine），大多數地主是波蘭人。遙遠的西部地區已經被哈布斯堡王朝佔領了。在加利西亞，地主都是波蘭人。在外喀爾巴阡（Transcarpathia），精英階層都是匈牙利人。在布科維納（Bukovina），農奴制的強度較其他地方輕，地主有可能是羅馬尼亞人、希臘人或烏克蘭族人。在以上全部的領土上，農民都是被奴役的，而且大部分都是烏克蘭族人。
烏克蘭也存在大量的猶太少數民族人口，他們主要從事貿易、手工業和旅館業。在波蘭分裂之前，俄羅斯不允許猶太人在其領土上定居。哥薩克酋長國的哥薩克曾多次請求允許猶太人進入他們的領土，因為在起義之前，他們頻繁地依賴猶太商人的服務。但俄羅斯的皇帝和女皇們並未同意。然而，當葉卡捷琳娜從波蘭手中奪得右岸烏克蘭和白羅斯時，她面臨的選擇是，要麼驅逐數以萬計的猶太人，要麼作出某種妥協。她選擇了後者。猶太人被允許進入俄羅斯，但僅限於某些領土範圍內，其中包括烏克蘭。這就是所謂的「柵欄區」（Pale of Settlement）。粗略估計，猶太人約佔右岸人口的12%，約佔左岸人口的5%；南部地區，即前克里米亞汗國的領土，吸引了眾多猶太定居者，尤其是那些被奧德薩和赫爾松的大型貿易中心吸引過來的商人。在加利西亞，超過10%的人口也是猶太人。
06-
1861年
1861年，俄羅斯帝國的農奴獲得了解放。這一事件與兩年後美國奴隸的解放有很多相似之處：奴役在法律層面被廢止，農奴或奴隸並未實現有意義的平等，他們仍然處於社會經濟和文化教育等級的最底層，幾乎沒有政治影響力。
第一批獲得解放的烏克蘭農奴不是那些生活在俄羅斯的人，而是生活在哈布斯堡君主國（Habsburg monarchy，今奧地利）的農民。他們早在1848年就獲得了解放，這是1848年那場幾乎席捲整個歐洲，卻以失敗告終的革命的結果之一。農民為維持生計而耕種的土地現在成了他們的合法財產。公有的林地和森林地（the commons）被分別劃歸農社（peasant communites）和領主（lords），後者在劃分中受到優惠。
俄國的解放條件較差：農民要背負沉重的債務，以補償他們前主人的勞動力和稅收損失。
1861年也是烏克蘭民族吟游詩人塔拉斯·舍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去世的一年。他出身農奴，但他的主人注意到他的藝術天賦，便出錢供他學習繪畫。1838年，一群藝術家和收藏家籌集了必要的資金為他贖身，使他得以在聖彼德堡著名的藝術學院學習。然而，舍甫琴科作為一名畫家的聲譽很快就被他作為詩人的聲譽所掩蓋。1840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詩集《吟游詩人》，當中的詩歌以及舍甫琴科其後的創作，使受過教育的烏克蘭人倍感振奮，它們表達了從農奴階級和所屬民族發展出來的原始情感。舍甫琴科在整個烏克蘭都備受讚譽，他是貴族沙龍的常客。他結識了一群激進的烏克蘭知識分子，他們夢想解放農奴，用聯邦民主制取代俄羅斯的中央集權專制。這導致他於1847年被捕，被流放到哈薩克（Kazakhstan）的一個囚犯流放地。1859年，他獲准返回烏克蘭，但不到兩年就去世了，享年47歲。
舍甫琴科只是為19世紀烏克蘭民族復興做出貢獻的眾多有趣而傑出的人物之一。我們不會逐一列出各個人物，而是概述民族覺醒的過程。
烏克蘭人是一個無國籍的民族，在東歐之外幾乎無人知曉。像許多其他無國籍民族（如斯洛伐克人和拉脫維亞人，或蘇格蘭人和威爾士人）一樣，他們在啟蒙理想的鼓舞下經歷了一次民族覺醒。這些民族中受過教育的那些人（通常是一個相當單薄的階層）開始收集平民百姓的歌曲和故事，研究他們的時尚，並寫下他們的方言。在此基礎之上，知識分子階層開始編纂字典，創造文學語言，界定民族服飾、舞蹈和樂器。這些覺醒的人翻閱檔案，為他們的民族構建一套有關過往的敘事，即一段歷史。他們通常都會發現屬於他們自己卻不為人知的、至少可以追溯到千年以前的國家。這些過程在19世紀的中歐和東歐非常普遍；隨着時間推演，這種知識文化工作日益複雜。大量組織和政治運動很快發展起來。20世紀之交，隨著人們對舊帝國秩序的信心逐漸崩潰，這些新興國家開始夢想獨立建國。
與其他同樣經歷此過程的大多數民族不同，烏克蘭人並未聚居在一個國家，而是被俄羅斯帝國和哈布斯堡君主國分割開來。在俄羅斯帝國，烏克蘭民族運動是由哥薩克軍官階層的後代發起的。起初運動的中心位於哈爾科夫（Kharkiv），那裡在1805年就已經建起了一所大學。哈爾科夫的報刊，如《The Ukrainian Herald》和《The Ukrainian Journal》，宣傳了哥薩克的歷史，並普及了赫梅利尼茨基（哥薩克起義領袖Khmelnytsky）早先使用過的「烏克蘭」（Ukraine）一詞。1834年，基輔也成立了一所大學，這座城市旋即成為烏克蘭民族運動的中心。但該運動在俄羅斯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阻礙。根據1863年和1876年頒佈的法令，烏克蘭語的出版物遭到限制，甚至幾乎被禁止。運動領袖被逮捕或被迫流亡。沙皇政權並未建立全面的初等教育體系，現有學校也被禁止在課堂上使用烏克蘭語。以上這些情況，再加上俄羅斯缺乏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等基本的公民權利，使得烏克蘭民族運動無法連結絕大多數烏克蘭人（即農民）。因此，即使這場運動是由傑出且富有遠見的知識分子組成，但由於他們缺乏社會基礎，所以導致運動頭重腳輕。俄國的第一個烏克蘭政黨是成立於1900年的地下烏克蘭革命黨（Revolutionary Ukrainian Party）。該政黨，正如促其產生的烏克蘭民族運動一樣，將社會正義問題與民族主義目標相結合。該黨還發行了一本呼籲烏克蘭獨立的宣傳冊。
哈布斯堡王朝時期有三個烏克蘭人居住的地區：前波蘭加利西亞，前莫爾達瓦布科維納，以及自900年以來一直是匈牙利一部分的外喀爾巴阡。這些地方的覺醒者階層不是哥薩克出身，而是神職人員。加利西亞和外喀爾巴阡在17世紀晚期接受了東儀天主教信仰。（到19世紀70年代中期，東儀天主教在俄羅斯帝國徹底消失。）開明的哈布斯堡女皇瑪麗亞·特蕾莎在烏克蘭人民的事務上實施了一些改進。她將東儀天主教會更名為希臘天主教禮（Greek Catholic rite），以強調在她眼中，希臘天主教禮與羅馬天主教禮（Roman Catholic rite）具有同等地位，象徵烏克蘭人享有平等。她還為希臘天主教教區的神職人員提供了高等教育；在此之前，這些神職人員從未接受過高等教育。最終，希臘天主教神學院的學生進入利沃夫大學（Lviv University）學習，該學校最初成立於1661年。這些受過教育的牧師，以及他們的下一代，成為該國民族運動的覺醒者和領袖。這裡各個社會階層的烏克蘭人都自稱盧森人（Rusyns）或魯塞尼亞人（Rutherians），而不是烏克蘭人。「烏克蘭人」直到1900年左右才在這些西部地區佔據主導地位。
1848年的歐洲革命首次將魯塞尼亞人帶入了政治舞台，並見證了第一份魯塞尼亞語報紙的誕生。幾十年來，人們一直在爭論加利西亞的盧森人應該用什麼語言書寫——是用混合了教會斯拉夫語的當地方言，還是用俄語，抑或是用在俄羅斯帝國的烏克蘭知識分子中間發展起來的烏克蘭文學語言。關於語言的爭論同時也是關於身分的爭論。他們僅僅只是盧森人麼？還是俄羅斯民族的一個分支？抑或是烏克蘭民族的一個分支？到19世紀末，加利西亞人選擇了烏克蘭身分，布科維納人稍後也作出同樣選擇，而外喀爾巴阡的魯塞尼亞人仍處於分裂狀態。當奧地利於1867年頒佈憲法，實行有限選舉權和公民自由時，加利西亞的烏克蘭民族運動迅速崛起。大量報刊出現了，在村莊和城鎮之間創造了一個烏克蘭民族的想像共同體。公立初等教育於1869年開始實施，而在魯塞尼亞人居住的東加利西亞，教學語言是烏克蘭語。利沃夫的知識分子和農村的神職人員網路為農民建立了許多組織——合唱團、消防隊、合作社和成人教育協會。奧地利的第一個烏克蘭政黨——農業社會主義的「激進黨」（Radical Party）——於1890年成立。19世紀90年代末，年輕的激進黨呼籲建立一個獨立的烏克蘭國家。此外，激進黨開始分裂，離開的成員分別組建了烏克蘭國家民主黨（Ukrainian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和烏克蘭社會民主黨（Ukrain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前者是一個左翼自由主義政黨，在1939年之前一直主導著加利西亞-烏克蘭的政治，後者是一個與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Austromarxists）有聯繫的工人政黨。
20世紀初，所有這些政黨都支持一系列農業罷工，試圖提高烏克蘭最貧窮農民的工資。詩人伊萬·弗蘭科（Ivan Franko）很好地捕捉到了19世紀末加利西亞的氣氛：「我是人民的兒子，是一個正在崛起的民族的兒子。我是農民：是序幕，而不是終章。」
07-
1917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俄羅斯帝國正在醞釀著巨大的變革。1905年，俄國爆發了第一次革命。兩個政黨——「烏克蘭社會民主黨」和較民族主義的「烏克蘭人民黨」——從烏克蘭革命黨的餘部中誕生。沙皇專制政權被迫作出一些自由主義式改革，其中包括使用烏克蘭語出版的權利。一夜之間出現了許多烏克蘭報刊和民間組織。俄國社會在反動和革命之間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化。烏克蘭人和其他在沙皇制度下受到歧視的群體（如猶太人）一樣，站在了革命一邊。但沙皇和反動勢力有足夠力量抵制先前作出的改革。如果俄羅斯走向民主，烏克蘭民族運動將會取得一定進展，但這些都無法實現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俄國歷史上這一相對自由的時期也告中斷。戰線在烏克蘭境內來回移動：1915年俄羅斯人在利沃夫，1918年德國人在基輔。這場新的工業化戰爭奪走了許多人的生命，摧毀了烏克蘭各地的基礎設施。
從許多方面來說，俄國都是參戰國中最弱的。它的工業發展落後於歐洲其他國家，社會矛盾重重，其士兵的受教育程度也是所有參戰部隊中最低的。民眾的壓力導致自發的抗議活動爆發，最終迫使沙皇于1917年3月退位。
這場革命使烏克蘭民族運動重獲新生。隨著議會（councils）或蘇維埃（soviets）在俄國各地紛紛湧現，基輔的烏克蘭人建立了自己的烏克蘭中央拉達（Ukrainian Central Rada）。（拉達在烏克蘭語中相當於俄語中的蘇維埃。）拉達，即烏克蘭革命議會，由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後者奉行農業社會主義）主導。它試圖尋求俄羅斯臨時政府的承認和自治，而臨時政府則聲稱掌管整個俄羅斯。在這場鬥爭中，拉達一度宣佈烏克蘭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個「共和國」在想像中是作為民主的俄羅斯聯邦的一部分，而並非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但是，就在拉達與臨時政府爭論不休的時候，後者於1917年11月被布爾什維克推翻了。拉達認為布爾什維克是一群在前帝國製造混亂的極端分子，而布爾什維克則認為拉達是小資產階級和民族主義者。
1917年12月，布爾什維克對拉達發動軍事進攻。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的軍隊無力保衛自己的領土，於是拉達向德國人請求救援。那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如火如荼，德國人將烏克蘭視為糧食和原材料的來源，以及德國與俄羅斯（彼時兩國仍在交戰）之間的緩衝國。德國對烏克蘭的糧食徵用導致了農民起義。在德國人被協約國擊敗並從烏克蘭撤軍後，情況變得更加複雜。烏克蘭軍隊同時與布爾什維克以及內戰中的白俄將軍作戰，但節節敗退。由西蒙·彼得留拉（Symon Petliura）領導的軍隊紀律渙散，與之相關的部隊更對猶太人進行了血腥屠殺，造成數萬人死亡。新的部隊不斷地加入這場戰鬥，包括各種軍閥。其中最著名的是無政府主義者內斯托爾·馬赫諾（Nestor Makhno）；法國遠征軍；以及約瑟夫·畢蘇斯基（Józef Piłsudski）領導的波蘭軍隊。1919年夏，烏克蘭加利西亞軍隊也加入了彼得留拉的部隊；這些士兵紀律嚴明、經驗豐富，但他們對改善烏克蘭人的命運卻無能為力。
烏克蘭加利西亞軍隊曾是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的武裝部隊。這個共和國是趁着奧匈帝國因戰敗而行將崩潰時，在利沃夫宣告成立的。但是，烏克蘭人在幾周之內就失去了利沃夫，因為與烏克蘭領土上的大多數城市一樣，這裡只有少數居民是烏克蘭裔。利沃夫的波蘭人成功地迫使烏克蘭政府下台。衝突期間，猶太人試圖保持中立，但波蘭人懷疑他們偏袒烏克蘭人。結果，波蘭士兵和市民一起發動了一場大屠殺。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尚未戰敗，直到1919年6月仍然佔據著東加利西亞的大部分地區。他們只是在被一支由法國裝備和訓練以對抗布爾什維克波蘭軍隊打垮後，才被迫離開這些領土。以上就是烏克蘭加利西亞軍隊加入東部彼得留拉的部隊的方式和原因。
烏克蘭經歷了六年可怕的戰爭與內戰之後，局勢才趨於穩定。20世紀20年代初，今天烏克蘭的領土被多個國家瓜分了。其中的大部分地區成為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UkSSR，Soviet Ukraine）。但克里米亞（Crimea）則被蘇聯吞併。由於匈牙利戰敗並被剝奪了大部分歷史上屬於它的領土，外喀爾巴阡被劃歸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布科維納被併入羅馬尼亞。曾是奧地利一部分的加利西亞，以及就在其北部、曾是俄羅斯一部分的沃里尼亞，都被併入了新的波蘭。在波蘭和立陶宛等早已消亡的國家復活之時，在芬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全新的國家誕生之際，烏克蘭人未能建立自己的國家，這將成為他們巨大的痛苦和沮喪的根源。
蘇維埃烏克蘭（蘇烏，Soviet Ukraine）成為民族黑暗中唯一閃爍的燭光。在列寧看來，烏克蘭軍隊或許已經被擊敗了，但烏克蘭人的民族志向依然存在。因此，他違背了許多其他布爾什維克領袖的意願，堅持建立一個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其範圍大致在中央拉達曾宣稱的邊界內。列寧指導下，布爾什維克於1923年在俄羅斯以外的蘇聯地區採取了本土化（korenizatsiia）政策。這一政策的實施使烏克蘭文化呈現了空前的繁榮。在「烏克蘭化（ukrainization）」期間，烏克蘭人設計了獨有的教育體系；創造了前衛的電影、戲劇、文學和視覺藝術；並對烏克蘭的歷史和文化進行了廣泛的研究。這是一個烏克蘭「民族共產主義（national communism）」的時代：當時烏克蘭人被任命到本國的政治和經濟機構領導職務。那些在波蘭遭到歧視的烏克蘭人移居到蘇烏，從事百科全書編撰和許多其他的文化事業（cultural endeavors）。
在波蘭，針對少數民族的歧視性政策不勝枚舉。舊奧地利統治下的烏克蘭教育體系被廢除了。諸如鐵路部門、地方行政機構的國家部門並未僱用烏克蘭人。於是，烏克蘭人開始發展「國中之國」，他們利用烏克蘭合作社運動提供的資金，資助烏克蘭的私人教育機會和文化工作。由於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波蘭，烏克蘭人和猶太人一樣都被限制接受大學教育，所以希臘天主教會建立了一所實際上培養了許多世俗知識分子的神學院。
在政治領域，佔主導地位的政黨是烏克蘭國家民主聯盟（Ukrainian 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其名稱準確地反映了其政治主張。此外，還有一些左翼政黨，從相對溫和的烏克蘭激進黨到西烏克蘭共產黨不等，介於兩者之間的是社會民主黨，其中一些人是親布爾什維克的（pro-Bolshevik）。20世紀20年代，烏克蘭奉行「民族共產主義」，因此親蘇態度（pro-Soviet attitudes）在加利西亞十分普遍。此外，還有一場與國家民主聯盟同聲同氣的大型婦女運動。
烏克蘭軍事組織（Ukrainian Military Organization）位於政治光譜的右側，其烏克蘭語首字母縮寫為UVO。該組織一直透過搶劫郵局和其他恐怖主義活動，從地下反抗波蘭統治。1929年，許多UVO的成員加入了新成立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OUN）。OUN同樣從事搶劫和暗殺活動。1930年暑假期間，OUN和UVO的年輕人發起了一場針對波蘭莊園的縱火行動，並進行了其他形式的破壞。作為回應，波蘭政府在對烏克蘭農村施行嚴厲毒辣的鎮壓，毆打各種政治派別的烏克蘭活動人士，並摧毀了屬於烏克蘭民族運動的建築物。這是一種殘暴的過激反應，因此波蘭國內以及北美的烏克蘭人都呼籲國際社會譴責波蘭。
08-
1933年
1933年，「烏克蘭化」政策在蘇烏正式終止。此前的1930年，許多烏克蘭文化和學術工作者被指是反政府的「烏克蘭解放聯盟」成員，而被捕和受審。（譯按：此聯盟名為「Спі́лки ви́зволення Украї́ни」，是蘇俄秘密警察捏造的組織，與名稱幾乎一樣、實際在外地運作的「Сою́з ви́зволення Украї́ни」無關。）對烏克蘭知識精英階層的殘酷肅清成為整個20世紀30年代的標誌，倖存者寥寥無幾。1933年，蘇烏教育部長米柯拉·斯凱普尼克（Mykola Skrypnyk）和無產階級作家米柯拉·科維洛維（Mykola Khvyliovy）以自殺明志表示抗議。
除了斯大林主義的恐怖打壓之外，烏克蘭還遭到農業集體化的巨大痛苦。集體化的計畫以及實施過程都非常糟糕，糧食短缺困擾著整個蘇聯。哈薩克、伏爾加地區和烏克蘭都爆發了饑荒。其中，烏克蘭的人為大饑荒在1933年達到頂峰，奪走了400萬人的生命（烏克蘭總人口數約為3150萬）。集體化造成的饑荒的影響在烏克蘭最為嚴重。許多目擊者稱，許多家庭僅餘少量的食物都被徵收，居民們只能忍饑度日。饑荒發生的同時，斯大林還在迫害他認為不忠誠的烏克蘭精英，導致蘇聯糧食短缺的影響被不成比例地轉嫁到了烏克蘭。
蘇烏遭受的大肅清和饑荒之後，烏克蘭西部（斯大林勢力範圍之外）的所有親蘇的情意都消滅殆盡了。
20世紀30年代，歐洲大部分地區都處於的共產和法西斯之間、左右兩極分化狀態。在西班牙和維也納，左翼和右翼的準軍事組織之間都爆發巷戰和內戰。歐洲大陸的民主制度正在倒塌。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掌權。他毫不掩飾自己對猶太人的仇恨，並計畫廢除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加諸德國的和平協議（《凡爾賽條約》）。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中，詳細闡述了他的種族主義願景，並向全世界宣佈了他打算通過入侵蘇聯為德國人尋求「生存空間」（譯按：支持德國擴張領土的泛日耳曼主義概念）的意圖。
希特勒對身處波蘭的烏克蘭右翼，尤其是「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OUN），有深遠而惡毒的影響。在納粹佔領波蘭之前，這些民族主義者早已為德國從事間諜活動並接受德國的援助。之後民族主義者就更加倒向了納粹德國的路線，因為希特勒是他們的敵人——蘇聯和波蘭——的敵人。那時，希特勒正在修改《凡爾賽協議》；這道協議曾使烏克蘭人失去國家。他將之前生活在不同國家的德國人聯合起來：1938年3月吞併了奧地利，同年10月吞併了所謂的「蘇台德地區」（Sudetenland，捷克斯洛伐克中主要由德裔人定居的地區）。後者使捷克斯洛伐克分裂，其中一個分裂並獨立的地區，是主要由魯塞尼亞人/烏克蘭人定居的喀爾巴阡-烏克蘭（Carpatho-Ukraine）。居住於蘇聯以外地區（如加利西亞和北美洲）的烏克蘭人對這個小國的成立感到欣喜若狂。OUN派遣武裝分子前往喀爾巴阡-烏克蘭，以影響管治並加入它新生的武裝部隊。1939年3月中旬，匈牙利進攻喀爾巴阡-烏克蘭並推翻其政府，一些OUN的領導幹部在爭取獨立的鬥爭中犧牲了。從一開始，OUN和納粹主義之間就有一些意識形態上的重疊，隨著20世紀30年代的發展，納粹黨對民族主義組織的影響越來越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30年代後期OUN中反猶主義（antisemitism）的增長。
09-
193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於1939年9月1日爆發。此前不久，德國和蘇聯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並秘密協議瓜分東歐。9月17日，蘇聯入侵西烏克蘭（即波蘭境內的加利西亞和沃里尼亞）並在幾周內將其併入蘇聯。蘇聯在佔領西烏克蘭的21個月期間實行了殘酷的統治。數十萬人被驅逐到北極地區、哈薩克和西伯利亞。起初，蘇聯逮捕並驅逐了東波蘭/西烏克蘭的波蘭精英。他們還將從波蘭的德語區（German Zone）逃到蘇聯地區的猶太人送往勞改營。在佔領即將結束時，監獄裡擠滿了烏克蘭人。1940年6月，蘇聯還從羅馬尼亞手中奪取了布科維納，並實行著同樣的統治。
在蘇聯佔領期間，人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曾經遍地開花的報刊，被新政權重複且乏味的喉舌所取代。商店裡的基本供應品都消失了，企業被收歸國有。連波蘭獨裁統治下依然存在的基本公民權利，都被一掃而空。社會彌漫著恐懼，任何人「行差踏錯」都可能會被流放到西伯利亞。蘇聯奪取政權後不久，所有先前存在的烏克蘭政黨都自行解散了，且再也未能恢復活動。蘇聯在西烏克蘭地區追捕並處決了持不同政見的共產主義者、民族共產主義者和左翼共產主義者。蘇聯統治時期，只有一個烏克蘭政治運動——「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OUN）——得以倖存。他們具備從事地下活動的經驗，儘管他們多次遭到當局的逮捕和處決，其成員人數仍然翻倍。截至1941年6月，該組織擁有約兩萬名成員和三萬名支持者。多年的地下鬥爭經驗使OUN得以存活下來，而蘇聯的專制制度則驅使烏克蘭人，尤其是年輕人，加入其行列。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對蘇聯發動了其注定失敗的入侵。在德國人抵達西烏克蘭之前的幾天裡，蘇聯秘密警察（NKVD）逮捕了數千名疑似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以免他們援助敵人。之後，由於德軍的推進速度太快，他們來不及將他們向東撤離，便決定將他們全體處決，一共約一萬五千人遇害，主要是烏克蘭人，但也有波蘭人和猶太人。NKVD的謀殺行為激怒了西烏克蘭的民眾，使他們的情緒達到了極點。德軍到達時，猶太人被迫從監獄中抬出受害者的屍體，擺放在院子裡，以便讓活著的人找到他們死去的親人。利沃夫市部分地區因屍體腐爛而臭氣熏天。一場反猶屠殺爆發了，儘管殺害大部分受害者的是德國黨衛軍，但OUN的武裝組織「烏克蘭國家民兵組織」同樣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整個戰爭期間，針對猶太人的暴力行為一直沒有停歇。在今日之烏克蘭境內，約150萬猶太人遭到殺害，佔大屠殺受害者總數的四分之一。大多數猶太人死在離他們居住處不遠的地方：他們在溝壑（ravine）或專門挖的坑邊被槍殺。黨衛軍的特別行動隊（Einsatzgruppen）擔當了主要的槍手，幫兇是那些賣國投敵的蘇聯警察。
納粹對當地非猶太人口實行的政策也非常嚴厲，儘管沒有進行系統性的大規模謀殺。在德國集中營裡，超過三百萬蘇聯戰俘死於暴露在自然環境（die from exposure）和饑餓。超過兩百萬烏克蘭青年被遣送至德國充當奴隸勞工。在烏克蘭的大部分地區，當年輕人從教堂或舞會出來時，德國人把他們抓起來並塞上火車，送往集中營。
二戰期間，烏克蘭被劃歸不同國家。加利西亞被併入殘餘的波蘭，由總政府（General Government）管治。布科維納及其鄰近地區再次併入羅馬尼亞；羅馬尼亞還佔領了奧德薩地區，並將其稱為德涅斯特河沿岸（Transnistria）。匈牙利佔領了外喀爾巴阡/喀爾巴阡-烏克蘭（Transcarpathia／Carpatho-Ukraine）。部分烏克蘭地區直接由德軍管轄。而被肢解的烏克蘭各部分之中，面積最大的是德佔的烏克蘭總督轄區（Reichskommissariat Ukraine）。
以上這些政府之中最野蠻的是總督轄區，其首府設在沃里尼亞的羅夫諾。雖然「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OUN）」一直以警察的身分配合納粹的佔領，但他們意識到民眾已經受夠了德國的統治，便開始自發地進行抵抗。為避免民眾反德國的情緒轉化為對蘇聯游擊隊（Red partisans），OUN策劃了自己的反德起義。這只是一場有限的抵抗運動，原因在於OUN也不希望蘇聯獲勝。OUN的武裝部隊「烏克蘭反抗軍」伏擊了德國巡邏隊和干擾德軍為圍捕（round up）奴隸勞工的行動，但它從不阻礙向德-蘇戰爭前線運送物資的去路。他們更願意見到德國人和蘇聯人互相殘殺。但反抗軍並無採取任何行動來保護躲藏在沃里尼亞森林中的猶太人；事實上，它下達了一項命令，要求殺死所有猶太人和任何藏匿他們的烏克蘭人。反抗軍還在沃里尼亞和加利西亞對波蘭人進行種族清洗；歷史學家估計反抗軍殺害了大約六萬波蘭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平民。
烏克蘭戰爭極其殘酷。東歐地區的衝突雙方並非西方盟國（Western Allies）和德國，而是蘇聯和德國，即兩個致命的政權，而平民百姓必須在二者之間作出選擇。一般來說，德佔烏克蘭總督轄區的人民傾向視紅軍（Red Army）為解放者。但在西烏克蘭加利西亞區，這種情況就少得多。1939-41年被蘇聯統治的慘痛經歷使人們對蘇聯的態度非常強硬。此外，德國統治對該地區的烏克蘭人來說，比居住在任何地區的烏克蘭人都更有利。德國人利用烏克蘭人來制衡波蘭人，並依靠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幫助建設民政管理機構和警察組織。雖然該地區也存在圍捕奴隸勞工的情況，但其他因素使當地烏克蘭人的生活條件較其他地方好。烏克蘭人在加利西亞區獲得的受教育機會，在烏克蘭總督轄區是沒有的。受到民族主義的影響，加利西亞的烏克蘭人對猶太人被殺的恐懼感沒有總督轄區的烏克蘭人那麼強烈。事實上，猶太人面臨種族清洗，反而對在戰爭期間的烏克蘭合作社帶來了經濟利益。1943年中期和1944年，德國人在加利西亞大受歡迎，有八萬烏克蘭人自願加入了一支武裝黨衛軍，即加利西亞師團（Division Galizien）。這些志願者中只有一部分最終參加了戰鬥，而加利西亞師團在反猶太和反波蘭行動中發揮的作用非常小，但它在1944年參與了平息反法西斯主義（antifascist）的斯洛伐克民族起義的行動。
在蘇聯再次收復西烏克蘭之後，「烏克蘭反抗軍」掀起了一場反蘇起義，並一直持續到20世紀40年代末。蘇聯針對起義的政策是極其殘酷的。反抗軍士兵的屍體在村莊的圍欄邊一字排開，以便親屬能辨認其身分。任何人承認在死者中發現了自己的兒子或兄弟，都會被逮捕並送往勞改營。一共數十萬西烏克蘭人因為蘇聯政府平亂和實行農業集體化而被驅逐出境。
這段歷史在烏克蘭獨立後的記憶政治（memory politics）舉足輕重。在加利西亞烏克蘭人的記憶中，蘇聯人比德國人更糟糕，而在烏克蘭其他地區，情況恰恰相反。
戰爭給整個東歐地區帶來的一個結果是，各個國家在種族上都變得更加單一。德國人殺死了大部分猶太人。所有東歐國家都驅逐了德裔人口。在烏克蘭，波蘭人基本上消失了：許多波蘭人在1930年的斯大林主義大肅清中喪生；大量波蘭人在1939-41年被驅逐出西烏克蘭；19343-44年反抗軍的種族清洗運動又消滅了數萬人；戰後，蘇聯與波蘭組織了人口交換活動，用倖存的波蘭人交換新成立的波蘭人民共和國境內的烏克蘭人。戰後倖存下來的猶太人大都離開西烏克蘭並前往波蘭、以色列和美國。烏克蘭昔日的猶太人，及其宗教傳統和意第緒語（Yiddish language），都不復存在了。這些留在烏克蘭的猶太人與其他蘇聯公民之間沒有什麼區別。俄語也取代了意第緒語。
由於波蘭人和猶太人的離開，西烏克蘭的許多城鎮為烏克蘭裔移民敞開了大門。這對西烏克蘭人來說是一個重大的社會進步，儘管他們須與來自東部的俄羅斯人和講俄語的烏克蘭人（Russophone Ukrainians）展開競爭。整個烏克蘭的政治精英階層都是由後者組成的。
斯大林死後，蘇聯變成了一個較安全的地方。勞改營中的許多西烏克蘭人獲得了特赦並返回家園。烏克蘭文化曾有過短暫的發展空間，但都集中在1956-72年期間。除此之外，戰後的蘇烏見證了無情的俄羅斯化（russification）。異見者被逮捕、監禁或流放。他們代表著各種不同的政治觀點，有伊萬·德祖巴（Ivan Dziuba）和列昂尼德·普柳什（Leonid Pliushch）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有瓦倫丁·莫羅茲（Valentyn Moroz）和伊萬·坎迪巴（Ivan Kandyba）這樣的民族主義者。除此之外，作曲家、詩人和藝術家也出自類近的「異見背景」（dissident milieu）。
從戰爭中誕生的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不僅包括1939年以前的舊蘇烏，還包括斯大林在1939-41年佔領的領土，即加利西亞（即利沃夫州、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州（Ivano-Frankivsk）和捷爾諾波爾州（Ternopil））、沃里尼亞（即羅夫諾州和沃里尼亞州）以及布科維納（即切爾諾夫策州（Chernivtsi））。此外，1945年捷克斯洛伐克將外喀爾巴阡州重新割讓給新蘇烏。新蘇烏最後一塊新增領土是克里米亞，於1954年從蘇俄重新併入。1954年亦是《佩列亞斯拉夫條約》簽訂三百周年，當年赫梅利尼茨基（哥薩克起義領袖）以該條約將烏克蘭置於俄羅斯沙皇的保護之下。
10-
1991年
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前半期被稱為蘇聯的「停滯時代」，蘇聯深受領導層老齡化和身體轉差的影響。總書記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出生於1906年。他是一個煙癮和酒癮都很大的人，在70年代中期，他健康狀況急劇下降。他在1982年去世後，又有兩位年邁的總書記繼任，但到1985年春，兩人都已去世。隨後，蘇聯共產黨選擇了年輕的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擔任總書記，希望他能為黨和國家注入新的活力。戈爾巴喬夫承諾進行自由化改革，其執政口號是「改革」（perestroika）和「開放」（glasnost）。由他發起的這場改革最終導致了歐洲共產主義的終結和蘇聯的解體。
與蘇聯其他主要的中心相比，基輔的改革進展更為緩慢。烏克蘭共產黨的領導人沃洛迪米爾·謝爾比茨基（Volodymyr Shcherbytsky）就像來自停滯期的一塊活化石。1972年，他甫當上第一書記後，便通過大肆逮捕異見者和鎮壓烏克蘭的文化和學術，極力地牢牢管控著烏克蘭。1986年，切爾諾貝爾核電站發生了爆炸，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核事故。謝爾比茨基試圖掩蓋事故真相——他甚至沒有取消僅僅五天後在基輔舉行的五一國際勞動節遊行。烏克蘭作家協會在1986年6月召開會議，公開譴責他處理這場危機的方式。與會的文人和政治活動家伊萬·德拉赫（Ivan Drach）之子被派往切爾諾貝爾進行清理工作並因輻射中毒，他在會上的批評尤其直言不諱。協會的作家們還呼籲烏克蘭應有更大程度的文化自主。
1988-89年，許多異見者被蘇聯政府釋放，從監獄和流亡地返回基輔和利沃夫，促使烏克蘭政治的急劇變化。1989年初，這些異見者與作家聯合起來，發起了一場爭取烏克蘭權利的運動，名為「烏克蘭人民改革運動」（People’s Movement of Ukraine for Reconstruction）。人民運動發佈了一份民主綱領，倡議建立一個烏克蘭「公民國家」（相對於「民族國家」），即一個不僅限於烏克蘭族人或講烏克蘭語的人，能容納烏克蘭共和國所有居民的國家。不久後，人民運動開始主張烏克蘭脫離蘇聯統治、獨立成國。
烏克蘭民眾爭取獨立的努力恰逢其時。就在那時，一個新的人物——伯里斯·葉利欽（Boris Yeltsin）——開始嶄露頭角。他向戈爾巴喬夫發起了挑戰，因為戈爾巴喬夫在實施改革（perestroika）後，面對人民爭取改變的聲勢反而變得保守，以求維持蘇聯的統一。葉利欽沒有從全蘇聯層面挑戰戈爾巴喬夫，而是在蘇俄層面取代他，成為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即俄羅斯的國家元首。他與其他蘇維埃共和國級領導層結盟，尤其是烏克蘭的共產主義者。1990年6月12日，在葉利欽的推動下，俄羅斯對外宣告國家主權，烏克蘭於7月16日亦緊接作出同樣的宣告，並於8月24日正式獨立。烏克蘭獨立宣言只有不到一百個字，基本上僅宣佈烏克蘭正在履行主權宣言的條款。烏克蘭的「葉利欽」是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對外宣告主權一周後，他當選為烏克蘭最高蘇維埃（即最高拉達）主席。克拉夫丘克與「人民運動」及葉利欽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兩位共產黨領導人都希望解散蘇聯，並於1991年12月實現目標。
在宣佈獨立之前，蘇俄的強硬派於1991年8月19日至23日發動了一場拙劣的政變。葉利欽因反對該政變而被俄羅斯人譽為英雄。面對政變，烏克蘭共產黨不知所措，但政變失敗後的第二天，最高拉達宣佈了獨立。獨立由烏克蘭全民公投進行確認。公投於12月1日舉行，大多數人投票贊成獨立。然而，這場公投中，「蘇聯式」的做法顯然仍存在：部分選區宣稱有99.9%或100%的合資格選民投票，超過97%的選民支持獨立。無論如何，公投確認了烏克蘭人民追求獨立的意志。
公投的同一天，烏克蘭舉行了第一次總統選舉。克拉夫丘克以超過60%的選票輕鬆獲勝。烏克蘭其後發展出一套西、中部與東、南部分野明顯的 「分區投票格局」。
具體而言，克拉夫丘克在1991年的選舉中，贏得了烏克蘭除加利西亞三州（西部）以外的所有州份。在1994年的選舉中，烏克蘭西半部地區支持克拉夫丘克連任（最終他連任失敗），其他地區則支持來自烏克蘭中南部第聶伯羅（Dnipro）的列昂尼德·庫奇馬（Leonid Kuchma）。1999年，庫奇馬與共產黨員佩特羅·西蒙年科（Petro Symonenko）競選。加利西亞三州超過90%的選票都投給了庫奇馬，而西蒙年科則在烏克蘭中北部、頓涅茨克（Donetsk）、赫爾松州以及克里米亞表現出色。在引發「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的2004年選舉中，前烏克蘭國家銀行行長、烏克蘭總理維克多·尤申科（Viktor Yushchenko）取得了勝利，他贏得了整個烏克蘭西部及中部地區。他的對手，頓涅茨克的維克多·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則拿下了南部和東部地區。在下一次選舉中，亞努科維奇戰勝了前總理尤利婭·季莫申科（Yuliia Tymoshenko），他再次贏得了南部和東部地區。
這種「分區投票格局」反映了烏克蘭各區不同的歷史經歷，導致了各個地區對待烏克蘭民族主義和俄羅斯人的不一樣的態度。西部地區民族主義意識強烈，中部地區也很快加入其中。主要講俄語的東部和南部地區則不那麼反俄（anti-Russian）。在這段時期，加利西亞（西部）及頓涅茨克／奧德薩（東部）才開始分別建立他們的議程和支持力量。
90年代，烏克蘭人民過得非常艱難。烏克蘭的通貨膨脹達到了前所未聞的高度。一個人一生的盧布積蓄可能只夠買一包火柴。許多城市裡的烏克蘭人跑回他們農村家人的農場幫忙幹活，並帶上一袋馬鈴薯回家。同時，有一些人在蘇聯國有財產私有化的過程中變得極度富有。常見的致富做法包括：向勞工支付蘇聯級的工資，卻以西方市場的價格將他們的產品出口到歐洲；用盧布從銀行貸款後將其兌換成美元，待盧布貶值後還款；將國企的資產拆售；砍伐森林並將木材傾銷國外以換取匯率穩定的貨幣。外喀爾巴阡正是因為砍伐森林而遭受了洪災。更有人敲詐新建立的零售企業，企圖從他們收取保護費。「商業」和「有組織犯罪」往往讓人無法分辨。烏克蘭出現了非常富有和有權勢的商人階層，他們通常被稱為「寡頭」（oligarchs）。其中最著名的是維克多·平丘克（Viktor Pinchuk）和雷納托·阿克梅托夫（Rinat Akhmetov）。這些「大人物」在烏克蘭政治幕後有著巨大的影響力。90年代的經濟危機在1996年秋季之後開始緩解，當時烏克蘭進行了貨幣改革，以格里夫納（hryvnia）取代之前的盧布。
在這裡，有必要提及一件沒有發生的事情。儘管羅馬尼亞、波羅的海沿岸的前蘇聯國家以及其他「後共產」（postcommunist）的東歐國家在21世紀初被吸納加入了歐盟，但烏克蘭卻被排除在外。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之後的事情可能會大不相同。
11-
2014年
2014年發生的事件有一個前奏，即2004年的橙色革命。如前所述，2004年的烏克蘭大選在尤申科和亞努科維奇之間展開。時任總理的亞努科維奇得到烏克蘭政府的支持，同時也是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屬意的候選人。反對派領袖尤申科被認為是親西方（pro-Western）的候選人。亞努科維奇以相當微弱的優勢（49.5%對46.6%）贏得了兩人的第二輪決選。尤申科的支持者聲稱選舉結果是偽造的，50萬民眾因而佔領了基輔市中心的獨立廣場（Maidan Nezalezhnosti）。他們在廣場上搭建了舞台，讓反對派人士發表演講和搖滾樂隊演奏。基輔市民為示威者帶來了食物。西方的媒體和政界人士也對這些示威者和橙色革命表達了支持。在民眾的壓力之下，烏克蘭重新舉行了決選，而這一次來自其他國家的觀察員被派駐各個投票站，以確保投票的公平性。計票結果顯示，尤申科以52.0%對44.2%獲勝。
尤申科並非一位執政有為的總統，他在任期內與其他在橙色革命中嶄露頭角的政治家，尤其是尤利婭·季莫申科，爭吵不斷。2008年，尤申科甚至任命他的前競選對手亞努科維奇擔任總理。他在總統任期內的主要政績是在記憶政治領域。與此前的總統不同，他平反甚至歌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和它的武裝組織烏克蘭反抗軍，並追封這些組織的領導人（如反抗軍最高指揮官羅曼·舒赫維奇（Roman Shukhevych）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中主要派別的領袖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烏克蘭英雄」的榮譽。他還致力推動國際社會認可1933年的烏克蘭人為饑荒（Holodomor）為針對烏克蘭人民的種族滅絕。他下令收集了二十多萬份有關大饑荒的證詞，並在基輔建立了一個紀念受害者的博物館。
在2010年的總統選舉中，尤申科連參與決選的資格也沒有取得。取而代之的是，季莫申科與亞努科維奇競選。最終亞努科維奇以49.0%對45.5%獲勝。
亞努科維奇的勝選後，他的親信在政府中佔據了有影響力的職位。他全盤否定了尤申科的民族主義政治，他的教育和科學部長德米特羅·塔巴克尼克（Dmytro Tabachnyk）疏遠了許多烏克蘭知識分子。亞努科維奇也是烏克蘭史上最腐敗的總統，他和他的親信大肆貪污和虧空公款。亞努科維奇在其頓巴斯（Donbas）老家仍然很受歡迎，但烏克蘭大部分地區都認為他褻瀆了總統職位。
暗湧出現在2013年11月。亞努科維奇本應與歐盟簽署政治聯盟和自由貿易協定，但他選擇接受俄羅斯的財政援助。獨立廣場上再次擠滿了示威者，最終達到50萬人的數量。抗議者們形形色色：雖然加利西亞人較多，但實際上他們來自烏克蘭全國各地。其中有些是親西方的民主人士，有些是極右翼的民族主義者；女權主義者、性小眾、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也在其中。亞努科維奇政府對抗議者採取了致命的武力打壓，而由「右區」（Right Sector，烏克蘭一個極端民族主義組織）領導的民族主義者進行了反擊。一百多名抗議者被警方的狙擊手殺害，同時有十三名警察被殺。2014年2月下旬，武裝抗議者扭轉了局勢，亞努科維奇逃離烏克蘭並前往俄羅斯。這一系列事件通常被稱為「歐洲廣場起義」（Euromaidan）和「尊嚴革命」（Revolution of Dignity）。
然而，普京稱這些事件為「法西斯政變」，並藉詞入侵烏克蘭。烏克蘭的軍隊一直被政府忽視：與其說是一支戰鬥部隊，不如說是軍官腐敗斂財的來源。俄羅斯在未遭抵抗的情況下進軍克里米亞並併吞該地。在入侵過程中，大部分烏克蘭海軍向俄羅斯投誠。吞併克里米亞可説是唾手可得：根據2001年的人口普查，當地人口中有三分之二是俄羅斯族，只有四分之一是烏克蘭族。超過80%的人講俄語，講克里米亞韃靼語的人比講烏克蘭語的人更多。克里米亞當局曾在20世紀90年代初舉行全民公投，要求獨立或至少擴大自治權，但基輔鎮壓了這些嘗試。2014年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後，於2月28日舉行了自己的全民公投。這無疑是一場蘇聯式的選舉：97%的選民支持加入俄羅斯聯邦。
與此同時，俄羅斯還在烏克蘭東部和南部（從東北部的哈爾科夫到西南部的奧德薩），鼓動「反歐親俄」（anti-Maidan, pro-Russian）的騷亂。普京將這些烏克蘭領土稱為「新俄羅斯」（Novorossiia）；這是1764年沙俄透過征服克里米亞汗國而奪得的領土的名稱。親俄的抗議浪潮，經常包含佔領政府大樓的行為，被稱作「俄羅斯之春」（the Russian Spring）。匆忙重組的烏克蘭政府及時採取了預防措施，使得親俄的分離主義運動只在頓巴斯東部地區取得了成功。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Luhansk）這兩個城市各成為了小型分離主義共和國的首府。但圍繞頓巴斯東部地區的戰鬥則持續了八年，奪走了大約一萬五千人的生命。起初，這兩個共和國由惡棍般的軍人統治，但後來俄羅斯扶植了由他們直接控制的文人領導。烏克蘭一方的炮擊摧毀了許多建築。俄羅斯之春在這兩個共和國取得的「成功」使一些之前可能被分離主義吸引的人對分離主義的選擇感到懷疑。
2014年後，烏克蘭政府在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和加拿大）的援助下，重建了國家的武裝部隊。緊隨「歐洲廣場革命」之後當選的總統佩特羅·波羅申科（Petro Poroshenko）奉行民族主義綱領，這對烏克蘭西部地區的吸引力遠大於對東南部地區。他重振了對「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和反抗軍的崇拜，任命該組織的成員擔任烏克蘭國家記憶研究所（Ukrainian 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的所長。他設定了配額，以確保烏克蘭語在電視和電台廣播中佔主導地位，並犧牲了俄語，因此遭到了親俄政客很自然的反對。烏克蘭語還被規定為公立學校五年級以上的專用教育語言。這個政策成為烏克蘭與匈牙利關係中的一個痛點，因為在外喀爾巴阡有相當多的講馬紮爾語（Magyar，匈牙利的官方語言）的少數民族。
波羅申科還發起了一場導致整個東正教世界分裂的教會改革。2019年初，烏克蘭東正教會分別隸屬三個管轄區：莫斯科宗主教聖統的烏克蘭正教會是烏克蘭最大的宗教組織，也是莫斯科牧首（Patriarch of Moscow）領導下的自治教會；基輔宗主教聖統的烏克蘭正教會不被任何其他正教會承認；烏克蘭自主正教會主要在西部地區活躍，同樣不獲其他教會承認。波羅申科在美國國務院的幫助下，獲得了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支持，建立了一個由君士坦丁堡而非莫斯科管轄的統一的烏克蘭正教會。理論上來說，烏克蘭須成立一個由三個正教會共同組成的統一委員會，但現實情況是，莫斯科宗主教聖統烏克蘭正教會拒絕參加，這一點不足為奇。最終，兩個以前未獲承認的烏克蘭教會舉行了一次不完整的統一委員會議，一個新的烏克蘭正教會成立了，它是一個在君士坦丁堡牧首領導下的自治教會。莫斯科牧首譴責了這個新教會及其位於君士坦丁堡的支持者，導致整個了東正教會的分裂。世界各地的東正教會必須在君士坦丁堡和莫斯科之間作出選擇。至少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即本文寫作之時），大多數正教會都不願意承認君士坦丁堡領導下的新烏克蘭教會。這部分地反映了大多數正教會對俄羅斯教會的聲望和資源的敬畏，部分則是不滿君士坦丁堡干涉其他教會事務。烏克蘭的教區以及社區也出現了分裂。波羅申科政府採取了各種行政措施，試圖將莫斯科宗主教聖統管轄的教區劃歸烏克蘭正教會管轄。這些措施在加利西亞和沃里尼亞那些政治上傾向民族主義的地區尤為成功。目前，莫斯科宗主教聖統烏克蘭正教會聲稱擁有12000多個教區，而烏克蘭正教會聲稱擁有7000多個教區。
波羅申科的目標是在一個「族裔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t）意識型態上鞏固烏克蘭國家，即一個講烏克蘭語、採用民族主義版本的歷史並在烏克蘭教堂做禮拜的烏克蘭國家。這也是一種蓄意將烏克蘭「去俄羅斯化」的嘗試。很難說他五年來的措施對彌合烏克蘭的地區分裂產生了積極還是消極的影響。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政策激怒了普京。
烏克蘭社會是否正朝著族裔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的方向發展？2019年的總統選舉給出了答案。波羅申科競選連任總統。他的競選口號——「軍隊、語言、信仰」——毫無疑問地表明他打算強化族裔民族主義的施政。他的競爭對手是一位明星候選人，一位名叫沃洛迪米爾·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的喜劇演員。此人身材矮小，曾主演過一部情景喜劇，劇中一名教師抱怨烏克蘭的腐敗現象，抱怨的片段在網路上爆紅，結果這名教師意外地成為了烏克蘭總統。現實世界發生的事情差不多就是這一劇情的翻版。多年來，烏克蘭總統候選人一直都以符號和歷史記憶政治，以及親俄和親西方傾向為策略進行競選，忽視更具體的國內問題的同時，也在中飽私囊。澤連斯基以反腐敗作為其競選綱領，突破了自烏克蘭獨立之日起一直困擾著這個國家的地區性的政治分歧。他獲得了有史以來最高比例的選票——73%。除了最頑固的民族主義地區（利沃夫州）以外，他在烏克蘭的每一個州都取得了勝利。此外，澤連斯基是猶太裔而非烏克蘭裔，而且他講俄語。
2022年2月24日，普京領導的俄羅斯大規模入侵烏克蘭時，澤連斯基正在擔任烏克蘭總統。他作為一名演說家的技巧在戰爭中為烏克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本文撰寫之時，戰爭仍在進行中。目前，烏克蘭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遏制了俄羅斯的軍隊，但某些城市——馬里烏波爾（Mariupol）的大部分地區、哈爾科夫和基輔的部分地區——由於俄羅斯的炮擊，其基礎設施遭到破壞，食品、供暖、藥品和水都出現了短缺。這些城市周邊的許多村莊遭受了更為嚴重的破壞。每天都有新的暴行發生。大約十分之一的烏克蘭人逃往國外，主要都去了波蘭。
很顯然，烏克蘭再次來到一個轉捩點。目前在戰爭的迷霧中，我們未能了解這場戰火的最終意義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這個國家及其人民正在遭受巨大的創傷，而這些創傷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癒合。
–全文完–
1. 以下資料來源於網路：關於俄國的公爵（俄文Князь，英文音譯Knyaz或knez，但在英文中一般譯為prince，所以常被誤譯為「親王」）：這個詞源於原始日爾曼語，與英語的king和德語的König同源。Knyaz最初指斯拉夫人的部落酋長，後來成為斯拉夫封建制國家（如基輔羅斯）的統治者的頭銜。這些國家的中央集權化加強後，有的統治者的頭銜改為Velikii Knyaz (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偉大的Knyaz)，一般譯為「大公」，而其下屬的區域性統治者就稱為Knyaz，譯為「公爵」。公爵一般都是曾經的斯拉夫統治者的後代，主要是留裏克和格迪米納斯的後代。到莫斯科公國（與後來的俄羅斯帝國）強盛起來之後，沙皇偶爾會授予公爵頭銜，如彼得大帝授予他的莫逆之交緬希科夫，葉卡捷琳娜大帝授予波將金。
關於作者：約翰·保羅·希姆卡（John Paul Himka）是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歷史學名譽教授，著有《加利西亞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in Galicia）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與大屠殺》（Ukrainian Nationalists and the Holocaust）等著作。
原文連結：https://ukrainesolidaritycampaign.org/2022/04/13/ten-turning-points-a-brief-history-of-ukraine/
川普、普京和内塔尼亚胡，滚出乌克兰和巴勒斯坦！
通过编辑部
国外社会主义组织联合声明
2025年3月19日
无名氏 译
1. 乌克兰和巴勒斯坦人民正遭到特朗普、普京和内塔尼亚胡的猛烈攻击。内塔尼亚胡悍然撕毁与加沙达成的停火协议，重新开始进行种族灭绝。特朗普希望将一份“协议”强加给乌克兰，迫使其投降，好让他与普京瓜分该国的阴谋得逞。
2. 随着特朗普外交政策的转变——从支持普京入侵乌克兰到对他曾经的资本主义盟友（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发动关税“战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秩序陷入更大的危机。特朗普的极右翼政府把对移民、LGBTQ+群体、女性和工人的反动攻击与美国帝国主义传统政策的转变结合在一起，这一转变源于美国长期的经济和政治衰退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等新兴帝国主义力量的崛起。特朗普挑起了美国与欧洲帝国主义长期联盟的危机，这是自1945年以来全球资本主义关系的关键支柱，已经导致欧洲大国开展前所未有的军备计划。
特朗普试图拯救美国岌岌可危的主导地位，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挥舞着帝国主义霸权的大棒，但这样做不过是进一步削弱它罢了。特朗普在上任时曾表示：“今天美国的衰退结束了。”也就是说，他承认美国正在经历一场危机，但声称自己将解决这一问题。所谓的“解决方案”就是威胁要对全球进行侵略和掠夺。但同时，他还希望专注于与中国帝国主义的冲突。特朗普大言不惭的宣言表明，他打算吞并诸如巴拿马、格陵兰岛和加拿大等其它国家。他同样对伊朗发出了战争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试图奴役乌克兰和巴勒斯坦人民。
3. 对于美国及特朗普极右翼政府迫使乌克兰政府向俄罗斯帝国主义投降，并在两国之间瓜分乌克兰及其自然资源的政策，社会主义者表示强烈谴责。特朗普已经改变了美帝国主义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政策，接受并合法化了俄罗斯对被占领土的入侵和吞并。特朗普提出的停火协议是建立在泽连斯基向美国交出矿产并自愿交出部分乌克兰领土的基础上的，我们对此表示唾弃。
我们重申对于乌克兰抵抗并将俄罗斯侵略者驱逐出国土的一贯支持，并警告泽连斯基推行的屈从于西方大国的压力的资产阶级政策。我们拒绝北约干涉并要求解散它。社会主义者也捍卫乌克兰从任何渠道获得武器的权利，并呼吁重新开展与乌克兰抵抗力量的国际团结运动。我们强烈谴责那些拒绝捍卫乌克兰、吹嘘普京所谓反帝国主义特征的新斯大林主义者和和平主义分子力量，他们现在更是在客观上与特朗普站在同一阵线。让俄罗斯军队滚出乌克兰！为了一个摆脱所有大国干预的自由的乌克兰！为了一个将关键经济部门国有化的工人和人民政府！
4. 内塔尼亚胡单方面撕毁了停火协议，得到了特朗普的支持，重新开始进行种族灭绝。在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的可怕种族灭绝面前，社会主义者必须加大对巴勒斯坦人民英勇抵抗的支持。我们反对特朗普推行的种族清洗政策，他与本杰明·内塔尼亚胡一起推动了将巴勒斯坦人民驱逐到埃及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的罪恶行径。他损人利己地说：他们会将加沙变成一个旅游目的地。正是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民用自己的行动回应了特朗普：他们无意离开加沙地带。在被以色列驱逐出自己位于加沙北部的家园后，数十万巴勒斯坦人又举家回到了那里，尽管那里的房屋大多被以色列摧毁。巴勒斯坦人公开宣称：“加沙是我们的家！”。他们的归来标志着犹太复国主义和特朗普的失败，表现了巴勒斯坦人民英勇抵抗的精神。
中东国家必须支持加沙和西岸的兄弟姐妹们，为他们提供援助和武器。全球的工人和基层组织必须对以色列恐怖主义国家进行抵制。我们呼吁社会主义者加强与国际劳工运动中亲犹太复国主义力量的斗争。从约旦河到地中海，我们为一个自由、民主、非种族主义和世俗的巴勒斯坦而斗争。
社会主义者们还谴责特朗普对也门的大规模轰炸行动。我们说：打败美国帝国主义——捍卫也门！
5. 我们重申对叙利亚革命的支持，该革命成功于去年12月8日推翻了阿萨德的暴政。今天，叙利亚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抵制阿萨德反革命势力以任何形式卷土重来，重建工人阶级和群众组织，反对新兴的沙姆解放组织资产阶级政府，并为性别、民族和宗教群体平等而斗争。我们谴责地中海沿岸支持独裁者阿萨德的反革命企图。同时，我们也谴责沙姆解放组织政府对阿拉维派的屠杀。我们谴责那些自2011年3月叙利亚革命爆发以来，耻辱地站在阿萨德独裁政权及其俄罗斯-伊朗主子立场上的斯大林主义和查韦斯主义力量。我们呼吁建立一个工人和人民政府，应该在工人控制下将经济的关键部门国有化，并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叙利亚铺平道路！驱逐所有俄罗斯、美国、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军事基地和军队！
6. 社会主义者坚决反对特朗普对半殖民地国家如巴拿马或墨西哥的威胁——无论是征收关税、军事突袭，甚至是吞并。我们支持这些国家通过任何必要手段捍卫自己的利益——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军事上的。
7. 社会主义者提倡工人和被压迫者的国际团结以及跨国界的联合斗争。我们呼吁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组织实际行动，支持移民，争取平等待遇，反对种族主义的边境管控。
特朗普、普京和内塔尼亚胡——滚出乌克兰和巴勒斯坦！
打倒加沙的种族灭绝！拒绝朗普对乌克兰的殖民“协议”！
乌克兰和巴勒斯坦的抵抗必胜！支持乌克兰和巴勒斯坦的武装抵抗！
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军备计划！
签署人：
国际工人联盟——第四国际 (LIT-CI)
国际工人团结——第四国际 (UIT-CI)
革命共产党国际倾向 (RCIT)
我们邀请所有同意此声明并愿加入此运动的组织加入。
原文链接：https://workersvoiceus.org/2025/03/20/joint-socialist-statement-in-defense-of-the-palestinian-ukrainian-peoples/
我們要求釋放 Mahmoud Khalil
通过编辑部
反戰動員 HK Anti-war Mobilization
因應巴勒斯坦裔學生Mahmoud Khalil 喺哥倫比亞大學内示威要求大學切斷以色列投資後，遭移民局拘捕，甚至可能遭遣返，我哋今日喺美國駐港領事館示威聲援佢，同埋其他支持巴勒斯坦但被美國政府鎮壓嘅示威者。
美領職員同我哋講正門唔係示威區，叫我哋「上返行人路」，但當我哋問佢憑咩權界定示威區，佢又答唔出，最後就報警，同埋擋住我哋唔俾記者影。警察嚟之後一如既往抄我哋身份證、搜袋，同埋警告我哋唔好違反國安法。
咩係違反國安法呢？我哋一直密切留意同研究法庭判詞🙏有網民留言問我哋拎咗霞姨嘅飯盒未，我哋會話我哋睇咗國安法條文囉。而且香港網民，大屠殺都講到事不關己就太冇良知喇。
行動聲明：
過去一星期，以色列屢次違反今年1月中訂立的停火協議，先是暫停交換人質、對加沙停水停電，星期二（18日）半夜更加再度轟炸加沙，一夜間殘殺404人。加沙在以色列威脅下從來不存在和平。以色列總統内塔尼亞胡在開火前得到特朗普開綠燈，並運用來自西方過千億元的軍武，進行大屠殺。
世界各地的人民發起聲援巴勒斯坦運動，反對自己的政府支持屠殺。今天，我們跟一群反戰者同行，聲援巴勒斯坦人民，也聲援世界各地的行動者。他們正遭到屠殺、打壓和噤聲，因此我們更加要大聲説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政府無視國民聲音，淪為屠殺巴勒斯坦人的共謀者，實踐種族主義及殖民主義的的猶太復國主義。
Mahmoud Khalil遭任意拘禁
美國政府懼怕人民説出屠殺真相，正全方位打壓支持巴勒斯坦運動。巴勒斯坦裔學生、持綠卡的 Mahmoud Khalil 在哥倫比亞大學内示威，要求大學切斷以色列投資，遭移民局在沒有檢控任何罪名下拘捕。當局甚至企圖遣返持有美國永久居留權的 Khalil，其惟一理據是 Khalil 「對美國外交政策造成不利後果」，藉此向他扣上「恐怖主義、反猶、反美」的帽子。
請聆聽Khalil 在獄中高呼：「我的責任不只是尋求自我的解放，更是將壓迫者從仇恨和恐懼中解放！我所面對的不義監禁印證了拜登和特朗普政府的反巴勒斯坦種族主義：他們治下的美國政府持續向以色列售武、阻擋國際社會介入，促成了過去16個月巴勒斯坦人面臨的大屠殺。」
諷刺的是，政府在拘捕 Khalil 所使用的法例，正是50年代美國政府不願接收東歐的猶太大屠殺生還者，為遣返猶太人而抹黑他們是蘇聯特工。真正的反猶者顯然易見。
反美亂校？特朗普政府打壓支持巴人示威者
因美國各大學的行動引起世界關注巴勒斯坦，繼拜登政府以警暴鎮壓大學示威、抹黑學生為反猶和支持恐怖主義後，特朗普政府接棒打壓。
隨着特朗普簽署的「打擊反猶太主義」行政命令，美國司法部敲鑼打鼓地成立跨機構的「反猶小組」，聲稱欲根除校園中「騷擾」猶太人的行為。特朗普毫無根據地指控支持巴人的學生參與「反美」活動，更質疑他們並非真正的學生。特朗普並威脅哥大須遏止巴勒斯坦運動，包括清洗中東及亞非研究部門的人員，否則將削減4億美元資助。目前已有22名學生被紀律處分、停學、開除學籍。
此外，去年加州政府通過法案，要求學校制定「防止騷擾、歧視、創造敵意環境」的措施，禁止蒙面及佔領校園，懲處參加示威的教職員及學生，並採取政府定義的「反猶太主義」，將一切反對聲音跟種族仇恨劃上等號。以「尊重多元」的話術，實際上打壓抗議運動。
上述可見，美國政府寧願犧牲合法永久居民的言論自由，表面上美國最珍視的第一修正案權利，也要取悦屠殺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國。特朗普説「假學生」們反美亂校，可誰才是背叛「美國精神」的人？
特朗普反猶行為
特朗普向來假借、甚至濫用「反猶太主義」指控來抹黑異見聲音，為自己牟取政治利益。他於2022年宴請曾威脅用暴力傷害猶太人的説唱歌手Kanye West，以及持反猶太、白人至上立場的極右政治領袖Nick Fuentes；卻在去年指責一些猶太人投票給美國民主黨的行為，屬背叛其信仰和以色列國，教猶太人什麼才是虔誠的猶太教徒。他才不在乎什麼才是真正「反猶太」、猶太人受到的歧視，他只在乎自己的政途。
他今屆勝選後，竟提名以反猶太聞名的Matt Gaetz擔任他內閣中的美國檢察長，雖然Gaetz及後主動辭任。
獵巫行動
美國政府虛無縹緲的反猶指控，變成猶太復國主義者針對巴勒斯坦行動者的獵巫行動。以色列遊説集團資助的大型起底組織 Canary Mission，自2014年起在美國具規模地監視行動者，在網絡公佈其個人資料，又利用黑社會暴力恐嚇，並製作黑名單向學校、職場、警方舉報示威者，有曾參加BDS聯署的畢業生因此失去工作。美國國安部門密切利用Canary Mission的名單，特朗普政府近日亦聲稱將利用AI，在社交媒體人面識別出示威者，從而拘捕和遣返他們。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沒有強權能夠取消一場抵抗運動。我們要求釋放 Mahmoud Khalil，停止拘捕支持巴勒斯坦示威者，並且停止軍援殖民強國以色列，讓巴人自由平等地生活。
因應巴勒斯坦裔學生Mahmoud Khalil 喺哥倫比亞大學内示威要求大學切斷以色列投資後，遭移民局拘捕，甚至可能遭遣返，我哋今日喺美國駐港領事館示威聲援佢，同埋其他支持巴勒斯坦但被美國政府鎮壓嘅示威者。
美領職員同我哋講正門唔係示威區，叫我哋「上返行人路」，但當我哋問佢憑咩權界定示威區，佢又答唔出，最後就報警，同埋擋住我哋唔俾記者影。警察嚟之後一如既往抄我哋身份證、搜袋，同埋警告我哋唔好違反國安法。
咩係違反國安法呢？我哋一直密切留意同研究法庭判詞🙏有網民留言問我哋拎咗霞姨嘅飯盒未，我哋會話我哋睇咗國安法條文囉。而且香港網民，大屠殺都講到事不關己就太冇良知喇。
行動聲明：
過去一星期，以色列屢次違反今年1月中訂立的停火協議，先是暫停交換人質、對加沙停水停電，星期二（18日）半夜更加再度轟炸加沙，一夜間殘殺404人。加沙在以色列威脅下從來不存在和平。以色列總統内塔尼亞胡在開火前得到特朗普開綠燈，並運用來自西方過千億元的軍武，進行大屠殺。
世界各地的人民發起聲援巴勒斯坦運動，反對自己的政府支持屠殺。今天，我們跟一群反戰者同行，聲援巴勒斯坦人民，也聲援世界各地的行動者。他們正遭到屠殺、打壓和噤聲，因此我們更加要大聲説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政府無視國民聲音，淪為屠殺巴勒斯坦人的共謀者，實踐種族主義及殖民主義的的猶太復國主義。
Mahmoud Khalil遭任意拘禁
美國政府懼怕人民説出屠殺真相，正全方位打壓支持巴勒斯坦運動。巴勒斯坦裔學生、持綠卡的 Mahmoud Khalil 在哥倫比亞大學内示威，要求大學切斷以色列投資，遭移民局在沒有檢控任何罪名下拘捕。當局甚至企圖遣返持有美國永久居留權的 Khalil，其惟一理據是 Khalil 「對美國外交政策造成不利後果」，藉此向他扣上「恐怖主義、反猶、反美」的帽子。
請聆聽Khalil 在獄中高呼：「我的責任不只是尋求自我的解放，更是將壓迫者從仇恨和恐懼中解放！我所面對的不義監禁印證了拜登和特朗普政府的反巴勒斯坦種族主義：他們治下的美國政府持續向以色列售武、阻擋國際社會介入，促成了過去16個月巴勒斯坦人面臨的大屠殺。」
諷刺的是，政府在拘捕 Khalil 所使用的法例，正是50年代美國政府不願接收東歐的猶太大屠殺生還者，為遣返猶太人而抹黑他們是蘇聯特工。真正的反猶者顯然易見。
反美亂校？特朗普政府打壓支持巴人示威者
因美國各大學的行動引起世界關注巴勒斯坦，繼拜登政府以警暴鎮壓大學示威、抹黑學生為反猶和支持恐怖主義後，特朗普政府接棒打壓。
隨着特朗普簽署的「打擊反猶太主義」行政命令，美國司法部敲鑼打鼓地成立跨機構的「反猶小組」，聲稱欲根除校園中「騷擾」猶太人的行為。特朗普毫無根據地指控支持巴人的學生參與「反美」活動，更質疑他們並非真正的學生。特朗普並威脅哥大須遏止巴勒斯坦運動，包括清洗中東及亞非研究部門的人員，否則將削減4億美元資助。目前已有22名學生被紀律處分、停學、開除學籍。
此外，去年加州政府通過法案，要求學校制定「防止騷擾、歧視、創造敵意環境」的措施，禁止蒙面及佔領校園，懲處參加示威的教職員及學生，並採取政府定義的「反猶太主義」，將一切反對聲音跟種族仇恨劃上等號。以「尊重多元」的話術，實際上打壓抗議運動。
上述可見，美國政府寧願犧牲合法永久居民的言論自由，表面上美國最珍視的第一修正案權利，也要取悦屠殺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國。特朗普説「假學生」們反美亂校，可誰才是背叛「美國精神」的人？
特朗普反猶行為
特朗普向來假借、甚至濫用「反猶太主義」指控來抹黑異見聲音，為自己牟取政治利益。他於2022年宴請曾威脅用暴力傷害猶太人的説唱歌手Kanye West，以及持反猶太、白人至上立場的極右政治領袖Nick Fuentes；卻在去年指責一些猶太人投票給美國民主黨的行為，屬背叛其信仰和以色列國，教猶太人什麼才是虔誠的猶太教徒。他才不在乎什麼才是真正「反猶太」、猶太人受到的歧視，他只在乎自己的政途。
他今屆勝選後，竟提名以反猶太聞名的Matt Gaetz擔任他內閣中的美國檢察長，雖然Gaetz及後主動辭任。
獵巫行動
美國政府虛無縹緲的反猶指控，變成猶太復國主義者針對巴勒斯坦行動者的獵巫行動。以色列遊説集團資助的大型起底組織 Canary Mission，自2014年起在美國具規模地監視行動者，在網絡公佈其個人資料，又利用黑社會暴力恐嚇，並製作黑名單向學校、職場、警方舉報示威者，有曾參加BDS聯署的畢業生因此失去工作。美國國安部門密切利用Canary Mission的名單，特朗普政府近日亦聲稱將利用AI，在社交媒體人面識別出示威者，從而拘捕和遣返他們。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沒有強權能夠取消一場抵抗運動。我們要求釋放 Mahmoud Khalil，停止拘捕支持巴勒斯坦示威者，並且停止軍援殖民強國以色列，讓巴人自由平等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