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發佈日期：2025年11月17日
布蘭卡•米塞 & 費德里科•富恩特斯（Blanca Missé & Federico Fuentes）
羅曼尼亞教職工帕夏 譯
原文鏈接：
https://links.org.au/imperialisms-essence-new-mechanisms…
[ 編按：布蘭卡•米塞是三藩市州立大學副教授，同時也是《工人之聲》（Workers’ Voice）的成員，她積極參與烏克蘭團結網路（Ukraine Solidarity Network）和巴勒斯坦勞工全國網路（Labor for Palestine National Network）的相關活動，此外還與阿什利•史密斯（Ashley Smith）共同主持真實新聞網的播客系列《無例外團結》 （Solidarity Without Exception）。
在《LINKS—國際社會主義復興雜誌》（LIN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ist Renewal）中由費德里科•富恩特斯發起的深度訪談上半部分中，米塞主張重新審視並運用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分析方法，同時提出有必要在當代語境下加以更新，尤其是在理解中俄的全球地位方面。在下半部分，她進一步剖析當代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格局，闡明反對一切形式的帝國主義的必要性，並論證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在當今世界的現實意義。
本次訪談也是《LINKS》期刊圍繞當代帝國主義議題展開的系列報導中的最新篇章。]
| 問：關於帝國主義的討論時常援引列寧的著作。你怎麼理解帝國主義？列寧的理論依然具有現實意義嗎？
答：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理論的核心思想仍具現實意義。但是，他的帝國主義理論不能被簡化為固定公式或奉為教條。相較於列寧的個人理論，我更視其為一戰期間抗擊沙文主義的革命者們共同發展的思想結晶——正是這些革命者推動了共產國際的建立，直至其在1920年代中期走向變質。簡而言之，帝國主義理論指出：壟斷生產與金融資本的興起催生了跨國公司，迫使它們突破國界擴張。這加速了帝國主義競爭、民族壓迫、沙文主義、軍國主義和戰爭。縱觀當今世界，資本主義的這一階段非但未消亡或削弱，反而愈演愈烈。
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在20世紀和21世紀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其價值在於揭示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經濟干預在海外攫取價值和利潤的具體機制，最終訴諸軍事干預以保護其投資。馬克思主義者的目標在於將主流自由派思想家刻意割裂的兩者相聯結：世界資本主義的內在趨勢與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中民族壓迫的政治表現形式（如戰爭、掠奪、脅迫、針對性運動鎮壓及政府顛覆）。儘管帝國主義的本質——正如列寧所言“壟斷資本和金融資本的統治”——以及不斷分割和重新分割世界的努力始終未變，但帝國主義統治的形式卻在演變。
當今帝國主義勢力格局或許已然不同，中國、俄國等新興帝國主義力量正在崛起，但這並不能否定資本持續向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手中壟斷、集中和集權的趨勢，也無法改變他們之間殘酷競爭的本質。瑞士研究人員2011年一項引人注目的研究揭示了驚人景象。他們對43,000家跨國公司的分析揭示：其中147家企業——不足總數的1%——通過所有權關聯掌控著全球40%的財富。更重要的是，研究表明這些龍頭企業中有75%屬於金融公司（摩根大通、花旗集團、法國巴黎銀行、匯豐銀行和瑞士信貸位居前列）。
經濟資本作為帝國主義的標誌性特徵，至今仍在塑造著當今世界經濟格局——巨型銀行與金融家掌控著全球經濟命脈。這印證了列寧在20世紀初的洞見：“銀行與最大規模的工商企業之間，可以說形成了個人聯繫。” 當今跨國公司仍集中於關鍵國家，並未在全球均勻分佈。研究中列出的200家頂級企業中，有122家位於五個西方帝國主義國家。
| 問：你是否會認為左派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一部分群體逐漸偏離了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
答：是的。這源於兩個相互交織的過程——戰後經濟騰飛與前工人國家的資本主義復辟——它們令社會主義運動陷入窘迫之中。
二戰後西方資本主義的持續擴張，加之前工人國家的資本主義復辟帶來的經濟與意識形態衝擊，共同支撐起一股強大的宣傳浪潮，宣稱世界資本主義已趨於穩定且可被管控，最終將減少戰爭並提升全球生活水準。當然，事實完全否定了所謂“和平”戰後時期的論調。塔夫茨大學軍事干預專案記錄顯示，1946至1989年間美國海外軍事干預超過120次，是此前時期（1918-1945年）的三倍。
二戰後美國迅速崛起，在五十年間成為幾乎無可匹敵的世界超級大國，其帝國主義力量格局與列寧的理論描繪大相徑庭，這使某些人斷言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理論已失效。在帝國中心地帶，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理論的預言對一兩代人而言似乎並不立即成立。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有人將列寧理論狹隘地理解為資本從核心向週邊的輸出，將這一特徵神聖化，並像邁克爾•基德倫（Michael Kidron）那樣得出結論：英國已不再是帝國主義國家。
然而在戰後歲月，對半殖民地世界的大多數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帝國主義的本質並非爭議焦點，關鍵在於理解其新的統治形式。社會主義者亟需剖析形式獨立的矛盾、世界分工在連續的資本積累浪潮與技術革新中發生的變異，以及隨之而來的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統治的新形態。
蘇聯資本主義的復辟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團體內部，以及那些以它們為參照點的群體中引發了重大危機。這使得馬克思主義作為解釋全球政治的理論能力受到質疑。這種質疑與20世紀末全球範圍內社會主義力量和工人階級運動力量普遍衰退所引發的困惑與悲觀情緒交織在一起。
這源於統治階級在那個時代對工人階級的經濟與政治攻勢，甚至包括若干關鍵性挫敗（智利、印尼、天安門廣場等）。主觀因素也起到了作用——理論、戰略及不妥協領導力的持續匱乏（主要源於斯大林主義者）——這阻礙了勞動人民恢復元氣並反擊的能力。
伴隨主流新自由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終結的思潮，新理論應運而生，宣稱帝國主義——那個戰爭與革命的時代——已成歷史。某些人以新考茨基主義的方式將帝國主義簡化為軍事侵略驅動的外交政策，並預言永久和平的可能性。
例如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 ）與托尼•奈格里（Toni Negri）在《帝國》（2000年）中主張：古典帝國主義形態——少數主導國家爭奪殖民地與全球霸權——已被新國際秩序取代。這種新秩序不再以領土爭端為中心，而是通過去中心化、去地域化的權力網路掌控世界經濟。主權在跨國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和聯合國）、跨國公司以及全球法律框架（如人權法和貿易法）之間共用。
戰後歲月其他傑出的西方政治理論家則進一步脫離馬克思主義，將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割裂開來，提出寬泛而稀釋的理論。像喬瓦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這樣的學者視帝國主義為一種跨歷史進程，即國家發展出的政治與組織治理形態。而像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學者則將其簡化為核心與週邊通過各種關係形成的對立。
儘管修正甚至摒棄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理論的觀點曾在西方世界流行數十年，但伊拉克戰爭（2003-2011）爆發後局面開始轉變——革命社會主義者開始借此事件挑戰這些主流理論。隨著烏克蘭戰爭的持久化及帝國主義國家間競爭的加劇，主流理論已難以解釋當今世界的現實。
如今，全球幾乎所有嚴肅而堅定的勞工運動或社會運動活動家、社會主義者和革命者都在重新審視馬克思主義對帝國主義的理解。21世紀初，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資本主義穩定幻象開始消退。拉丁美洲因債務導致的貧困引發的抗爭浪潮、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的失敗、2008年金融危機，以及由千禧一代青年領導的新興運動——從西班牙的“憤怒者”（the Indignados）到美國的“佔領華爾街”——共同催化了這場變革。
2011年所謂“阿拉伯之春”首波浪潮後，這一趨勢持續深化：烏克蘭獨立廣場抗議、印度農民大規模抗爭、2019年智利民眾起義（在哥倫比亞引發共鳴）、歐洲大陸重現大規模罷工，以及近期摩洛哥、尼泊爾、馬達加斯加Z世代掀起的抗議浪潮。這些反復爆發的人民起義，要求擺脫貧困、戰爭、緊縮政策和環境破壞構成的強加未來。加之兩場重大戰爭（烏克蘭和巴勒斯坦），清晰表明我們仍生活在戰爭與革命的時代——帝國主義作為資本主義最致命的階段，正是推動這一切的引擎。
| 問:有鑒於此，社會主義者是否應當重新發掘並運用列寧的分析方法，以理解當今世界帝國主義的危機？
答：當然。我們需要更新列寧的分析方法，以反映二戰以來資本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的重大演變，但答案無疑是肯定的。這與其說是某個偉大個人的方法，不如說是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深入工人階級鬥爭後集體闡釋的結果。他們有意識地嘗試通過與其他國家的革命者交流來發展國際主義視角，而非滿足於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
列寧和列夫•托洛茨基之所以能從真正的國際主義視角剖析世界帝國主義的興起與發展，正是因為他們同時致力於與各國革命者共同構建國際鬥爭組織。由於必須持續應對世界階級鬥爭中不均衡且矛盾的趨勢，他們並未將帝國主義競爭視為固定陣營間的對峙——類似塹壕戰——而是將其視為處於持續運動中的矛盾關係總體。
事實上，列寧在其《帝國主義論》 的準備筆記中堅持將不同帝國主義國家置於一個整體中進行分析——一個充滿活力的世界秩序，國家間存在著鮮活的相互關係，包含著複雜的從屬、統治或共生關係。每個帝國主義國家都因經濟和政治轉型的不同組合而具有各自的優勢與劣勢。
絕不能脫離歷史背景或以抽象標準衡量帝國主義強權。列寧依據帝國主義國家在無外部支持情況下推行海外統治的能力進行分析。英國、德國和美國已崛起為“完全獨立”的強權，而列寧則將俄國和日本視為“不完全獨立”的帝國主義。
依附性與不平衡性帝國主義的內在矛盾並非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理論的例外。真正的異常現象，是美國數十年間毫無爭議的世界霸權。若重拾列寧的分析方法，我們便能理解：為何今日俄國既能成為壓迫近鄰的帝國主義國家，卻又在經濟上依賴中國；為何西班牙在歐盟內受制於德國資本的同時，依然能對拉丁美洲實施帝國主義統治。
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托洛茨基為對抗約瑟夫•斯大林而重拾列寧的方法論。在《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 中，他從理論和實踐層面質疑了初生的蘇聯官僚體制對國際主義的背離。他主張“沒有任何一個共產主義團體能夠僅憑或主要依據本國的發展狀況和趨勢來制定綱領”，指出世界革命運動必須建立一種分析方法，即“將世界政治體系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其所有聯繫和矛盾，即其各個部分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的狀態”。這項工作促成了《戰爭與第四國際》 的誕生，並奠定了第四國際的基石。
如今，正如二十世紀初幾十年那樣，我們再次經歷著深陷危機、不斷變遷的帝國主義世界秩序。要理解其主要趨勢和矛盾，我們必須重新審視這種分析方法。
| 問：能否詳細說明一下，你認為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哪些理解已被後來的發展所取代，或者哪些部分需要更新？
答：最需要更新的方面，我列舉四點。
第一點涉及更新我們對經濟與金融統治各種機制的理解。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確實強調資本輸出（或外國直接投資）是當時價值榨取的主要形式，但他從未宣稱這種模式將永遠持續，也未將其視為決定性標準。
事實上，他曾簡要指出“世界已分裂為少數放貸國與絕大多數債務國”。當時他正研究英國如何通過金融手段控制“埃及、日本、中國及南美洲”。這些國家雖剛獲得形式上的獨立，卻正形成新的經濟依賴形態。
戰後時期，歐內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阿吉里•伊曼紐爾（Arghiri Emmanuel）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識別出帝國主義統治的其他形態，例如源於商品生產國與工業化國家之間結構性失衡的全球分工所導致的不平等交換。近年來，安迪•希金博頓（Andy Higginbottom）、因坦•蘇萬迪（Intan Suwandi） 等馬克思主義學者則深入剖析了這種等級制度如何嵌入當代全球價值鏈體系。
另一種關鍵的統治形式是債務。債務償還成為二戰後美國帝國主義統治的主要手段，尤其在70年代中期石油危機之後。此外，所謂“多邊”組織（世貿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成為帝國主義統治的重要機制。國內外債務構成了帝國主義壓迫的雙重形式：一方面通過利息支付直接榨取剩餘價值進行敲詐，另一方面迫使各國政府實施經濟政策，將市場、資產和自然資源開放給外國資本掠奪。
埃裏克•圖桑（Eric Toussaint）曾深入剖析他所稱的“全球金融暴政”，揭示新自由主義與自由市場政策背後隱蔽的帝國主義統治機制。正如他近期闡述的，國際金融機構的建立旨在“強制償付債務並資助歐洲重建”，同時“維持西方對戰後通過民族解放鬥爭和去殖民化獲得獨立國家的帝國統治”。
2021年一項研究測算，自1960年以來，帝國主義西方實際抽走了62萬億美元資金，“若這筆財富留在南方國家並按同期南方增長率增值，如今價值將達152萬億美元”——相當於2025年美國GDP的5倍。
第二個更新涉及建立分化的勞動力市場，以及帝國主義強權既依賴移民持續湧入帝國主義中心，又通過實施資本主義邊境管制來實現對半殖民地世界（即“全球南方”）的過度剝削。約翰•史密斯（John Smith）在其關於全球勞動力等級制度的分析中闡釋了這一現象，他詳細記錄了如何在全球南方榨取剩餘價值，又在全球北方實現其價值。新自由主義時期形成的“全球勞動力套利”機制，雖非現代帝國主義的“核心”運作方式，卻是其根本性機制之一。
另一方面，為完善史密斯的理論圖景，我們需審視移民勞動力在帝國主義中心的作用。大規模移民既是資本外流的產物，也是民族經濟遭破壞的結果。聯合國數據顯示，2024年全球國際移民人數近3.04億，占全球人口的3.7%。
賈斯汀•阿克斯•查孔（Justin Akers Chacon ）對二戰後帝國主義世界中移民的作用進行了深刻的馬克思主義分析。他指出，親資本主義的邊境制度旨在保障資本的絕對流動權。這使得利潤得以大規模匯回本國且實際稅負極低甚至免稅，同時將所需勞動力外包至工資水準顯著較低的邊緣國家，並通過將國內移民勞工定性為非法身份來強化其可剝削性。
第三項重大更新涉及迫在眉睫的生態災難，以及在任何帝國主義統治分析中都必須嵌入“與自然的代謝裂痕”概念的必要性。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保羅•伯克特（Paul Burkett）的基礎研究，以及齋藤幸平的早期著作，對於重建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分析的真正範疇至關重要。自然與人類活動一樣，始終是資本主義剝削的重要生產力之一，而資本主義如今正嚴重破壞可持續再生的可能性。
壟斷生產由資本積累的抽象邏輯驅動，不斷擴大商品數量並耗盡自然資源。這種邏輯將資源視為無限供給，因而對環境與人類構成最大威脅。
此外，部分學者探討了所謂“氣候帝國主義”或“生態帝國主義”現象，聚焦於利潤榨取與價值轉移中的環境維度。他們揭示了將環境成本“離岸化”或轉嫁至貧困國家的趨勢，以及競爭性帝國主義中心在掌控全球環境治理的同時，壟斷綠色轉型利潤的現象。當今時代，若不全面採納社會主義生態視角，便無法真正對抗世界帝國主義。
最後一項更新，這一趨勢仍在發展中，我們看到在21世紀初出現了另一條歷史軌跡——這是20世紀初的馬克思主義者未曾預見的——即新興帝國主義力量的崛起：強大的生產力（最初由工人國家發展起來）在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復辟過程中，與資本主義的生產和積累模式相互交織，最終轉化為私有壟斷資本。
| 問：能否進一步闡述你對俄國和中國的看法，特別是關於這些新興帝國主義力量的經濟基礎是如何奠定的，以及哪些具體特徵使它們被歸入帝國主義陣營？
答：當今世界有兩大新興帝國主義強國正在顛覆舊有秩序：中國與俄國。二者均源於前畸形工人國家的資本主義復辟，但其發展路徑截然不同。
如今的俄國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其工業發展不均衡，集中於化石燃料、石油化工、核能和武器生產領域，並在農用化學品等行業開闢了新市場。俄國聯邦的經濟建立在蘇聯工人國家的基石之上，先是經歷了數十年的官僚斯大林主義腐化，隨後在蘇聯解體後的1990年代迅速私有化。
資本主義復辟過程充滿矛盾與混亂。90年代俄國無產階級生活水準急劇下降，西方資本以掠奪性方式投資以攫取國有資產。但這並未導致其全面從屬，因為到21世紀初，葉利欽時代的裙帶資本家已被普京情報圈背景的寡頭取代。
普京通過強化蘇聯遺留的戰略性工業部門（如化石燃料和重工業），並部署世界最強大的軍隊之一來保障其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資產，為建立新的帝國主義國家奠定了基礎。其戰略是將新興資產階級勢力深度整合進國家體系，要求他們無條件效忠，並以公共資金、採購合同及直接國家保護作為回報。
俄國作為全球第二大天然氣生產國，供應量占全球需求的12%；在2022年烏克蘭戰爭爆發前，其原油產量占全球13%，精煉油產量占11%。在金屬領域同樣佔據主導地位，不僅是鈀金最大生產國，更是鈷、鎵和磷酸鹽的主要來源——這些資源對電子產品、電池、人工智慧和化肥至關重要。這一資源基礎與強大的農化產業共同支撐著俄國的戰略：依託工業與能源優勢維持經濟及地緣政治影響力。自2022年以來，俄國國家大力強化軍工複合體，眾多工廠轉產或加緊生產武器、彈藥及軍事裝備。
與此同時，普京政權毫不猶豫地過度依賴其軍事機器，在特定海外地區和領域施加統治。為此，它於2002年建立了集體安全條約組織，以制度化方式控制其周邊地區。它還通過殘酷干預手段維持在周邊地區的權力，先後發動車臣戰爭（1994-96年、1999-2009年）、塔吉克斯坦戰爭（1992-97年）、格魯吉亞戰爭（2008年），最終對烏克蘭實施兩次軍事侵略（2014年、2022年）。過去二十年間，普京還主導了對哈薩克斯坦、亞美尼亞、阿塞拜疆、格魯吉亞、阿布哈茲、塞爾維亞和波斯尼亞的直接與間接政治干預，以確保其利益。
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是另一種進程的結果——這一進程啟動更早，且自始便由中國國家與中國共產黨主導。中共領導的中國資本主義復辟進程，與其與美國帝國主義的和解密不可分。
自1970年代末鄧小平執政以來，這一進程使沖國蛻變為全球資本主義製造業的頭號平臺，數十年後更最終崛起為與美國抗衡的帝國主義強權。中共官僚機構——作為1949年革命被篡奪的斯大林—毛主義機器的繼承者——在此過程中發揮了核心作用。它在維持政治壟斷的同時，以受控漸進的方式主導了向資本主義的轉型。其獨裁統治為外國資本提供了必要條件：巨額利潤、遭受超額剝削且政治權利被剝奪的工人階級、廉價的基礎設施以及有利的商業環境。
這一切始於1978-79年的“改革開放”政策，該政策廢除了人民公社，並在農村推行“承包責任制”。集體化的解體釋放出數億農民，他們在類似種族隔離的戶籍制度驅使下湧入城市成為流動勞工。這些廉價且缺乏保障的勞動力，構成了中國資本主義快速積累的基礎。國家同時設立經濟特區與沿海投資走廊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使中國融入由日本及“亞洲四小龍”主導的區域生產網路。
1989年天安門起義的被鎮壓標誌著一個決定性轉折：在粉碎這場爭取民主與社會正義的群眾運動後，中共加速了全面資本主義復辟進程。隨著中國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歐美跨國公司紛紛將生產轉移至中國，使之成為“世界工廠”。中國資產階級由此崛起，既成為外資的合作夥伴又成為其競爭對手。其力量源於融入全球供應鏈、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國家主導的信貸支持。至2010年代，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製造業國，同時保持著極高的投資率（約占GDP的40%）。
中國資本主義的顯著特徵在於其國有資本與私有資本的融合。中共政權在維持對銀行業、能源業及戰略性產業控制的同時，支持私營寡頭壟斷企業在科技、電子和消費領域崛起。國有銀行與企業為這些“國家冠軍企業”提供融資、補貼及優惠政策，確保政治控制權並協調其國際擴張。截至2017年，民營經濟貢獻了超過60%的GDP、70%的高科技企業，並創造了80%以上的城鎮就業崗位。
2007-2008年全球危機削弱了中國出口並威脅到國內資本過剩積累後，中國的帝國主義擴張勢頭愈演愈烈。中共通過釋放巨額國家投資（占GDP的45%）作出回應，並在習領導下啟動新發展模式。諸如《中國製造2025》和《中國標準2035》等計畫，旨在5G、人工智慧和半導體等領域實現技術自主與全球領導地位。與此同時，中國資本輸出激增，到2020年已超越外商直接投資流入。2013年啟動的“一帶一路”倡議成為中國全球擴張的載體，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確保了能源資源、原材料和市場。
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和國家支持的壟斷企業，中國已成為全球南方的主要債權國、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首要貿易夥伴，以及在南海施加影響力的重要軍事力量。其植根於官僚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崛起，動搖了曾助其崛起的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開啟了全球帝國主義相互競爭的新紀元。
□（第一部分完。第二部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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