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個轉捩點：烏克蘭簡史

﹝加拿大－烏克蘭﹞約翰·保羅·希姆卡（John Paul Himka）
2022年4月13日
米勒 譯、老英 校

目錄

01 序言
02 988年
03 1240年
04 1648年
05 1783年
06 1861年
07 1917年
08 1933年
09 1939年
10 1991年
11 2014年

01-
序言

這篇文章寫於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侵略戰爭之際。我認為，用幾個小時就能讀完的相對簡短的英文版烏克蘭歷史可以幫助人們瞭解相關問題。當然，每一項歷史調查都是一種解釋和簡化，這是無法回避的。我希望我選取的都是需要解釋的最重要的內容。我附上了一幅來自公有領域（public domain）的歐亞草原插圖。在互聯網上很容易找到歷史地圖，我也建議讀者朋友根據需要這樣去做。在此，我要對我的讀者貝芙麗·萊米爾（Beverly Lemire）、莫里斯·萊米爾（Morris Lemire）和艾倫·魯特科夫斯基（Alan Rutkowski）表示感謝，他們幫助我編寫了可讀性更強的文本。同樣，感謝克利斯蒂婭·喬米亞克（Chrystia Chomiak）的排版工作。

2022年3月至4月寫於阿爾伯塔省埃德蒙頓（Edmonton, Alberta）
02-
988年

每個人都聽説過在海上漫遊的維京人。他們以兇猛的戰士和北半球最遙遠地區的探險家而聞名。他們曾在北美洲和格陵蘭島短暫定居，而冰島是他們一個至今仍然存在的定居點。同時，也有一些維京人在河流中遊蕩。西元9世紀時，他們從斯堪的納維亞半島（Scandinavia）出發，探索穿過東歐森林和草原的水道，直到最終抵達那個時代最宏偉、最富有的兩個城市——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和巴格達（Baghdad）。他們帶著貨物，尤其是毛皮，到巴格達進行貿易，並獲得通過絲綢之路運來的中國奢侈品。他們也在拜占庭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進行貿易。事實上，他們曾在拜占庭皇帝的瓦良格衛隊（Varangian Guard）中擔任士兵。「瓦良格人」（Varangians）是對那些探索東方的維京人的稱呼。熟悉加拿大歷史的人會發現，他們很像中世紀版本的哈德遜灣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
瓦良格人/維京人沿途建立了新定居點或佔領了原有的定居點，尤其是在沃爾霍夫河畔（Volkhov River）的諾夫哥羅德（Novgorod）（今俄羅斯境內）和第聶伯羅河畔（Dnipro River）的基輔（Kyiv）（今烏克蘭首都）。一位名叫留里克（Riuryk）的瓦良格人領袖建立了一個王朝，統治著一個被稱為「羅斯」（Rus’）的廣袤王國。
我們所知道的英文單詞俄羅斯（Russia）是羅斯這個名字的衍生詞（derivative），但是其他衍生詞，如魯辛（Rusyn）或魯斯納克（Rusnak），直到20世紀以至現在都是在烏克蘭西部地區的民族名稱（ethnonyms）。
根據羅斯的編年史記載，沃羅迪米爾（Volodymyr）（俄語：Vladimir）——留里克的後裔之一——在988年皈依基督教並為羅斯人施洗。我們無法確定上述事情是否真的發生在那一年，以及它是如何發生的。資料來源過於零散以致於無法給出確切的答案。但後來的發展使988年的含義變得清晰起來。
羅斯從拜占庭帝國接受了基督教。當時，基督教會沒有分裂，東西方也沒有分裂。但在隨後的幾個世紀裡，基督教兩大分支之間的關係惡化了：1054年出現了正式的分裂。十字軍東征期間，西方基督徒多次進攻拜占庭，造成了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之間的嚴重分裂。某些烏克蘭歷史學家認為，沃羅迪米爾的選擇是不幸的，因為西方即將成為全球霸主，與此同時東方則將淪為停滯不前的次等國家（a stagnant subaltern）。也許吧。
從異教國家變成基督教國家意味著文明的轉型。這一轉型需要建造大量的教堂。宏偉的聖索菲亞大教堂，至今仍屹立在基輔沃羅迪米爾大街上，它是由沃羅迪米爾的兒子雅羅斯拉夫（Yaroslav）於11世紀建造的。羅斯及其公國的統治者在全國各地興建大教堂（cathedrals）和教堂。每座建築都需要建築師、工程師和畫家的參與。起初，這些專業知識大多需要從君士坦丁堡引進，但羅斯人很快就從拜占庭的大師那裡學到了必要的技能。一切的發展很快就超出了維京探險家和以農為生的羅斯人在「基督教化」（Christianization）前所能做的極限。統治者還慷慨地建立和資助修道院——它是這片土地上啟蒙的燈塔。修士們撰寫編年史，抄寫聖典，研究天文（包括神學和宇宙兩方面），開設圖書館並製作神聖藝術（sacral art）。在世俗法庭上，出現了第一部羅斯法典。
採用斯拉夫語進行書寫對羅斯的思想覺醒（intellectual awakening）和共同文化的發展來說是至關重要的。羅斯的人口並不是只由一種人組成：這裡還有講各種斯拉夫方言（Slavic dialects）的部落，也有講其他語言的民族，包括非印歐語系的語言。在那個逝去的時代，人們並不總是用他們所講的語言進行書寫。書面語言能涵蓋不同的人口，形成他們之間的共通點。對於這一點，我們可以想像一下拉丁語在歐洲大部分地區的傳播，以及阿拉伯語在中東和非洲的傳播。我們知道在「基督教化」之前，羅斯人普遍已經會講斯拉夫方言，但羅斯大部分地區仍必須被書面斯拉夫語在語言和文明的層面征服。羅斯採用了拜占庭的競爭對手——保加利亞人——的書寫系統，即現在被稱為「古教會斯拉夫語」（Old Church Slavonic）的語言進行寫作。羅斯人將保加利亞人自己撰寫或從希臘語翻譯的文本，複製並送往修道院和法院。保加利亞斯拉夫語（Bulgarian Slavonic）很快便本土化，出現一些羅斯當地方言的特徵。現代烏克蘭語的某些特徵可以追溯到這些早期的文本。
所有這些文明的發展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羅斯作為拜占庭、南部哈里發國、北部波羅的海地區之間的貿易中心，所積累的財富。諾夫哥羅德成為漢薩同盟的一部分，即中世紀歐洲最富有的商業網絡之一。
俄羅斯和烏克蘭歷史學家曾就基輔羅斯（Kyivan Rus’）是俄羅斯的還是烏克蘭的始祖展開過爭論。今天大多數歷史學家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原因在於，他們認為造成俄羅斯和烏克蘭民族分化的重大事件是後來才發生的，即在莫斯科公國（Muscovite state）崛起以及烏克蘭被併入立陶宛和波蘭之後。古羅斯（Old Rus’）有一些共通之處：同一個王朝，同一個書寫系統以及同一個宗教，儘管在地方層面，存在著不計其數的變異（variations）。羅斯與查理曼帝國的情況類似（empire of Charlemagne）：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 state）的領土包括今天的法國和德國，它是法國和德國文化的共同祖先。羅斯的情況與此類似。
羅斯在另一方面也與加洛林王朝相似。那就是，只要查理曼活著，他就能維繫龐大帝國，沃羅迪米爾同樣如此。查理曼大帝的子孫們將土地瓜分殆盡，由此國家（state）淪為由加洛林人統治但不再統一的小公國（principalities）。在羅斯也發生了類似的事情，沃羅迪米爾死後他的兒子之間爆發了內戰。此後的每一代人都將羅斯劃分成越來越多的公國。基輔不再是羅斯的首都，而是基輔公國的首都。作為最富有和最有聲望的公國，它經常受到敵對公國的攻擊。例如，位於今天西烏克蘭的加利西亞-沃里尼亞公國（Galician-Volhynian principality）和最終演變為莫斯科大公國（Grand Duchy of Muscovy）的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公國（Vladimir-Suzdal principality）都曾進攻基輔。基輔的公爵們（princes）恢復統一的企圖遭到了野心勃勃的對手們的阻撓。1.

03-
1240年

羅斯的內部分裂十分危險。羅斯中心地帶以南是歐亞大草原，這是一大片從中國東北部一直延伸到匈牙利中部的遼闊草原。

早在羅斯「基督教化」之前，馬背上的遊牧民族就已經在這片大草原上縱橫馳騁了數千年。這些遊牧民族有的是伊朗人，有的是突厥人。不同時代湧現過不同的遊牧民族浪潮：斯基泰人（Scythians）、匈奴人（Huns）、可薩人（Khazars）、佩切涅格人（Pechenegs或Patzinaks）和庫曼人（Cumans或Polovtsi）（譯注：Polovtsi，即波羅維茨人，是俄羅斯人對庫曼人的稱呼）。有時，他們會在沿第聶伯羅河運送商船的過程中突襲羅斯。長期以來，遊牧民族與其說是一種生存威脅，不如說是一種騷擾。事實上，在羅斯自相殘殺的戰爭中，公爵們有時會與遊牧民族結盟，對抗他們的羅斯同胞。
後來，一種新型遊牧民族出現了。蒙古的鐵木真（Temujin）（後來被稱為成吉思汗（Genghis Khan））是一位極具魅力的領袖，他組建了一支龐大的戰鬥部隊，並對鄰國們進行了有計劃的征服。成吉思汗是一位富有遠見的領袖。他徵召維吾爾族土耳其人為蒙古語設計字母表（alphabet）和書寫系統，開始了明文律法，並建立了一個高效的郵政系統。最重要的是，他在13世紀20年代佔領了中國的大部分地區。他招募中國的專家來發展他的情報網絡和武器裝備。蒙古人比任何歐洲人（包括羅斯在內）都更早地擁有了火藥。
1223年，幾個羅斯公國以及烏克蘭大草原上的一些遊牧民族首次與蒙古人交戰。結果，他們被一支本質上不過是偵察隊的力量徹底擊敗了。蒙古人當時撤出了羅斯，但對羅斯王國及其財富狀況已經有了足夠多的瞭解，並認為它值得全面入侵。
一支龐大的蒙古軍隊集結在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汗（Batu Khan）的領導下。這支軍隊於1237年出征羅斯，並於1240年抵達基輔。蒙古人對基輔及周邊地區進行了大肆破壞，使這座羅斯的首都變成了一座鬼城，並使大部分農村地區人口減少。倖存下來的羅斯公國向蒙古宗主國投降了。儘管蒙古人在戰爭中冷酷無情，但他們明白留下被征服的人的活口，以便向他們徵稅的好處。
但是，困擾羅斯和加洛林帝國的問題同樣也影響到了蒙古帝國。在其創建者成吉思汗死後，蒙古帝國無法繼續保持統一。儘管偉大的成吉思汗早在1227年就已去世，但其帝國分裂是在幾十年後發生的；1259年，他的後裔間爆發了內戰。黑海以北的草原地帶和克里米亞半島都落入金帳汗國（Golden Horde）——蒙古帝國的繼承者之一——的控制之下。蒙古的殘兵敗將一直留在在羅斯的草原近五百年。最終，金帳汗國成為鄂圖曼土耳其（Ottoman Turkey）宗主權下的克里米亞汗國。實際上，這裡所說的「蒙古人」大多都講突厥語，他們是鐵木真在被號稱為成吉思汗之前就已經征服的韃靼部落（Tatar tribe）的後裔。鄂圖曼土耳其人於1453年攻佔君士坦丁堡後，草原上的韃靼人定期突襲北方的斯拉夫地區，為鄂圖曼市場抓捕奴隸。

蒙古族四分五裂之後，對其他地區勢力來說，奪取草原以北的領土變得可能。波蘭在14世紀中葉奪得了加利奇（Halych）公國（即加利西亞，Galicia）。大約在同一時間，立陶宛（Lithuania）佔領了附近的沃里尼亞（Volhynia）公國和基輔。尚未正式皈依基督教的立陶宛，從它的新臣民（即現代白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的祖先）那裡採納了斯拉夫語書寫系統。立陶宛的公爵們也開始從異教皈依東正教，並出資修建修道院和教堂。
羅斯東北部的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公國其後將其中心遷至莫斯科（Moscow），莫斯科後來成為莫斯科大公國（Grand Duchy of Muscovy）的首都。莫斯科大公國大部分時間由蒙古宗主國統治，直到15世紀末才完全獨立。儘管所有羅斯人之間的文化和宗教聯繫仍然存在，但歷史學家認為，蒙古入侵後出現的政治分裂，在烏克蘭、白羅斯、俄羅斯的民族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研究早期現代的歷史學家，通常稱呼波蘭-立陶宛政治領域中的羅斯人為「魯塞尼亞人」（Ruthenians）。魯塞尼亞的學者和神職人員在維爾紐斯（Vilnius）和基輔之間自由往來，創造出一種緊密相連的宗教文化。但其他歷史進程也在發揮作用，使得烏克蘭人和與他們信仰同一個宗教的白羅斯人快速地分化開來。

04-
1648年

16世紀，西班牙征服者征服了——對他們來說都是新大陸的——阿茲特克（Aztec）和印加（Inca）帝國。他們掠奪了如此之多的白銀和黃金，引致歐洲遭受了第一次嚴重的通貨膨脹。西歐也開始發展一種全新的經濟體系——資本主義。舊的封建制度，包括農奴制在內，正在瓦解。新的貨幣以及新的發明（如印刷機）促進了歷史學家通常所描述的「西方崛起」（Rise of the West）。
歐洲東部的情況則大不相同。沒有一個國家進行海外探險。非但封建制度沒有崩潰，反而正在形成一種新的、較以往強度更高的農奴制。大約從1500年開始，波蘭（包括烏克蘭人居住的加利西亞）各地的貴族地主開始劃出大型農莊種植糧食，並強迫當地的農民在這些農莊進行耕種。這些莊園通常都靠近某條河流，這樣就可以把出產的糧食運到主河道——維斯杜拉河——然後順流而下運到格但斯克港，然後運往西歐的新興市場。對於地主們來說，這是一筆極好的買賣。一些貴族家庭因此變得非常富有，擁有數百個莊園甚至自己的軍隊。但對於農民來說，這並不划算。
被奴役的農民要靠自己的小塊土地解決溫飽。這種自給自足的特性，使他們的處境有別於從非洲輸入美洲的新型奴隸。農奴被束縛在土地上且無權離開。地主向他們徵稅，包括金錢、蜂蜜、雞、羊或農民生產的任何東西。不過，地主向農奴徵稅的主要方式還是讓他們負擔莊園裡的所有勞動。儘管如此，農奴仍有幾天時間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勞動。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新的農奴制度變得更加繁重。反對這種制度的農奴遭到毆打和監禁。更為嚴重反抗行為則導致農奴被處決，因為貴族們執掌了jus gladii（譯注：Jus gladii在拉丁語中的意思是劍的權利（the right of the sword）。它指的是判處死刑的權力），即判處臣民死刑的權利。
逃離這種體制的唯一途徑就是遷徙到東部和南部的危險地區，那裡是韃靼人活動的地區。逃亡的農奴和富有冒險精神的貴族來到了大草原，也就是當時人們所說的「荒野之地」（Wild Fields）。移民們狩獵、捕魚，為獲得毛皮而設置陷阱。他們前往黑海沿岸收集食鹽，在波蘭和立陶宛的市鎮上出售。這些拓荒者學會了戰鬥，因為他們經常遇到想把他們賣到利潤豐厚的鄂圖曼奴隸市場的韃靼人。這些拓荒者在築有堡壘的地方集結，其中最著名的是第聶伯羅河急流附近的紮波羅熱營地（Zaporozhian Sich）。他們後來被稱為哥薩克（Cossacks）（烏克蘭語為Kozaky），這一稱謂源自土耳其語，意思是冒險家或劫掠者。哥薩克傳統是區分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的一個因素，儘管他們都有著相同的「魯塞尼亞」宗教文化。
波蘭和立陶宛自14世紀末起就結成了共主邦聯（多個主權國同擁戴一個元首），即波蘭國王（King）同時也是立陶宛大公（Grand Duke）。但是，當共主王朝即將滅亡時，波蘭和立陶宛達成共識，建立一個不依賴王朝關係的聯盟。1569年，盧布林聯合（The Union of Lublin）成立了當時東歐最廣大、最強大的國家：波蘭-立陶宛聯邦（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其中一項條款對烏克蘭了產生重大影響，那就是將烏克蘭從立陶宛大公國（Lithuanian Grand Duchy）劃歸波蘭王室（Polish Crown）。其影響之一是，今日之白羅斯和今日之烏克蘭的大部分地區最終處於不同的政治管轄之下。
一個意義更為重大的後果是，波蘭貴族極力地在歐亞草原以北、人口相對稀少的烏克蘭領土上建立大莊園（latifundia）。他們經常招募哥薩克人來幫助他們與土耳其和克里米亞汗國作戰，這些戰爭是由於波蘭貴族向東擴張引發的。領主們從人口過剩的加利西亞和其他地方引誘農民加入他們的新農莊。起初，農民在一段時期內享有免除賦稅和勞役的自由，但幾十年後，地主便無情地重新實施農奴制。地主再次富裕起來，平民再次受苦。逃亡的農奴加入了哥薩克，社會階層差異開始呈現出越來越多的種族色彩：地主——即使是魯塞尼亞人——欣然接受波蘭文化和羅馬天主教，而農民和哥薩克則保留了當時已經完全成型的烏克蘭語和東正教信仰。
哥薩克起義和農民起義從16世紀末開始爆發。哥薩克的一個主要不滿是針對波蘭-立陶宛聯邦的登記政策。當與土耳其和克里米亞汗國爆發戰爭時（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哥薩克會被登記在冊並獲得軍餉。但一旦戰爭結束，國家就會減少已登記的哥薩克的數量，而地主們會試圖奴役那些未登記的哥薩克人。
這個社會和軍事的矛盾也有宗教方面的因素。當立陶宛大公們於14世紀末首次登上波蘭王位時，他們資助了各種東正教事工。但很快他們就接受了羅馬天主教，而魯塞尼亞東正教則開始被當作繼子對待。與波蘭-立陶宛相鄰的東正教國家，即南部的摩爾達維亞（Moldavia）和東北部的莫斯科（Muscovy），建造了石製修道院和教堂，並資助了圖書館和聖像（icon）繪畫工作室。在摩爾達維亞，修道院既是學習的中心，也是堡壘。然而，在波蘭-立陶宛，東正教會十分貧困，其神職人員也相對缺乏教育。波蘭任命了非神職人員擔任主教和修道院院長；他們尋求這些任命的目的則是為了向教會土地上的農奴收取租金。然後在16世紀，宗教改革（Reformation）和強大的波蘭天主教反宗教改革使得東正教會措手不及。許多受過教育的魯塞尼亞人逐漸放棄了他們的本土宗教，轉而信奉加爾文教（Calvinism）或羅馬天主教（Roman Catholicism）。烏克蘭的大量的東正教主教急切希望改善他們的處境，於是與羅馬教皇建立了共融關係。根據1596年布列斯特聯合（the Union of Brest）的條款，魯塞尼亞教會被允許保留其傳統習俗，如容許神職人員結婚、在聖餐禮中使用葡萄酒和發酵麵包，換取這些教會承認羅馬教皇為至高無上。這些東正教派別被稱為東儀天主教（Uniates）。（譯注：東儀天主教（Uniate）是對前東方基督教或東正教教會的稱呼，這些教會已被羅馬教會接管，並保留了自己的儀式、習俗和教會法。這個詞帶有強烈的負面含義，這些教會很少用它來描述自己。）
教會聯合激起了修道院神職人員的反抗，他們拒絕接受主教的決定。這對於白羅斯和烏克蘭的東儀天主教會主教來說已經夠麻煩的了，但更具威脅性的是哥薩克人對教會聯盟的拒絕。對祖傳東正教信仰的捍衛為哥薩克人提供了一種意識形態，讓他們可憑此旗幟團結起來。拒絕接受聯合的東正教主教們開始尋求與莫斯科結盟，而莫斯科是一支具有某些舊羅斯傳統特徵的東正教力量（power）。

所有的緊張局勢，包括的社會的、種族的、軍事的和宗教的，在1648年爆發為戰爭。憤怒的哥薩克領袖和軍官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Bohdan Khmelnytsky）發動了一場反對聯邦和貴族的大起義。赫梅利尼茨基是一位傑出的指揮官和外交家。他把自己的兒子嫁給了鄰居東正教國家摩爾達維亞的一位公主。1654年，他邁出了對未來產生重大影響的一步：與莫斯科沙皇結盟。這是俄羅斯第一次介入烏克蘭事務。自此之後，它從未退出過。
波蘭-立陶宛聯邦與哥薩克之間戰爭的血腥程度超過有史以來任何一場內戰或宗教戰爭。在那個時代，傷口極易感染，而刺刑被視作稀鬆平常的處決方式（譯注：刺刑是指用一根削尖的木樁立於土中，受刑者坐在尖端上面，讓這根長棒從受刑者的肛門插入，從嘴或胸部穿出。）。戰爭期間，烏克蘭猶太居民的命運尤其悲慘。猶太人很少參加戰鬥，但他們之中有許多人一直是令人憎恨的莊園制度的管理人。據學者估計，哥薩克在戰區殺害了近一半的猶太人。
此後，戰爭持續了幾十年，但戰線在17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穩定下來。這場衝突的結果不僅標誌著烏克蘭事務的轉捩點，也標誌著整個東歐歷史的轉捩點。在赫梅利尼茨基起義之前，波蘭-立陶宛聯邦一直是東歐的霸主。起義之後，莫斯科-俄羅斯（Muscovy-Russia）崛起了。一個世紀後，波蘭-立陶宛被俄羅斯、普魯士和哈布斯堡君主國瓜分至不復存在。之前聯邦中大部分烏克蘭人居住的領土都被俄羅斯佔領了，但加利西亞（Galicia）在1772年被奧地利（Austria）吞併，摩爾達維亞的部分地區（之後被稱為布科維納（Bukovina））也在不久後被吞併。
除了需要重新繪製地圖以外，哥薩克起義（revolt）還對烏克蘭和俄羅斯產生了其他影響。哥薩克的領袖們現在非常富有，他們前所未有地資助了教堂和修道院。其中伊萬·馬澤帕（Ivan Mazepa）尤其慷慨。他出資為烏克蘭教堂進行了昂貴的裝飾，並資助了其他國家的東正教項目，如出版《新約聖經》的阿拉伯譯本。1708-09年北方大戰（Great Northern War）期間，馬澤帕試圖反抗沙皇彼得一世，但他失敗了，之後他流亡到摩爾達維亞並在那裡去世。
在波蘭統治時期，基輔已經成為東正教的學習中心。1632年，基輔的東正教大主教（metropolitan），摩爾達維亞人佩特羅·莫希拉（Petro Mohyla），創辦了一所最終被稱為基輔莫希拉學院（Kyiv Mohyla Academy）的高等學府。該學院以波蘭的耶穌會學院（Jesuit colleges）為藍本，其運作模式很像一所大學（university）。畢業於該學院的受過高等教育的神職人員在俄羅斯各地擔任主教和教師，而俄羅斯卻沒有任何能與之相提並論的高等教育機構。在18世紀的俄羅斯，烏克蘭族人主導著教會和精神生活（intellectual life）。基輔洞窟修道院（Kyivan Caves Monastery）也位於基輔，該修道院擁有自己的印刷廠和一所頗有影響力的聖像繪畫學校。烏克蘭人將複調（polyphony）引入了東正教音樂，沙皇和皇后（tsars and tsarinas）的宮廷合唱團工作也由烏克蘭人擔當。

05
1783年

在東歐如日中天的俄羅斯，開始向西和向南擴張。到17世紀中葉，它已經成功地向東擴張到太平洋。如前所述，波蘭-立陶宛在18世紀末（1772-95）被瓜分，今日的白羅斯全部被併入了俄羅斯。俄羅斯本已擁有烏克蘭在第聶伯羅河以東的全部領土；隨著波蘭的分裂，它又獲得了第聶伯羅河以西直至——與奧地利接壤的——茲布魯赫河（river Zbruch）的領土。
1783年，在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Empress Catherine II）統治期間，俄羅斯成功征服併吞並了克里米亞汗國。這意味著俄羅斯消除了蒙古人入侵羅斯的最後痕跡，清除了突厥族對草原的影響，並且為黑海北部沿岸的發展打開了大門。許多韃靼人逃到了今天的土耳其地區。葉卡捷琳娜邀請外地的殖民者——德國人、希臘人、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等——到這個人口稀少的地區定居。她還在沿海建立了新的港口城市，特別是奧德薩（Odesa）和赫爾松（Kherson）。大多數烏克蘭人都遭到奴役並被束縛在土地之上，因此，與今天烏克蘭其他地區相比，烏克蘭族群在南部地區的存在感（presence）更低。
波蘭立-陶宛和克里米亞汗國的消失使哥薩克變得多餘，它們對俄羅斯國家不再有用。皇帝彼得一世（Emperor Peter I），特別是在馬澤帕起義之後，已經限制了哥薩克的權利。彼得摧毀了哥薩克的「半獨立國家」（semi-state）哥薩克酋長國（Hetmanate）的首都。與彼得一樣，葉卡捷琳娜也是一個現代主義者，她的目標是實現國家的中央集權和統一。儘管她從未像彼得那樣受到哥薩克起義的威脅，但她希望能夠像統治俄羅斯其他地區一樣來統治烏克蘭。她取締了所有哥薩克酋長國特有的機構。此前，烏克蘭在第聶伯羅河以東的領土由不同的軍團管理。葉卡捷琳娜去世後，這些軍團領地不復存在，而是被劃分為三個省（gubernia，譯注：gubernia是波蘭語），就像她帝國的其他地方一樣。
葉卡捷琳娜還正式實行了農奴制，讓前哥薩克軍官得到國家的支持，可役使當地居民。這些軍官希望融入俄羅斯貴族階層，並在新的國家機構中謀求職位。他們與農民講烏克蘭語，但他們自己人之間則越來越多地用俄語交談和書寫。
18世紀末，今天的烏克蘭被瓜分如下：絕大多數烏克蘭領土都處於俄羅斯的統治之下。第聶伯羅以東的烏克蘭地區（被稱為左岸烏克蘭（Left-Bank Ukraine））的地主都是講俄語的烏克蘭人或俄羅斯人。在第聶伯羅河以西的右岸烏克蘭（Right-Bank Ukraine），大多數地主是波蘭人。遙遠的西部地區已經被哈布斯堡王朝佔領了。在加利西亞，地主都是波蘭人。在外喀爾巴阡（Transcarpathia），精英階層都是匈牙利人。在布科維納（Bukovina），農奴制的強度較其他地方輕，地主有可能是羅馬尼亞人、希臘人或烏克蘭族人。在以上全部的領土上，農民都是被奴役的，而且大部分都是烏克蘭族人。
烏克蘭也存在大量的猶太少數民族人口，他們主要從事貿易、手工業和旅館業。在波蘭分裂之前，俄羅斯不允許猶太人在其領土上定居。哥薩克酋長國的哥薩克曾多次請求允許猶太人進入他們的領土，因為在起義之前，他們頻繁地依賴猶太商人的服務。但俄羅斯的皇帝和女皇們並未同意。然而，當葉卡捷琳娜從波蘭手中奪得右岸烏克蘭和白羅斯時，她面臨的選擇是，要麼驅逐數以萬計的猶太人，要麼作出某種妥協。她選擇了後者。猶太人被允許進入俄羅斯，但僅限於某些領土範圍內，其中包括烏克蘭。這就是所謂的「柵欄區」（Pale of Settlement）。粗略估計，猶太人約佔右岸人口的12%，約佔左岸人口的5%；南部地區，即前克里米亞汗國的領土，吸引了眾多猶太定居者，尤其是那些被奧德薩和赫爾松的大型貿易中心吸引過來的商人。在加利西亞，超過10%的人口也是猶太人。

06-
1861年

1861年，俄羅斯帝國的農奴獲得了解放。這一事件與兩年後美國奴隸的解放有很多相似之處：奴役在法律層面被廢止，農奴或奴隸並未實現有意義的平等，他們仍然處於社會經濟和文化教育等級的最底層，幾乎沒有政治影響力。
第一批獲得解放的烏克蘭農奴不是那些生活在俄羅斯的人，而是生活在哈布斯堡君主國（Habsburg monarchy，今奧地利）的農民。他們早在1848年就獲得了解放，這是1848年那場幾乎席捲整個歐洲，卻以失敗告終的革命的結果之一。農民為維持生計而耕種的土地現在成了他們的合法財產。公有的林地和森林地（the commons）被分別劃歸農社（peasant communites）和領主（lords），後者在劃分中受到優惠。
俄國的解放條件較差：農民要背負沉重的債務，以補償他們前主人的勞動力和稅收損失。
1861年也是烏克蘭民族吟游詩人塔拉斯·舍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去世的一年。他出身農奴，但他的主人注意到他的藝術天賦，便出錢供他學習繪畫。1838年，一群藝術家和收藏家籌集了必要的資金為他贖身，使他得以在聖彼德堡著名的藝術學院學習。然而，舍甫琴科作為一名畫家的聲譽很快就被他作為詩人的聲譽所掩蓋。1840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詩集《吟游詩人》，當中的詩歌以及舍甫琴科其後的創作，使受過教育的烏克蘭人倍感振奮，它們表達了從農奴階級和所屬民族發展出來的原始情感。舍甫琴科在整個烏克蘭都備受讚譽，他是貴族沙龍的常客。他結識了一群激進的烏克蘭知識分子，他們夢想解放農奴，用聯邦民主制取代俄羅斯的中央集權專制。這導致他於1847年被捕，被流放到哈薩克（Kazakhstan）的一個囚犯流放地。1859年，他獲准返回烏克蘭，但不到兩年就去世了，享年47歲。
舍甫琴科只是為19世紀烏克蘭民族復興做出貢獻的眾多有趣而傑出的人物之一。我們不會逐一列出各個人物，而是概述民族覺醒的過程。
烏克蘭人是一個無國籍的民族，在東歐之外幾乎無人知曉。像許多其他無國籍民族（如斯洛伐克人和拉脫維亞人，或蘇格蘭人和威爾士人）一樣，他們在啟蒙理想的鼓舞下經歷了一次民族覺醒。這些民族中受過教育的那些人（通常是一個相當單薄的階層）開始收集平民百姓的歌曲和故事，研究他們的時尚，並寫下他們的方言。在此基礎之上，知識分子階層開始編纂字典，創造文學語言，界定民族服飾、舞蹈和樂器。這些覺醒的人翻閱檔案，為他們的民族構建一套有關過往的敘事，即一段歷史。他們通常都會發現屬於他們自己卻不為人知的、至少可以追溯到千年以前的國家。這些過程在19世紀的中歐和東歐非常普遍；隨着時間推演，這種知識文化工作日益複雜。大量組織和政治運動很快發展起來。20世紀之交，隨著人們對舊帝國秩序的信心逐漸崩潰，這些新興國家開始夢想獨立建國。
與其他同樣經歷此過程的大多數民族不同，烏克蘭人並未聚居在一個國家，而是被俄羅斯帝國和哈布斯堡君主國分割開來。在俄羅斯帝國，烏克蘭民族運動是由哥薩克軍官階層的後代發起的。起初運動的中心位於哈爾科夫（Kharkiv），那裡在1805年就已經建起了一所大學。哈爾科夫的報刊，如《The Ukrainian Herald》和《The Ukrainian Journal》，宣傳了哥薩克的歷史，並普及了赫梅利尼茨基（哥薩克起義領袖Khmelnytsky）早先使用過的「烏克蘭」（Ukraine）一詞。1834年，基輔也成立了一所大學，這座城市旋即成為烏克蘭民族運動的中心。但該運動在俄羅斯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阻礙。根據1863年和1876年頒佈的法令，烏克蘭語的出版物遭到限制，甚至幾乎被禁止。運動領袖被逮捕或被迫流亡。沙皇政權並未建立全面的初等教育體系，現有學校也被禁止在課堂上使用烏克蘭語。以上這些情況，再加上俄羅斯缺乏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等基本的公民權利，使得烏克蘭民族運動無法連結絕大多數烏克蘭人（即農民）。因此，即使這場運動是由傑出且富有遠見的知識分子組成，但由於他們缺乏社會基礎，所以導致運動頭重腳輕。俄國的第一個烏克蘭政黨是成立於1900年的地下烏克蘭革命黨（Revolutionary Ukrainian Party）。該政黨，正如促其產生的烏克蘭民族運動一樣，將社會正義問題與民族主義目標相結合。該黨還發行了一本呼籲烏克蘭獨立的宣傳冊。
哈布斯堡王朝時期有三個烏克蘭人居住的地區：前波蘭加利西亞，前莫爾達瓦布科維納，以及自900年以來一直是匈牙利一部分的外喀爾巴阡。這些地方的覺醒者階層不是哥薩克出身，而是神職人員。加利西亞和外喀爾巴阡在17世紀晚期接受了東儀天主教信仰。（到19世紀70年代中期，東儀天主教在俄羅斯帝國徹底消失。）開明的哈布斯堡女皇瑪麗亞·特蕾莎在烏克蘭人民的事務上實施了一些改進。她將東儀天主教會更名為希臘天主教禮（Greek Catholic rite），以強調在她眼中，希臘天主教禮與羅馬天主教禮（Roman Catholic rite）具有同等地位，象徵烏克蘭人享有平等。她還為希臘天主教教區的神職人員提供了高等教育；在此之前，這些神職人員從未接受過高等教育。最終，希臘天主教神學院的學生進入利沃夫大學（Lviv University）學習，該學校最初成立於1661年。這些受過教育的牧師，以及他們的下一代，成為該國民族運動的覺醒者和領袖。這裡各個社會階層的烏克蘭人都自稱盧森人（Rusyns）或魯塞尼亞人（Rutherians），而不是烏克蘭人。「烏克蘭人」直到1900年左右才在這些西部地區佔據主導地位。
1848年的歐洲革命首次將魯塞尼亞人帶入了政治舞台，並見證了第一份魯塞尼亞語報紙的誕生。幾十年來，人們一直在爭論加利西亞的盧森人應該用什麼語言書寫——是用混合了教會斯拉夫語的當地方言，還是用俄語，抑或是用在俄羅斯帝國的烏克蘭知識分子中間發展起來的烏克蘭文學語言。關於語言的爭論同時也是關於身分的爭論。他們僅僅只是盧森人麼？還是俄羅斯民族的一個分支？抑或是烏克蘭民族的一個分支？到19世紀末，加利西亞人選擇了烏克蘭身分，布科維納人稍後也作出同樣選擇，而外喀爾巴阡的魯塞尼亞人仍處於分裂狀態。當奧地利於1867年頒佈憲法，實行有限選舉權和公民自由時，加利西亞的烏克蘭民族運動迅速崛起。大量報刊出現了，在村莊和城鎮之間創造了一個烏克蘭民族的想像共同體。公立初等教育於1869年開始實施，而在魯塞尼亞人居住的東加利西亞，教學語言是烏克蘭語。利沃夫的知識分子和農村的神職人員網路為農民建立了許多組織——合唱團、消防隊、合作社和成人教育協會。奧地利的第一個烏克蘭政黨——農業社會主義的「激進黨」（Radical Party）——於1890年成立。19世紀90年代末，年輕的激進黨呼籲建立一個獨立的烏克蘭國家。此外，激進黨開始分裂，離開的成員分別組建了烏克蘭國家民主黨（Ukrainian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和烏克蘭社會民主黨（Ukrain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前者是一個左翼自由主義政黨，在1939年之前一直主導著加利西亞-烏克蘭的政治，後者是一個與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Austromarxists）有聯繫的工人政黨。
20世紀初，所有這些政黨都支持一系列農業罷工，試圖提高烏克蘭最貧窮農民的工資。詩人伊萬·弗蘭科（Ivan Franko）很好地捕捉到了19世紀末加利西亞的氣氛：「我是人民的兒子，是一個正在崛起的民族的兒子。我是農民：是序幕，而不是終章。」

07-
1917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俄羅斯帝國正在醞釀著巨大的變革。1905年，俄國爆發了第一次革命。兩個政黨——「烏克蘭社會民主黨」和較民族主義的「烏克蘭人民黨」——從烏克蘭革命黨的餘部中誕生。沙皇專制政權被迫作出一些自由主義式改革，其中包括使用烏克蘭語出版的權利。一夜之間出現了許多烏克蘭報刊和民間組織。俄國社會在反動和革命之間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化。烏克蘭人和其他在沙皇制度下受到歧視的群體（如猶太人）一樣，站在了革命一邊。但沙皇和反動勢力有足夠力量抵制先前作出的改革。如果俄羅斯走向民主，烏克蘭民族運動將會取得一定進展，但這些都無法實現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俄國歷史上這一相對自由的時期也告中斷。戰線在烏克蘭境內來回移動：1915年俄羅斯人在利沃夫，1918年德國人在基輔。這場新的工業化戰爭奪走了許多人的生命，摧毀了烏克蘭各地的基礎設施。
從許多方面來說，俄國都是參戰國中最弱的。它的工業發展落後於歐洲其他國家，社會矛盾重重，其士兵的受教育程度也是所有參戰部隊中最低的。民眾的壓力導致自發的抗議活動爆發，最終迫使沙皇于1917年3月退位。
這場革命使烏克蘭民族運動重獲新生。隨著議會（councils）或蘇維埃（soviets）在俄國各地紛紛湧現，基輔的烏克蘭人建立了自己的烏克蘭中央拉達（Ukrainian Central Rada）。（拉達在烏克蘭語中相當於俄語中的蘇維埃。）拉達，即烏克蘭革命議會，由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後者奉行農業社會主義）主導。它試圖尋求俄羅斯臨時政府的承認和自治，而臨時政府則聲稱掌管整個俄羅斯。在這場鬥爭中，拉達一度宣佈烏克蘭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個「共和國」在想像中是作為民主的俄羅斯聯邦的一部分，而並非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但是，就在拉達與臨時政府爭論不休的時候，後者於1917年11月被布爾什維克推翻了。拉達認為布爾什維克是一群在前帝國製造混亂的極端分子，而布爾什維克則認為拉達是小資產階級和民族主義者。

1917年12月，布爾什維克對拉達發動軍事進攻。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的軍隊無力保衛自己的領土，於是拉達向德國人請求救援。那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如火如荼，德國人將烏克蘭視為糧食和原材料的來源，以及德國與俄羅斯（彼時兩國仍在交戰）之間的緩衝國。德國對烏克蘭的糧食徵用導致了農民起義。在德國人被協約國擊敗並從烏克蘭撤軍後，情況變得更加複雜。烏克蘭軍隊同時與布爾什維克以及內戰中的白俄將軍作戰，但節節敗退。由西蒙·彼得留拉（Symon Petliura）領導的軍隊紀律渙散，與之相關的部隊更對猶太人進行了血腥屠殺，造成數萬人死亡。新的部隊不斷地加入這場戰鬥，包括各種軍閥。其中最著名的是無政府主義者內斯托爾·馬赫諾（Nestor Makhno）；法國遠征軍；以及約瑟夫·畢蘇斯基（Józef Piłsudski）領導的波蘭軍隊。1919年夏，烏克蘭加利西亞軍隊也加入了彼得留拉的部隊；這些士兵紀律嚴明、經驗豐富，但他們對改善烏克蘭人的命運卻無能為力。
烏克蘭加利西亞軍隊曾是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的武裝部隊。這個共和國是趁着奧匈帝國因戰敗而行將崩潰時，在利沃夫宣告成立的。但是，烏克蘭人在幾周之內就失去了利沃夫，因為與烏克蘭領土上的大多數城市一樣，這裡只有少數居民是烏克蘭裔。利沃夫的波蘭人成功地迫使烏克蘭政府下台。衝突期間，猶太人試圖保持中立，但波蘭人懷疑他們偏袒烏克蘭人。結果，波蘭士兵和市民一起發動了一場大屠殺。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尚未戰敗，直到1919年6月仍然佔據著東加利西亞的大部分地區。他們只是在被一支由法國裝備和訓練以對抗布爾什維克波蘭軍隊打垮後，才被迫離開這些領土。以上就是烏克蘭加利西亞軍隊加入東部彼得留拉的部隊的方式和原因。
烏克蘭經歷了六年可怕的戰爭與內戰之後，局勢才趨於穩定。20世紀20年代初，今天烏克蘭的領土被多個國家瓜分了。其中的大部分地區成為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UkSSR，Soviet Ukraine）。但克里米亞（Crimea）則被蘇聯吞併。由於匈牙利戰敗並被剝奪了大部分歷史上屬於它的領土，外喀爾巴阡被劃歸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布科維納被併入羅馬尼亞。曾是奧地利一部分的加利西亞，以及就在其北部、曾是俄羅斯一部分的沃里尼亞，都被併入了新的波蘭。在波蘭和立陶宛等早已消亡的國家復活之時，在芬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全新的國家誕生之際，烏克蘭人未能建立自己的國家，這將成為他們巨大的痛苦和沮喪的根源。
蘇維埃烏克蘭（蘇烏，Soviet Ukraine）成為民族黑暗中唯一閃爍的燭光。在列寧看來，烏克蘭軍隊或許已經被擊敗了，但烏克蘭人的民族志向依然存在。因此，他違背了許多其他布爾什維克領袖的意願，堅持建立一個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其範圍大致在中央拉達曾宣稱的邊界內。列寧指導下，布爾什維克於1923年在俄羅斯以外的蘇聯地區採取了本土化（korenizatsiia）政策。這一政策的實施使烏克蘭文化呈現了空前的繁榮。在「烏克蘭化（ukrainization）」期間，烏克蘭人設計了獨有的教育體系；創造了前衛的電影、戲劇、文學和視覺藝術；並對烏克蘭的歷史和文化進行了廣泛的研究。這是一個烏克蘭「民族共產主義（national communism）」的時代：當時烏克蘭人被任命到本國的政治和經濟機構領導職務。那些在波蘭遭到歧視的烏克蘭人移居到蘇烏，從事百科全書編撰和許多其他的文化事業（cultural endeavors）。
在波蘭，針對少數民族的歧視性政策不勝枚舉。舊奧地利統治下的烏克蘭教育體系被廢除了。諸如鐵路部門、地方行政機構的國家部門並未僱用烏克蘭人。於是，烏克蘭人開始發展「國中之國」，他們利用烏克蘭合作社運動提供的資金，資助烏克蘭的私人教育機會和文化工作。由於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波蘭，烏克蘭人和猶太人一樣都被限制接受大學教育，所以希臘天主教會建立了一所實際上培養了許多世俗知識分子的神學院。
在政治領域，佔主導地位的政黨是烏克蘭國家民主聯盟（Ukrainian 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其名稱準確地反映了其政治主張。此外，還有一些左翼政黨，從相對溫和的烏克蘭激進黨到西烏克蘭共產黨不等，介於兩者之間的是社會民主黨，其中一些人是親布爾什維克的（pro-Bolshevik）。20世紀20年代，烏克蘭奉行「民族共產主義」，因此親蘇態度（pro-Soviet attitudes）在加利西亞十分普遍。此外，還有一場與國家民主聯盟同聲同氣的大型婦女運動。
烏克蘭軍事組織（Ukrainian Military Organization）位於政治光譜的右側，其烏克蘭語首字母縮寫為UVO。該組織一直透過搶劫郵局和其他恐怖主義活動，從地下反抗波蘭統治。1929年，許多UVO的成員加入了新成立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OUN）。OUN同樣從事搶劫和暗殺活動。1930年暑假期間，OUN和UVO的年輕人發起了一場針對波蘭莊園的縱火行動，並進行了其他形式的破壞。作為回應，波蘭政府在對烏克蘭農村施行嚴厲毒辣的鎮壓，毆打各種政治派別的烏克蘭活動人士，並摧毀了屬於烏克蘭民族運動的建築物。這是一種殘暴的過激反應，因此波蘭國內以及北美的烏克蘭人都呼籲國際社會譴責波蘭。

08-
1933年

1933年，「烏克蘭化」政策在蘇烏正式終止。此前的1930年，許多烏克蘭文化和學術工作者被指是反政府的「烏克蘭解放聯盟」成員，而被捕和受審。（譯按：此聯盟名為「Спі́лки ви́зволення Украї́ни」，是蘇俄秘密警察捏造的組織，與名稱幾乎一樣、實際在外地運作的「Сою́з ви́зволення Украї́ни」無關。）對烏克蘭知識精英階層的殘酷肅清成為整個20世紀30年代的標誌，倖存者寥寥無幾。1933年，蘇烏教育部長米柯拉·斯凱普尼克（Mykola Skrypnyk）和無產階級作家米柯拉·科維洛維（Mykola Khvyliovy）以自殺明志表示抗議。
除了斯大林主義的恐怖打壓之外，烏克蘭還遭到農業集體化的巨大痛苦。集體化的計畫以及實施過程都非常糟糕，糧食短缺困擾著整個蘇聯。哈薩克、伏爾加地區和烏克蘭都爆發了饑荒。其中，烏克蘭的人為大饑荒在1933年達到頂峰，奪走了400萬人的生命（烏克蘭總人口數約為3150萬）。集體化造成的饑荒的影響在烏克蘭最為嚴重。許多目擊者稱，許多家庭僅餘少量的食物都被徵收，居民們只能忍饑度日。饑荒發生的同時，斯大林還在迫害他認為不忠誠的烏克蘭精英，導致蘇聯糧食短缺的影響被不成比例地轉嫁到了烏克蘭。
蘇烏遭受的大肅清和饑荒之後，烏克蘭西部（斯大林勢力範圍之外）的所有親蘇的情意都消滅殆盡了。
20世紀30年代，歐洲大部分地區都處於的共產和法西斯之間、左右兩極分化狀態。在西班牙和維也納，左翼和右翼的準軍事組織之間都爆發巷戰和內戰。歐洲大陸的民主制度正在倒塌。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掌權。他毫不掩飾自己對猶太人的仇恨，並計畫廢除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加諸德國的和平協議（《凡爾賽條約》）。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中，詳細闡述了他的種族主義願景，並向全世界宣佈了他打算通過入侵蘇聯為德國人尋求「生存空間」（譯按：支持德國擴張領土的泛日耳曼主義概念）的意圖。
希特勒對身處波蘭的烏克蘭右翼，尤其是「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OUN），有深遠而惡毒的影響。在納粹佔領波蘭之前，這些民族主義者早已為德國從事間諜活動並接受德國的援助。之後民族主義者就更加倒向了納粹德國的路線，因為希特勒是他們的敵人——蘇聯和波蘭——的敵人。那時，希特勒正在修改《凡爾賽協議》；這道協議曾使烏克蘭人失去國家。他將之前生活在不同國家的德國人聯合起來：1938年3月吞併了奧地利，同年10月吞併了所謂的「蘇台德地區」（Sudetenland，捷克斯洛伐克中主要由德裔人定居的地區）。後者使捷克斯洛伐克分裂，其中一個分裂並獨立的地區，是主要由魯塞尼亞人/烏克蘭人定居的喀爾巴阡-烏克蘭（Carpatho-Ukraine）。居住於蘇聯以外地區（如加利西亞和北美洲）的烏克蘭人對這個小國的成立感到欣喜若狂。OUN派遣武裝分子前往喀爾巴阡-烏克蘭，以影響管治並加入它新生的武裝部隊。1939年3月中旬，匈牙利進攻喀爾巴阡-烏克蘭並推翻其政府，一些OUN的領導幹部在爭取獨立的鬥爭中犧牲了。從一開始，OUN和納粹主義之間就有一些意識形態上的重疊，隨著20世紀30年代的發展，納粹黨對民族主義組織的影響越來越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30年代後期OUN中反猶主義（antisemitism）的增長。

09-
193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於1939年9月1日爆發。此前不久，德國和蘇聯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並秘密協議瓜分東歐。9月17日，蘇聯入侵西烏克蘭（即波蘭境內的加利西亞和沃里尼亞）並在幾周內將其併入蘇聯。蘇聯在佔領西烏克蘭的21個月期間實行了殘酷的統治。數十萬人被驅逐到北極地區、哈薩克和西伯利亞。起初，蘇聯逮捕並驅逐了東波蘭/西烏克蘭的波蘭精英。他們還將從波蘭的德語區（German Zone）逃到蘇聯地區的猶太人送往勞改營。在佔領即將結束時，監獄裡擠滿了烏克蘭人。1940年6月，蘇聯還從羅馬尼亞手中奪取了布科維納，並實行著同樣的統治。
在蘇聯佔領期間，人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曾經遍地開花的報刊，被新政權重複且乏味的喉舌所取代。商店裡的基本供應品都消失了，企業被收歸國有。連波蘭獨裁統治下依然存在的基本公民權利，都被一掃而空。社會彌漫著恐懼，任何人「行差踏錯」都可能會被流放到西伯利亞。蘇聯奪取政權後不久，所有先前存在的烏克蘭政黨都自行解散了，且再也未能恢復活動。蘇聯在西烏克蘭地區追捕並處決了持不同政見的共產主義者、民族共產主義者和左翼共產主義者。蘇聯統治時期，只有一個烏克蘭政治運動——「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OUN）——得以倖存。他們具備從事地下活動的經驗，儘管他們多次遭到當局的逮捕和處決，其成員人數仍然翻倍。截至1941年6月，該組織擁有約兩萬名成員和三萬名支持者。多年的地下鬥爭經驗使OUN得以存活下來，而蘇聯的專制制度則驅使烏克蘭人，尤其是年輕人，加入其行列。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對蘇聯發動了其注定失敗的入侵。在德國人抵達西烏克蘭之前的幾天裡，蘇聯秘密警察（NKVD）逮捕了數千名疑似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以免他們援助敵人。之後，由於德軍的推進速度太快，他們來不及將他們向東撤離，便決定將他們全體處決，一共約一萬五千人遇害，主要是烏克蘭人，但也有波蘭人和猶太人。NKVD的謀殺行為激怒了西烏克蘭的民眾，使他們的情緒達到了極點。德軍到達時，猶太人被迫從監獄中抬出受害者的屍體，擺放在院子裡，以便讓活著的人找到他們死去的親人。利沃夫市部分地區因屍體腐爛而臭氣熏天。一場反猶屠殺爆發了，儘管殺害大部分受害者的是德國黨衛軍，但OUN的武裝組織「烏克蘭國家民兵組織」同樣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整個戰爭期間，針對猶太人的暴力行為一直沒有停歇。在今日之烏克蘭境內，約150萬猶太人遭到殺害，佔大屠殺受害者總數的四分之一。大多數猶太人死在離他們居住處不遠的地方：他們在溝壑（ravine）或專門挖的坑邊被槍殺。黨衛軍的特別行動隊（Einsatzgruppen）擔當了主要的槍手，幫兇是那些賣國投敵的蘇聯警察。
納粹對當地非猶太人口實行的政策也非常嚴厲，儘管沒有進行系統性的大規模謀殺。在德國集中營裡，超過三百萬蘇聯戰俘死於暴露在自然環境（die from exposure）和饑餓。超過兩百萬烏克蘭青年被遣送至德國充當奴隸勞工。在烏克蘭的大部分地區，當年輕人從教堂或舞會出來時，德國人把他們抓起來並塞上火車，送往集中營。
二戰期間，烏克蘭被劃歸不同國家。加利西亞被併入殘餘的波蘭，由總政府（General Government）管治。布科維納及其鄰近地區再次併入羅馬尼亞；羅馬尼亞還佔領了奧德薩地區，並將其稱為德涅斯特河沿岸（Transnistria）。匈牙利佔領了外喀爾巴阡/喀爾巴阡-烏克蘭（Transcarpathia／Carpatho-Ukraine）。部分烏克蘭地區直接由德軍管轄。而被肢解的烏克蘭各部分之中，面積最大的是德佔的烏克蘭總督轄區（Reichskommissariat Ukraine）。
以上這些政府之中最野蠻的是總督轄區，其首府設在沃里尼亞的羅夫諾。雖然「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OUN）」一直以警察的身分配合納粹的佔領，但他們意識到民眾已經受夠了德國的統治，便開始自發地進行抵抗。為避免民眾反德國的情緒轉化為對蘇聯游擊隊（Red partisans），OUN策劃了自己的反德起義。這只是一場有限的抵抗運動，原因在於OUN也不希望蘇聯獲勝。OUN的武裝部隊「烏克蘭反抗軍」伏擊了德國巡邏隊和干擾德軍為圍捕（round up）奴隸勞工的行動，但它從不阻礙向德-蘇戰爭前線運送物資的去路。他們更願意見到德國人和蘇聯人互相殘殺。但反抗軍並無採取任何行動來保護躲藏在沃里尼亞森林中的猶太人；事實上，它下達了一項命令，要求殺死所有猶太人和任何藏匿他們的烏克蘭人。反抗軍還在沃里尼亞和加利西亞對波蘭人進行種族清洗；歷史學家估計反抗軍殺害了大約六萬波蘭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平民。
烏克蘭戰爭極其殘酷。東歐地區的衝突雙方並非西方盟國（Western Allies）和德國，而是蘇聯和德國，即兩個致命的政權，而平民百姓必須在二者之間作出選擇。一般來說，德佔烏克蘭總督轄區的人民傾向視紅軍（Red Army）為解放者。但在西烏克蘭加利西亞區，這種情況就少得多。1939-41年被蘇聯統治的慘痛經歷使人們對蘇聯的態度非常強硬。此外，德國統治對該地區的烏克蘭人來說，比居住在任何地區的烏克蘭人都更有利。德國人利用烏克蘭人來制衡波蘭人，並依靠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幫助建設民政管理機構和警察組織。雖然該地區也存在圍捕奴隸勞工的情況，但其他因素使當地烏克蘭人的生活條件較其他地方好。烏克蘭人在加利西亞區獲得的受教育機會，在烏克蘭總督轄區是沒有的。受到民族主義的影響，加利西亞的烏克蘭人對猶太人被殺的恐懼感沒有總督轄區的烏克蘭人那麼強烈。事實上，猶太人面臨種族清洗，反而對在戰爭期間的烏克蘭合作社帶來了經濟利益。1943年中期和1944年，德國人在加利西亞大受歡迎，有八萬烏克蘭人自願加入了一支武裝黨衛軍，即加利西亞師團（Division Galizien）。這些志願者中只有一部分最終參加了戰鬥，而加利西亞師團在反猶太和反波蘭行動中發揮的作用非常小，但它在1944年參與了平息反法西斯主義（antifascist）的斯洛伐克民族起義的行動。
在蘇聯再次收復西烏克蘭之後，「烏克蘭反抗軍」掀起了一場反蘇起義，並一直持續到20世紀40年代末。蘇聯針對起義的政策是極其殘酷的。反抗軍士兵的屍體在村莊的圍欄邊一字排開，以便親屬能辨認其身分。任何人承認在死者中發現了自己的兒子或兄弟，都會被逮捕並送往勞改營。一共數十萬西烏克蘭人因為蘇聯政府平亂和實行農業集體化而被驅逐出境。
這段歷史在烏克蘭獨立後的記憶政治（memory politics）舉足輕重。在加利西亞烏克蘭人的記憶中，蘇聯人比德國人更糟糕，而在烏克蘭其他地區，情況恰恰相反。
戰爭給整個東歐地區帶來的一個結果是，各個國家在種族上都變得更加單一。德國人殺死了大部分猶太人。所有東歐國家都驅逐了德裔人口。在烏克蘭，波蘭人基本上消失了：許多波蘭人在1930年的斯大林主義大肅清中喪生；大量波蘭人在1939-41年被驅逐出西烏克蘭；19343-44年反抗軍的種族清洗運動又消滅了數萬人；戰後，蘇聯與波蘭組織了人口交換活動，用倖存的波蘭人交換新成立的波蘭人民共和國境內的烏克蘭人。戰後倖存下來的猶太人大都離開西烏克蘭並前往波蘭、以色列和美國。烏克蘭昔日的猶太人，及其宗教傳統和意第緒語（Yiddish language），都不復存在了。這些留在烏克蘭的猶太人與其他蘇聯公民之間沒有什麼區別。俄語也取代了意第緒語。
由於波蘭人和猶太人的離開，西烏克蘭的許多城鎮為烏克蘭裔移民敞開了大門。這對西烏克蘭人來說是一個重大的社會進步，儘管他們須與來自東部的俄羅斯人和講俄語的烏克蘭人（Russophone Ukrainians）展開競爭。整個烏克蘭的政治精英階層都是由後者組成的。
斯大林死後，蘇聯變成了一個較安全的地方。勞改營中的許多西烏克蘭人獲得了特赦並返回家園。烏克蘭文化曾有過短暫的發展空間，但都集中在1956-72年期間。除此之外，戰後的蘇烏見證了無情的俄羅斯化（russification）。異見者被逮捕、監禁或流放。他們代表著各種不同的政治觀點，有伊萬·德祖巴（Ivan Dziuba）和列昂尼德·普柳什（Leonid Pliushch）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有瓦倫丁·莫羅茲（Valentyn Moroz）和伊萬·坎迪巴（Ivan Kandyba）這樣的民族主義者。除此之外，作曲家、詩人和藝術家也出自類近的「異見背景」（dissident milieu）。
從戰爭中誕生的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不僅包括1939年以前的舊蘇烏，還包括斯大林在1939-41年佔領的領土，即加利西亞（即利沃夫州、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州（Ivano-Frankivsk）和捷爾諾波爾州（Ternopil））、沃里尼亞（即羅夫諾州和沃里尼亞州）以及布科維納（即切爾諾夫策州（Chernivtsi））。此外，1945年捷克斯洛伐克將外喀爾巴阡州重新割讓給新蘇烏。新蘇烏最後一塊新增領土是克里米亞，於1954年從蘇俄重新併入。1954年亦是《佩列亞斯拉夫條約》簽訂三百周年，當年赫梅利尼茨基（哥薩克起義領袖）以該條約將烏克蘭置於俄羅斯沙皇的保護之下。

10-
1991年

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前半期被稱為蘇聯的「停滯時代」，蘇聯深受領導層老齡化和身體轉差的影響。總書記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出生於1906年。他是一個煙癮和酒癮都很大的人，在70年代中期，他健康狀況急劇下降。他在1982年去世後，又有兩位年邁的總書記繼任，但到1985年春，兩人都已去世。隨後，蘇聯共產黨選擇了年輕的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擔任總書記，希望他能為黨和國家注入新的活力。戈爾巴喬夫承諾進行自由化改革，其執政口號是「改革」（perestroika）和「開放」（glasnost）。由他發起的這場改革最終導致了歐洲共產主義的終結和蘇聯的解體。
與蘇聯其他主要的中心相比，基輔的改革進展更為緩慢。烏克蘭共產黨的領導人沃洛迪米爾·謝爾比茨基（Volodymyr Shcherbytsky）就像來自停滯期的一塊活化石。1972年，他甫當上第一書記後，便通過大肆逮捕異見者和鎮壓烏克蘭的文化和學術，極力地牢牢管控著烏克蘭。1986年，切爾諾貝爾核電站發生了爆炸，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核事故。謝爾比茨基試圖掩蓋事故真相——他甚至沒有取消僅僅五天後在基輔舉行的五一國際勞動節遊行。烏克蘭作家協會在1986年6月召開會議，公開譴責他處理這場危機的方式。與會的文人和政治活動家伊萬·德拉赫（Ivan Drach）之子被派往切爾諾貝爾進行清理工作並因輻射中毒，他在會上的批評尤其直言不諱。協會的作家們還呼籲烏克蘭應有更大程度的文化自主。
1988-89年，許多異見者被蘇聯政府釋放，從監獄和流亡地返回基輔和利沃夫，促使烏克蘭政治的急劇變化。1989年初，這些異見者與作家聯合起來，發起了一場爭取烏克蘭權利的運動，名為「烏克蘭人民改革運動」（People’s Movement of Ukraine for Reconstruction）。人民運動發佈了一份民主綱領，倡議建立一個烏克蘭「公民國家」（相對於「民族國家」），即一個不僅限於烏克蘭族人或講烏克蘭語的人，能容納烏克蘭共和國所有居民的國家。不久後，人民運動開始主張烏克蘭脫離蘇聯統治、獨立成國。
烏克蘭民眾爭取獨立的努力恰逢其時。就在那時，一個新的人物——伯里斯·葉利欽（Boris Yeltsin）——開始嶄露頭角。他向戈爾巴喬夫發起了挑戰，因為戈爾巴喬夫在實施改革（perestroika）後，面對人民爭取改變的聲勢反而變得保守，以求維持蘇聯的統一。葉利欽沒有從全蘇聯層面挑戰戈爾巴喬夫，而是在蘇俄層面取代他，成為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即俄羅斯的國家元首。他與其他蘇維埃共和國級領導層結盟，尤其是烏克蘭的共產主義者。1990年6月12日，在葉利欽的推動下，俄羅斯對外宣告國家主權，烏克蘭於7月16日亦緊接作出同樣的宣告，並於8月24日正式獨立。烏克蘭獨立宣言只有不到一百個字，基本上僅宣佈烏克蘭正在履行主權宣言的條款。烏克蘭的「葉利欽」是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對外宣告主權一周後，他當選為烏克蘭最高蘇維埃（即最高拉達）主席。克拉夫丘克與「人民運動」及葉利欽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兩位共產黨領導人都希望解散蘇聯，並於1991年12月實現目標。
在宣佈獨立之前，蘇俄的強硬派於1991年8月19日至23日發動了一場拙劣的政變。葉利欽因反對該政變而被俄羅斯人譽為英雄。面對政變，烏克蘭共產黨不知所措，但政變失敗後的第二天，最高拉達宣佈了獨立。獨立由烏克蘭全民公投進行確認。公投於12月1日舉行，大多數人投票贊成獨立。然而，這場公投中，「蘇聯式」的做法顯然仍存在：部分選區宣稱有99.9%或100%的合資格選民投票，超過97%的選民支持獨立。無論如何，公投確認了烏克蘭人民追求獨立的意志。
公投的同一天，烏克蘭舉行了第一次總統選舉。克拉夫丘克以超過60%的選票輕鬆獲勝。烏克蘭其後發展出一套西、中部與東、南部分野明顯的 「分區投票格局」。
具體而言，克拉夫丘克在1991年的選舉中，贏得了烏克蘭除加利西亞三州（西部）以外的所有州份。在1994年的選舉中，烏克蘭西半部地區支持克拉夫丘克連任（最終他連任失敗），其他地區則支持來自烏克蘭中南部第聶伯羅（Dnipro）的列昂尼德·庫奇馬（Leonid Kuchma）。1999年，庫奇馬與共產黨員佩特羅·西蒙年科（Petro Symonenko）競選。加利西亞三州超過90%的選票都投給了庫奇馬，而西蒙年科則在烏克蘭中北部、頓涅茨克（Donetsk）、赫爾松州以及克里米亞表現出色。在引發「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的2004年選舉中，前烏克蘭國家銀行行長、烏克蘭總理維克多·尤申科（Viktor Yushchenko）取得了勝利，他贏得了整個烏克蘭西部及中部地區。他的對手，頓涅茨克的維克多·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則拿下了南部和東部地區。在下一次選舉中，亞努科維奇戰勝了前總理尤利婭·季莫申科（Yuliia Tymoshenko），他再次贏得了南部和東部地區。
這種「分區投票格局」反映了烏克蘭各區不同的歷史經歷，導致了各個地區對待烏克蘭民族主義和俄羅斯人的不一樣的態度。西部地區民族主義意識強烈，中部地區也很快加入其中。主要講俄語的東部和南部地區則不那麼反俄（anti-Russian）。在這段時期，加利西亞（西部）及頓涅茨克／奧德薩（東部）才開始分別建立他們的議程和支持力量。
90年代，烏克蘭人民過得非常艱難。烏克蘭的通貨膨脹達到了前所未聞的高度。一個人一生的盧布積蓄可能只夠買一包火柴。許多城市裡的烏克蘭人跑回他們農村家人的農場幫忙幹活，並帶上一袋馬鈴薯回家。同時，有一些人在蘇聯國有財產私有化的過程中變得極度富有。常見的致富做法包括：向勞工支付蘇聯級的工資，卻以西方市場的價格將他們的產品出口到歐洲；用盧布從銀行貸款後將其兌換成美元，待盧布貶值後還款；將國企的資產拆售；砍伐森林並將木材傾銷國外以換取匯率穩定的貨幣。外喀爾巴阡正是因為砍伐森林而遭受了洪災。更有人敲詐新建立的零售企業，企圖從他們收取保護費。「商業」和「有組織犯罪」往往讓人無法分辨。烏克蘭出現了非常富有和有權勢的商人階層，他們通常被稱為「寡頭」（oligarchs）。其中最著名的是維克多·平丘克（Viktor Pinchuk）和雷納托·阿克梅托夫（Rinat Akhmetov）。這些「大人物」在烏克蘭政治幕後有著巨大的影響力。90年代的經濟危機在1996年秋季之後開始緩解，當時烏克蘭進行了貨幣改革，以格里夫納（hryvnia）取代之前的盧布。
在這裡，有必要提及一件沒有發生的事情。儘管羅馬尼亞、波羅的海沿岸的前蘇聯國家以及其他「後共產」（postcommunist）的東歐國家在21世紀初被吸納加入了歐盟，但烏克蘭卻被排除在外。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之後的事情可能會大不相同。

11-
2014年

2014年發生的事件有一個前奏，即2004年的橙色革命。如前所述，2004年的烏克蘭大選在尤申科和亞努科維奇之間展開。時任總理的亞努科維奇得到烏克蘭政府的支持，同時也是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屬意的候選人。反對派領袖尤申科被認為是親西方（pro-Western）的候選人。亞努科維奇以相當微弱的優勢（49.5%對46.6%）贏得了兩人的第二輪決選。尤申科的支持者聲稱選舉結果是偽造的，50萬民眾因而佔領了基輔市中心的獨立廣場（Maidan Nezalezhnosti）。他們在廣場上搭建了舞台，讓反對派人士發表演講和搖滾樂隊演奏。基輔市民為示威者帶來了食物。西方的媒體和政界人士也對這些示威者和橙色革命表達了支持。在民眾的壓力之下，烏克蘭重新舉行了決選，而這一次來自其他國家的觀察員被派駐各個投票站，以確保投票的公平性。計票結果顯示，尤申科以52.0%對44.2%獲勝。
尤申科並非一位執政有為的總統，他在任期內與其他在橙色革命中嶄露頭角的政治家，尤其是尤利婭·季莫申科，爭吵不斷。2008年，尤申科甚至任命他的前競選對手亞努科維奇擔任總理。他在總統任期內的主要政績是在記憶政治領域。與此前的總統不同，他平反甚至歌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和它的武裝組織烏克蘭反抗軍，並追封這些組織的領導人（如反抗軍最高指揮官羅曼·舒赫維奇（Roman Shukhevych）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中主要派別的領袖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烏克蘭英雄」的榮譽。他還致力推動國際社會認可1933年的烏克蘭人為饑荒（Holodomor）為針對烏克蘭人民的種族滅絕。他下令收集了二十多萬份有關大饑荒的證詞，並在基輔建立了一個紀念受害者的博物館。
在2010年的總統選舉中，尤申科連參與決選的資格也沒有取得。取而代之的是，季莫申科與亞努科維奇競選。最終亞努科維奇以49.0%對45.5%獲勝。
亞努科維奇的勝選後，他的親信在政府中佔據了有影響力的職位。他全盤否定了尤申科的民族主義政治，他的教育和科學部長德米特羅·塔巴克尼克（Dmytro Tabachnyk）疏遠了許多烏克蘭知識分子。亞努科維奇也是烏克蘭史上最腐敗的總統，他和他的親信大肆貪污和虧空公款。亞努科維奇在其頓巴斯（Donbas）老家仍然很受歡迎，但烏克蘭大部分地區都認為他褻瀆了總統職位。
暗湧出現在2013年11月。亞努科維奇本應與歐盟簽署政治聯盟和自由貿易協定，但他選擇接受俄羅斯的財政援助。獨立廣場上再次擠滿了示威者，最終達到50萬人的數量。抗議者們形形色色：雖然加利西亞人較多，但實際上他們來自烏克蘭全國各地。其中有些是親西方的民主人士，有些是極右翼的民族主義者；女權主義者、性小眾、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也在其中。亞努科維奇政府對抗議者採取了致命的武力打壓，而由「右區」（Right Sector，烏克蘭一個極端民族主義組織）領導的民族主義者進行了反擊。一百多名抗議者被警方的狙擊手殺害，同時有十三名警察被殺。2014年2月下旬，武裝抗議者扭轉了局勢，亞努科維奇逃離烏克蘭並前往俄羅斯。這一系列事件通常被稱為「歐洲廣場起義」（Euromaidan）和「尊嚴革命」（Revolution of Dignity）。
然而，普京稱這些事件為「法西斯政變」，並藉詞入侵烏克蘭。烏克蘭的軍隊一直被政府忽視：與其說是一支戰鬥部隊，不如說是軍官腐敗斂財的來源。俄羅斯在未遭抵抗的情況下進軍克里米亞並併吞該地。在入侵過程中，大部分烏克蘭海軍向俄羅斯投誠。吞併克里米亞可説是唾手可得：根據2001年的人口普查，當地人口中有三分之二是俄羅斯族，只有四分之一是烏克蘭族。超過80%的人講俄語，講克里米亞韃靼語的人比講烏克蘭語的人更多。克里米亞當局曾在20世紀90年代初舉行全民公投，要求獨立或至少擴大自治權，但基輔鎮壓了這些嘗試。2014年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後，於2月28日舉行了自己的全民公投。這無疑是一場蘇聯式的選舉：97%的選民支持加入俄羅斯聯邦。
與此同時，俄羅斯還在烏克蘭東部和南部（從東北部的哈爾科夫到西南部的奧德薩），鼓動「反歐親俄」（anti-Maidan, pro-Russian）的騷亂。普京將這些烏克蘭領土稱為「新俄羅斯」（Novorossiia）；這是1764年沙俄透過征服克里米亞汗國而奪得的領土的名稱。親俄的抗議浪潮，經常包含佔領政府大樓的行為，被稱作「俄羅斯之春」（the Russian Spring）。匆忙重組的烏克蘭政府及時採取了預防措施，使得親俄的分離主義運動只在頓巴斯東部地區取得了成功。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Luhansk）這兩個城市各成為了小型分離主義共和國的首府。但圍繞頓巴斯東部地區的戰鬥則持續了八年，奪走了大約一萬五千人的生命。起初，這兩個共和國由惡棍般的軍人統治，但後來俄羅斯扶植了由他們直接控制的文人領導。烏克蘭一方的炮擊摧毀了許多建築。俄羅斯之春在這兩個共和國取得的「成功」使一些之前可能被分離主義吸引的人對分離主義的選擇感到懷疑。
2014年後，烏克蘭政府在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和加拿大）的援助下，重建了國家的武裝部隊。緊隨「歐洲廣場革命」之後當選的總統佩特羅·波羅申科（Petro Poroshenko）奉行民族主義綱領，這對烏克蘭西部地區的吸引力遠大於對東南部地區。他重振了對「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和反抗軍的崇拜，任命該組織的成員擔任烏克蘭國家記憶研究所（Ukrainian 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的所長。他設定了配額，以確保烏克蘭語在電視和電台廣播中佔主導地位，並犧牲了俄語，因此遭到了親俄政客很自然的反對。烏克蘭語還被規定為公立學校五年級以上的專用教育語言。這個政策成為烏克蘭與匈牙利關係中的一個痛點，因為在外喀爾巴阡有相當多的講馬紮爾語（Magyar，匈牙利的官方語言）的少數民族。
波羅申科還發起了一場導致整個東正教世界分裂的教會改革。2019年初，烏克蘭東正教會分別隸屬三個管轄區：莫斯科宗主教聖統的烏克蘭正教會是烏克蘭最大的宗教組織，也是莫斯科牧首（Patriarch of Moscow）領導下的自治教會；基輔宗主教聖統的烏克蘭正教會不被任何其他正教會承認；烏克蘭自主正教會主要在西部地區活躍，同樣不獲其他教會承認。波羅申科在美國國務院的幫助下，獲得了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支持，建立了一個由君士坦丁堡而非莫斯科管轄的統一的烏克蘭正教會。理論上來說，烏克蘭須成立一個由三個正教會共同組成的統一委員會，但現實情況是，莫斯科宗主教聖統烏克蘭正教會拒絕參加，這一點不足為奇。最終，兩個以前未獲承認的烏克蘭教會舉行了一次不完整的統一委員會議，一個新的烏克蘭正教會成立了，它是一個在君士坦丁堡牧首領導下的自治教會。莫斯科牧首譴責了這個新教會及其位於君士坦丁堡的支持者，導致整個了東正教會的分裂。世界各地的東正教會必須在君士坦丁堡和莫斯科之間作出選擇。至少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即本文寫作之時），大多數正教會都不願意承認君士坦丁堡領導下的新烏克蘭教會。這部分地反映了大多數正教會對俄羅斯教會的聲望和資源的敬畏，部分則是不滿君士坦丁堡干涉其他教會事務。烏克蘭的教區以及社區也出現了分裂。波羅申科政府採取了各種行政措施，試圖將莫斯科宗主教聖統管轄的教區劃歸烏克蘭正教會管轄。這些措施在加利西亞和沃里尼亞那些政治上傾向民族主義的地區尤為成功。目前，莫斯科宗主教聖統烏克蘭正教會聲稱擁有12000多個教區，而烏克蘭正教會聲稱擁有7000多個教區。
波羅申科的目標是在一個「族裔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t）意識型態上鞏固烏克蘭國家，即一個講烏克蘭語、採用民族主義版本的歷史並在烏克蘭教堂做禮拜的烏克蘭國家。這也是一種蓄意將烏克蘭「去俄羅斯化」的嘗試。很難說他五年來的措施對彌合烏克蘭的地區分裂產生了積極還是消極的影響。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政策激怒了普京。
烏克蘭社會是否正朝著族裔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的方向發展？2019年的總統選舉給出了答案。波羅申科競選連任總統。他的競選口號——「軍隊、語言、信仰」——毫無疑問地表明他打算強化族裔民族主義的施政。他的競爭對手是一位明星候選人，一位名叫沃洛迪米爾·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的喜劇演員。此人身材矮小，曾主演過一部情景喜劇，劇中一名教師抱怨烏克蘭的腐敗現象，抱怨的片段在網路上爆紅，結果這名教師意外地成為了烏克蘭總統。現實世界發生的事情差不多就是這一劇情的翻版。多年來，烏克蘭總統候選人一直都以符號和歷史記憶政治，以及親俄和親西方傾向為策略進行競選，忽視更具體的國內問題的同時，也在中飽私囊。澤連斯基以反腐敗作為其競選綱領，突破了自烏克蘭獨立之日起一直困擾著這個國家的地區性的政治分歧。他獲得了有史以來最高比例的選票——73%。除了最頑固的民族主義地區（利沃夫州）以外，他在烏克蘭的每一個州都取得了勝利。此外，澤連斯基是猶太裔而非烏克蘭裔，而且他講俄語。
2022年2月24日，普京領導的俄羅斯大規模入侵烏克蘭時，澤連斯基正在擔任烏克蘭總統。他作為一名演說家的技巧在戰爭中為烏克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本文撰寫之時，戰爭仍在進行中。目前，烏克蘭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遏制了俄羅斯的軍隊，但某些城市——馬里烏波爾（Mariupol）的大部分地區、哈爾科夫和基輔的部分地區——由於俄羅斯的炮擊，其基礎設施遭到破壞，食品、供暖、藥品和水都出現了短缺。這些城市周邊的許多村莊遭受了更為嚴重的破壞。每天都有新的暴行發生。大約十分之一的烏克蘭人逃往國外，主要都去了波蘭。
很顯然，烏克蘭再次來到一個轉捩點。目前在戰爭的迷霧中，我們未能了解這場戰火的最終意義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這個國家及其人民正在遭受巨大的創傷，而這些創傷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癒合。

–全文完–

1. 以下資料來源於網路：關於俄國的公爵（俄文Князь，英文音譯Knyaz或knez，但在英文中一般譯為prince，所以常被誤譯為「親王」）：這個詞源於原始日爾曼語，與英語的king和德語的König同源。Knyaz最初指斯拉夫人的部落酋長，後來成為斯拉夫封建制國家（如基輔羅斯）的統治者的頭銜。這些國家的中央集權化加強後，有的統治者的頭銜改為Velikii Knyaz (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偉大的Knyaz)，一般譯為「大公」，而其下屬的區域性統治者就稱為Knyaz，譯為「公爵」。公爵一般都是曾經的斯拉夫統治者的後代，主要是留裏克和格迪米納斯的後代。到莫斯科公國（與後來的俄羅斯帝國）強盛起來之後，沙皇偶爾會授予公爵頭銜，如彼得大帝授予他的莫逆之交緬希科夫，葉卡捷琳娜大帝授予波將金。


關於作者：約翰·保羅·希姆卡（John Paul Himka）是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歷史學名譽教授，著有《加利西亞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in Galicia）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與大屠殺》（Ukrainian Nationalists and the Holocaust）等著作。


原文連結：https://ukrainesolidaritycampaign.org/2022/04/13/ten-turning-points-a-brief-history-of-ukra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