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17日
[美国]布兰卡·米塞（Blanca Missé）著
温谦 译
素侠云雪 校
过去两年，世界被几场斗争的交汇深深震撼了，这些斗争包括富有英雄色彩的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还有在伊朗正在上升的争取妇女自由的起义和巴勒斯坦争取解放的新斗争，以及在苏丹的民众抵抗，叙利亚境内新一轮反阿萨德政权的抗议。 这些运动均有其自身的动态演变与节奏。从共同的视角出发，在国际层面上审视这些彼此不大相同的运动，给左翼阵营带来了严肃的问题：尽管这些抗争具有鲜明的特点与矛盾，是否能够同时支持所有这些抗争？这些抗争之间能否形成团结？
许多活动家们在理论上都认为，这些运动面临的是同一个腐朽的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帝国主义国家体系。然而，国际与地区政治塑造了这些反抗斗争，使其难以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要实现团结，就必须认识到：压迫他们的根源并非“糟糕的政府”，而是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由“不惜一切代价在各地持续积累资本、增加利润”这一需求所主导的社会经济体系。该体系催生了经济危机、紧缩政策、地缘政治竞争、战争、新殖民掠夺、债务问题以及环境破坏。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构建一种政治理念：能够系统地阐明对立的势力，并从这些抗争运动内部及其团结行动中，将这些运动凝聚起来。正如阿什丽·史密斯（Ashley Smith）所争辩的，建立一个从备受压迫的国家——如巴勒斯坦、乌克兰，还有在美国与中国乃至全世界受压迫的工人同志们——共同建立一个国际联盟这个争论，比以往更加迫切。 我们生活在一个战争加剧及种族灭绝（乌克兰、巴勒斯坦、苏丹）的时代，但打造这样一个团结也是一个复杂艰巨的任务。尤其在像美国、中国以及俄罗斯这样的帝国主义之间竞争对抗的国家体系，以及正在增长的洲际冲突。
这些竞争与对立冲突影响了工人阶级的民主斗争，有时会引导他们去反对另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例如，支持叙利亚的和伊拉克的民主运动，经常被当作对这些所谓的反帝国主义政府的挑战——而他们构成了反抗种族灭绝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所谓“抵抗轴心”。类似的还有，支持乌克兰的人民自卫权，反对普京的帝国主义侵略，似乎是以增强美国、欧盟、北约为代价的——这些势力正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实施种族灭绝战争的主要支持者。
为避免成为选择性反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者——这类人虽然理论上支持所有解放运动，但在实践中却取决于它所在国家的立场，或在各种运动中建立本体论或历史层面的等级秩序——左翼必须发展出独立于政府的阶级分析，应涵盖全球层面上斗争、国家与战争的整体性。这种分析必须揭示完全不同的解放斗争运动间的联系，并指出在受剥削与受压迫群体之间建立直接团结纽带的契机——即自下而上整合这些运动的可能性。
| 反对选择性的团结
一贯的国际主义必须摒弃自相矛盾的“分阶段解放”论。该理念声称，部分反帝国主义抗争必须“等待”，更有甚者，称这些抗争会阻碍其他抗争。这种理念导致部分左翼人士提出，为了“优先”挫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行径或北约扩张计划，必须无限期“搁置”伊朗青年的迫切诉求或乌克兰抵抗力量的需求。另一些左翼人士则淡化对以色列种族灭绝行径的反对立场，以讨好美国，确保其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这种逻辑将部分民主抗争置于其他所谓“更重要”的抗争利益之下，在此过程中，它摧毁了形成任何一贯的国际团结的基础。
事实上，这种“阶段论者”的观点是将部分帝国主义视为“小恶”，认为不应主动对抗它们。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观点甚至为暗中支持“小恶”敞开了大门。这种做法损害了其他任何秉持原则的反帝国主义立场。更糟的是，它破坏了集体解放的真正机制，即必须挑战帝国主义逻辑（这种逻辑表现为对各类抗争进行排序，并让它们陷入相互竞争），并用无产阶级逻辑取而代之（这种逻辑寻求所有受剥削、受压迫者结成联盟，共同对抗那些分裂他们的势力）。一贯的国际主义必须接纳所有真正源自底层的抗争，并将其引导至不断革命的进程中。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持续不断地反对经济、社会与政治不平等的进程，直至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彻底解放。
正如托洛茨基所言，其目标是“一场不与任何形式的阶级统治妥协、不止步于民主阶段、进而采取社会主义措施并对抗外部反动势力的革命；也就是说，这场革命的每一个后续阶段都植根于前一个阶段，且只有在阶级社会被彻底消灭时才能终结。” 简而言之，不断革命必须从一开始就将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视角融入所有抗争运动之中。
| 第二次意埃战争的启示
托洛茨基（及其他人）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对于理解帝国主义时代战争的复杂动态尤为有用，也为解读当前冲突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框架。
当前世界局势存在两方面显著特征：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间的持续竞争，形成了分别以美国和中国为首的两个松散阵营；另一方面，争取民主与自决权的激烈斗争不断上演。这一局势，与当年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世界秩序危机存在相似之处。
托洛茨基对1935—1936年第二次意埃战争、1936—1939年西班牙革命及1937—1945年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国际主义分析，为当今左翼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支持所有民族解放斗争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论指引。 对托洛茨基而言，关键在于分析每场斗争中交织的多重帝国主义势力与阶级动态。因此，他将第二次意埃战争视为全球范围内帝国主义冲突、民族斗争及阶级矛盾整体的一部分进行分析。
1935年10月，在法西斯主义兴起，意大利为获取新市场与资源而与法英两国展开日益激烈的经济竞争的背景下，墨索里尼发动了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早在1896年，意大利就在对埃塞俄比亚的殖民战争中战败，此次入侵既是为了在非洲夺取第四个殖民地，又企图通过煽动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来转移日益加剧的阶级矛盾。
这场入侵引发了一场持续七个月的战争。革命社会主义者将这场战争的动因归结为两组矛盾（或冲突）：第一组冲突是埃塞俄比亚作为独立国家，为捍卫国家主权而对抗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帝国主义侵略。埃塞俄比亚曾是非洲少数未被殖民的领土之一；与此同时，最终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国家间新兴的竞争也正在逐步升级。第二组矛盾存在于法英（苏联与美国后来加入）与意德（日本后续加入）之间，这组矛盾最终演变为轴心国与同盟国之间的全球性战争。
第二次意埃战争发生托洛茨基所描述的国际时代背景下——那是一个“商业、工业、农业和金融危机肆虐，国际经济联系中断，人类生产力衰退，阶级矛盾与国际矛盾尖锐到难以承受程度”的时代。要理解各国的发展动态，就必须考量“众多影响因素与相互冲突力量的交织作用”。
基于此，托洛茨基提出：“未来埃塞俄比亚与意大利的战争同新的世界大战之间的关系，就如同1912年巴尔干战争与1914—1918年世界大战的关系。在任何新的大规模战争爆发前，各列强都不得不表明立场；从这一角度而言，意埃战争将界定各方的立场，并预示可能形成的联盟。”事实上，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都先出现过小规模的国家间冲突。在这些冲突中，相互竞争的帝国主义国家会先试探彼此的实力、检验其潜在的盟友，之后才会进入直接对抗阶段。
第二次意埃战争的核心特征是反殖民斗争。因此，托洛茨基呼吁革命者在军事层面坚定地与埃塞俄比亚站在一起，他表示：“我们支持意大利战败，支持埃塞俄比亚获胜，因此必须尽一切可能，通过所有可行手段阻止其他帝国主义势力为意大利帝国主义提供支持，同时也要竭尽全力为埃塞俄比亚获取武器等物资提供便利。” 对革命国际主义者而言，关键在于承担起一项义务，即从物质和军事层面支持受压迫民族（nation）的自决权。托洛茨基反对自由主义者将这场冲突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对抗的论调。当时，埃塞俄比亚是由封建政权统治，而许多同盟国也残酷统治着各自的殖民地。
在帝国主义列强重整军备、经济冲突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必须坚决反对同盟国以支持埃塞俄比亚人民为名，实则虚伪地施加给意大利的制裁。 这些制裁不过是帝国主义集团试图削弱对方、加剧经济战争的手段之一。
反对所有列强的军事预算、强烈谴责重整军备行为同样至关重要。 正如托洛茨基所言：“我们不仅要不遗余力地揭露那些公开的军事预算，还要揭露一切伪装形式的军国主义；必须抗议军事演习、军备采购、军事订单等等，绝不能听之任之。”任何社会主义政策都必须应对战争的双重属性，辩证地应对这两组相互矛盾的动态，而非形式上将其割裂，或“分阶段”解决这两组矛盾。也就是说，在支持民族解放这一核心抗争的同时，革命者有义务阻止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冲突升级，避免其最终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灾难性结局收场。
在第二次意埃战争期间，国际主义团结通过工人、青年与黑人侨民的联合示威得以具体化，这些行动完全独立于资本家政府。直接向埃塞俄比亚人民提供物资援助，并发起劳工行动，通过破坏航运等直接手段对意大利实施工人制裁。1935年，伦敦的黑人侨民成立了“埃塞俄比亚国际非洲之友会”（IAFE），由埃米·阿什伍德·加维（Amy Ashwood Garvey）、詹姆斯（C. L. R. James）与乔治·帕德莫尔（George Padmore）领导。 该组织举办了大规模团结会议与示威活动。同样，在美国，黑人侨民在哈莱姆区组织了支持埃塞俄比亚事业的团结示威。 美国劳工联合会下属首个黑人领导的工会，名为“卧铺车搬运工兄弟会”（Brotherhood of Sleeping Car Porters）的领袖A·菲利普·伦道夫（A. Philip Randolph），募集了物资援助并直接送往埃塞俄比亚，以支持当地的抵抗运动。
对意大利实施的工人制裁，与政府制裁形成鲜明对比：前者赋予工人政治能动性，让他们表达独立立场，既能够反对意大利的侵略，也能够反对本国政府的军事升级。例如，在英国，独立工党（ILP）印发传单，呼吁各工会成立“包容各方的工人行动委员会”，以声援埃塞俄比亚人民，詹姆斯（C. L. R. James）在独立工党内部领导团结运动时，曾对那些“迫切希望帮助埃塞俄比亚人民”的工人发表讲话，号召他们“自主组织起来，通过你们自己的制裁、运用你们自己的力量，为埃塞俄比亚人民提供援助……我们不仅要对抗意大利帝国主义，还要对抗其他掠夺者与压迫者，也就是法、英帝国主义。”在美国，工人党（Workers’ Party）主张工人阶级应独立采取行动，包括抵制、罢工、设立防卫基金以及组织大规模示威，以支援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斗争，而非屈从于金融资本及其傀儡政权的制裁。
| 帝国主义竞争中的民族解放斗争
这种策略对在当今帝国主义秩序下与民族解放斗争建立团结具有深远意义。以乌克兰为例，普京政权在2014年占领克里米亚和顿巴斯部分地区后，于2022年2月试图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和占领。他声称这是为阻止北约扩张而进行的“防御性”战争，但普京的辩解显然只是谎言。俄罗斯帝国主义的主要动机在于重新确立对乌克兰、其自然资源以及该国和周边国家（如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格鲁吉亚）投资的控制权。正如汉娜·佩列霍达（Hannah Perekhoda）所解释的，普京旨在构建俄罗斯帝国，煽动俄罗斯民族主义（特别是其长期痴迷的“将乌克兰人变成俄罗斯人”），并镇压国内争取民主权利和改善生活条件的运动。
与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类似，乌克兰战争同样存在主次矛盾：主要矛盾是乌克兰人民反抗普京帝国主义侵略的解放战争，次要矛盾则是俄罗斯与美国领导的北约集团为争夺乌克兰及东欧地区经济、政治和军事主导权而展开的帝国主义角逐。尽管次要矛盾处于不重要地位，却在暗中持续推波助澜。
这场战争的最终走向会决定次要矛盾是否会演变为主导性的矛盾。当前，关于战争的核心诉求是民族解放。尽管北约与俄罗斯尚未直接开战，但局势可能发生变化。例如，若北约直接接管乌克兰军队或派遣部队与俄军正面交锋，战争性质将发生质变，演变为更具直接过渡帝国主义特征的冲突。
当前巴勒斯坦解放斗争中存在着两个相互依存的矛盾。其核心是巴勒斯坦人民与以色列殖民定居者及其西方帝国主义支持者（尤其是美国和欧盟）的矛盾。与此同时，这场斗争还间接涉及美国、俄罗斯与中国在中东霸权争夺中的帝国主义矛盾。
俄罗斯帝国主义目前在该地区扮演着两面派的角色。它支持伊朗作为战略军事和政治盟友，同时与以色列保持关系（尽管批评其种族灭绝计划），向特拉维夫出售石油，并支持《亚伯拉罕协议》和以色列的正常化。 中国方面也采取两面策略。它通过外交手段促成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团结，并支持所谓的两国方案，同时向伊朗（2021年与中国签署了经济合作协议）施压，反对其与以色列直接开战。 在伊朗与以色列4月的最新冲突升级期间，中国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冷静和克制，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与此同时，中国大幅扩大了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的贸易。 中国增加投资，成为以色列的第二大投资国，仅次于美国。 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以色列的港口、电信、能源和技术领域，尤其是其监控系统——北京已将其用于监控全体人口，特别是新疆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 由于这些贸易和投资，中国现在是以色列商品的第二大进口国，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也是中国的最大出口国。 中国还在周边国家进行了巨额投资，包括沙特阿拉伯，后者加入了中国一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中国在该地区的帝国主义目标并非解放巴勒斯坦，而是维护其经济利益、获取化石燃料资源及巨额石油投资。换言之，中国旨在保护关键资源，以抗衡其帝国主义对手美国。
| 对抗“帝国主义集团”
在这些冲突中，革命者的核心任务是秉持原则，在物质上支援受压迫者的斗争，同时绝不向要将其工具化的帝国主义势力提供任何支持。20世纪30年代，英国和法国打着“支援”埃塞俄比亚事业的旗号，变相推行制裁意大利的政策；美国则选择性地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实则意在削弱日本。这些“友好”帝国主义列强很快试图拉拢解放战争的领导层，表面装作“盟友”，实则为了削弱对手，为自身暴行谋取合法性。
托洛茨基称这些来自高层的欺骗性帝国主义手段为“帝国主义集团”，其目的是利用民族解放运动谋取资本家利益，混淆和分裂工人阶级运动，从而阻碍独立有效的国际团结。如今，美国和欧盟打着捍卫乌克兰自决权、反对俄罗斯入侵的旗号，通过制裁莫斯科和断断续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来实现这一目的。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中国却以武装伊朗为幌子，假意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同时虚伪地维持着与以色列的资本主义关系。
这些帝国主义联盟对工人阶级构建国际团结构成了重大挑战。要战胜它们，必须坚持反帝国际主义原则，既要为所有民主解放运动提供无条件的物质支持，也要抵制那些打着进步旗号的帝国主义国家，警惕它们渗透这些运动的企图。
今天，美国则是最一目了然的帝国主义集团的例子。毫无疑问，如果乌克兰的抵抗战争获胜，会给予其他被普京政权压迫的民族——如格鲁吉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以及整个前俄罗斯帝国区域——以信心。他们将与俄罗斯境内的受压迫民族及全体俄罗斯工人阶级一道，被鼓励奋起捍卫民主权利，争取社会平等。
然而，拜登、北约、欧盟与泽连斯基的集团，却给乌克兰工人阶级种下了一种虚幻的希望，那就是他们以为能依靠西方帝国主义来击败俄罗斯帝国主义。这种策略既具有欺骗性，又充满危险：它混淆了阶级意识，遮蔽了乌克兰人民实现真正自决与独立的现实道路。
拜登政府再次暴露了其“民主”外衣下的冷酷虚伪。2024年5月通过的最新军事援助补充方案，正是这种诡谲操纵的典型例证。 在获批的950亿美元追加援助中，610亿美元被冠以“援助乌克兰”之名。实际上，其中37%用于美国军火生产以补充本国军备，18%用于加强北约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仅有22%（140亿美元）直接用于向乌克兰运送武器。 该援助方案中，260亿美元将资助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种族灭绝，剩余80亿美元则用于在印太地区制衡中国。
美国和国际社会收到的明确信号是：支持乌克兰民族解放事业将付出三重代价。首先，这相当于为美国和北约军队提供大规模补给，同时加速欧盟的军事化进程；其次，这等同于为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灭绝行为增加资金支持；第三，这将帮助美国与中国共同备战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种西方“援助”已使乌克兰人民陷入绝境。在西方债权国及其债务体系的压力下，泽连斯基政府自掌权以来推行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改革，如今更在接连召开的和平与重建峰会上，将国家出卖给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更甚者，政府在战争期间还不断实施反劳工政策，削减社会福利。 为摆脱血腥的俄罗斯占领，泽连斯基竟要求乌克兰人民将财富拱手让给掠夺性的西方资本主义，将国家主权的未来抵押在他人手中。
面对这种卑劣的勒索行径，社会主义者必须坚决反对任何服务于美欧帝国主义利益的、使乌克兰深陷新殖民主义债务泥潭的军事预算。我们应当提出独立的工人阶级团结方案，同时阐明并凸显那些不同的进步斗争之间相互支持的纽带——相互对立的帝国主义势力企图分化这一纽带。
正因如此，对乌克兰支持者与声援巴勒斯坦的抗争者而言，展现团结精神显得尤为重要。 乌克兰—巴勒斯坦团结小组（Ukraine-Palestine Solidarity Group）的成立尤为关键，该组织与泽连斯基的新自由主义亲帝国主义政府形成鲜明对比。在《致巴勒斯坦人民的声援信》（Letter of Solidarity with the Palestinian People）中，他们“明确反对乌克兰政府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军事行动的声明，（因为）这种立场实质上是背离了乌克兰数十年来始终秉持的支持巴勒斯坦权利与谴责以色列占领的立场。” 同样，独立纲领《人民和平，而非帝国主义和平》（A People’s Peace, Not an Imperialist Peace）也打破了将援助乌克兰等同于支持北约扩张的错误认知。该纲领声明：
‘要有效支持乌克兰，无需掀起新一轮军备竞赛。我们反对北约的军备扩张计划，反对北约向第三国出口武器。相反，欧美国家应当从现有庞大的军火库中调拨武器，帮助乌克兰有效自卫。在此背景下，我们主张军工产业不应服务于资本的逐利目的，恰恰相反，我们致力于推动军工产业的社会化运作。该产业应当服务于乌克兰的切身利益。同时，出于社会和生态的迫切考量，我们强调必须在全球范围内通过民主途径，将军工产业转型为具有社会价值的生产体系。
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种种伎俩与歪曲，所有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斗争都必须坚持独立于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帝国主义盟友。我们必须无条件捍卫所有受压迫民族的自卫权，这包括他们有权向任何来源寻求并接受一切必要的物质和军事援助，以实现自己的解放。‘
’
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主义者可以忽视所有帝国主义援助都附带的条件的警示，必须认清其危险性。在应对这些矛盾时，左翼必须倡导唯一有效的政治策略：通过建立独立的阶级斗争道路，在国内外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群体之间构建团结。
在这个帝国主义时代，革命者的任务正是要破解出每场斗争中无数的矛盾冲突及其内部的阶级动力，推动能够挑战并击败帝国主义集团的联合斗争倡议和纲领。唯有秉持这种一贯的国际主义立场，才能在实践中构建全球范围的阶级团结，去赢得我们的集体解放。
□ 作者简介：
布兰卡·米塞（Blanca Missé）是旧金山州立大学现代语言与文学系的法语副教授。其研究专长包括启蒙时期法语文学与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和电影研究。她积极参与工会（加利福尼亚教师协会旧金山分会，CFA-SFSU）及当地“为巴勒斯坦正义而战的教职员工组织”（FJP）分会的活动，同时也是“乌克兰团结网络”和“湾区劳工支持巴勒斯坦组织”的成员。她隶属于工人之声党。
□ 原文链接：
https://spectrejournal.com/from-ukraine-to-pales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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