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日期：2025年11月22日
布蘭卡•米塞 & 費德里科•富恩特斯（Blanca Missé & Federico Fuentes）
羅曼尼亞教職工帕夏 譯
原文鏈接：
https://links.org.au/inter-imperialist-rivalry-class…
[ 編按：布蘭卡•米塞是三藩市州立大學副教授，同時也是《工人之聲》（Workers’ Voice）的成員，她積極參與烏克蘭團結網路（Ukraine Solidarity Network）和巴勒斯坦勞工全國網路（Labor for Palestine National Network）的相關活動，此外還與阿什利•史密斯（Ashley Smith）共同主持真實新聞網的播客系列《無例外團結》 （Solidarity Without Exception）。
在《LINKS—國際社會主義復興雜誌》（LIN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ist Renewal）中由費德里科•富恩特斯發起的深度訪談上半部分中，米塞主張重新審視並運用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分析方法，同時提出有必要在當代語境下加以更新，尤其是在理解中俄的全球地位方面。在下半部分，她進一步剖析當代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格局，闡明反對一切形式的帝國主義的必要性，並論證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在當今世界的現實意義。
本次訪談也是《LINKS》期刊圍繞當代帝國主義議題展開的系列報導中的最新篇章。］
| 問：大多數社會主義者會認同，冷戰結束後，世界政治逐漸被美國／西方帝國主義所主導。然而，隨著中國和俄國全球地位的轉變，甚至像土耳其和沙烏地阿拉伯這樣的小國也開始在國境之外展示軍事力量，一種相對的權力轉移似乎正在發生。總體而言，我們該如何理解全球帝國主義體系內的這些動態？
答：我認同這樣一種觀點：以美國為無可爭議的全球霸權、由其他西方帝國主義勢力支撐的冷戰世界秩序已經終結。我們正目睹舊世界秩序陷入堪比一戰與二戰前夕的歷史性危機。
新世界秩序的特徵是新帝國主義——中國和俄國——的崛起，以及隨著中美爭奪世界霸權而日益激烈的帝國主義國家間競爭。這種競爭具有不對稱性和不穩定性，圍繞兩大主導力量形成的新興聯盟和集團絕非一成不變，因為不同陣營中依然存在多重矛盾。然而，2025年唐納德•特朗普在美國掌權加速了帝國主義危機的演變進程，進一步推動軍備競賽，並可能導致帝國主義政策重歸更具侵略性、軍事化或兼併主義的軌道。
這種新帝國主義形態更接近20世紀上半葉的形態，其特徵包括：帝國主義國家為掠奪和支配半殖民地世界而競爭加劇；民族解放與民主鬥爭與帝國主義競爭相互交織；不同帝國主義強權之間形成複雜的等級體系，其聯盟關係流動多變。
如今，一些新興的次帝國主義或地區性大國，如土耳其和沙烏地阿拉伯，在矛盾加劇時充當帝國主義大國的次級夥伴，同時又維持著自身的地區霸權理念。
| 問：日益加劇的中美衝突似乎預示著全球化的終結。鑒於兩國經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地交織在一起，我們該如何理解這場對抗？
答：日益加劇的中美衝突無疑標誌著所謂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商業與經濟現狀的劇變。我們正目睹一場激烈對抗，其中既存在既定的相互依存關係，又呈現角色逆轉的態勢。
意識形態與外交角色正在轉變，幾乎發生逆轉。美國和歐洲——這個衰落的帝國主義集團——日益轉向保護主義和軍事威脅，而崛起中的中國卻矛盾地展現出普世主義抱負，並優先運用其軟實力。這類似於二戰前的局勢：當時德國和日本為保護受威脅的勢力範圍而設立保護性關稅。例如日本曾與其殖民地及佔領區建立「日元集團」，限制集團內部的外匯兌換。
然而當今的核心困境，仍是中美競爭與相互依存的辯證關係。中美經濟融合程度空前深化，卻仍存在失衡。這種相互依存反過來又助長了雙方在市場、技術和地緣政治影響力上的競爭升級，以期獲得更大自主權。
美國帝國主義仍是世界經濟和軍事霸權。今年早些時候《外交事務》雜誌的一篇文章指出，其企業仍掌控著全球經濟的命脈：「截至2024年3月，全球市值前十的企業中有九家是美國企業；中國最大企業騰訊僅排在第26位。」
美國同時持續吸引著最多的外國投資和高技能移民。2022年，美國企業創造了全球企業利潤的38%，其盟友貢獻了另外35%，而中國僅占16%。西方企業仍主導著高價值領域——金融、航空航太、生物技術和數字技術——其中以所謂的「七巨頭」（蘋果、穀歌母公司Alphabet、亞馬遜、Meta、微軟、英偉達和特斯拉）為支柱。儘管美國在人工智慧和量子計算領域的領導地位正面臨挑戰，但其整體技術生態系統仍無可匹敵。
然而，中國已崛起為最具活力的新興帝國主義力量，通過國家規劃、產業政策和全球基礎設施專案來擴大其影響力。在多個關鍵領域，特別是原材料和製造業方面，中國已超越美國，占全球產量的30%，而美國僅占15.9%。在電動汽車、綠色技術和科研投資領域，中國正加速前進，其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比重已達19.5%，而美國僅為12.7%。這種崛起並非全球化的逆轉，而是其深刻的重構——中國已將自身嵌入曾由西方主導的全球供應鏈核心。
這種融合給華盛頓帶來了矛盾。美國前總統喬•拜登的「去風險」戰略，通過選擇性關稅和半導體制裁，試圖在不引發系統性崩潰的情況下減緩中國崛起。然而，美國建制派中許多人主張加快推進更全面的產業脫鉤，將生產轉移至美國或其盟友。此舉雖可能短期內削弱中國增長，卻蘊含巨大全球風險。
一項最新研究表明，大規模脫鉤可能使中國GDP下降15%至51%，對中國的經濟衝擊將是美國的5至11倍，同時也會嚴重損害美國兩大關鍵盟友德國和日本的經濟。因此，過早發動貿易戰不符合美國利益，這可能加劇其自身結構性弱點，加速西方霸權的衰落。
然而特朗普卻不斷挑釁。例如，上輪中美貿易協議導致2024年4月至2025年4月間美國自華進口同比下降28.5%。洛杉磯等港口在2024年5月至2025年5月期間的貨運量同比下降超過30%。此舉雖可能縮減貿易赤字，卻同時威脅著美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就業崗位岌岌可危，通脹壓力持續攀升。
金融相互依存關係更使這場博弈複雜化。截至2024年11月，中國仍以7680億美元（佔比8.9%）的持有量位居美國第二大債權國，僅次於日本。與此同時，《經濟學人》雜誌近期指出，美元的全球主導地位持續為華盛頓提供巨大結構性優勢：「作為美元金融體系的核心，美國每年可節省逾1000億美元利息支出。」
這種貨幣霸權如今正受到中國的挑戰——中國通過2015年推出的跨境銀行間支付系統（CIPS）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以促進「一帶一路」交易。截至2023年，CIPS已連接全球100個國家逾1300家參與機構，人民幣在全球支付中的份額從2007年的0.5%攀升至2022年的7%，使其在2023年躍居全球第五大使用貨幣。
兩大經濟體間的緊密聯繫使對抗代價高昂。然而正是這種聯繫，使得一方的任何技術或地緣政治進步都被另一方視為生存威脅。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我們知道擺脫如此規模的帝國主義競爭的唯一出路是世界大戰……或世界革命。
| 問：你如何看待一些左翼人士所提倡的「多極化」概念，認為它是全球南方的進步或反帝國主義替代方案？
答：多極化概念由某些民族解放鬥爭陣營以及斯大林主義和毛主義團體所宣導，被視為對戰後美國霸權主導的「單極世界」的一種進步性「突破」，但該概念存在若干缺陷。最突出的問題在於它回避了對這些「極」的本質及其相互關係的馬克思主義分析。
由帝國主義相互競爭所形成的兩極世界，是否比被單一霸權帝國主義壓制的世界更「美好」？對社會主義者而言，所有帝國主義都必須受到同等反對。「多極化」框架通常被刻意提出，旨在模糊中國和俄國——這些挑戰美西方帝國主義霸權的新興強權——的帝國主義本質。
事實上，多極化這一概念在2024年阿斯塔納上海合作組織會議和喀山金磚國家峰會（巴西、俄國、印度、中國、南非）上被共同採納並大力推廣。普京與習近平等領導人重申致力於構建「公平的多極世界秩序」絕非偶然——這個秩序將不再受帝國主義西方主導。
《喀山宣言》——這份長達43頁的文件呼籲改革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全球機構——將新興「權力中心」的崛起視為構建更「公正」、「平衡」世界的基石。但一個以資源與市場競爭為結構、追求投資回報率不斷攀升的世界，能否真正實現公平與民主？抑或只是以新形式重演帝國主義關係？
從馬克思主義視角看，真正意義上的「多極化」帝國主義——即一個不再圍繞霸權存在永久性緊張與衝突的世界，一個通過「平衡」的交易與協議而非戰爭來競爭、遵循共同商定的規則運作的世界——是不可能實現的。這種設想與20世紀90年代及之後美國鼓吹的全球化意識形態同樣烏托邦且具有欺騙性。該意識形態曾以「自由市場」話語掩蓋資本與民族國家操縱市場的本質——其目的在於為跨國階級謀利，同時鼓吹如今已破敗不堪的普世主義說辭，宣稱要為所有人帶來繁榮與民主。實際上，它加劇了西方帝國主義對半殖民地世界的結構性不平等與支配關係。
列寧將帝國主義定義為資本主義的一個階段，其特徵是大國為爭奪市場和影響力而展開的鬥爭。由此可知，多極化論調不過是掩蓋帝國主義競爭新階段的遮羞布，尤其在中國崛起為全球資本主義強國後更顯如此。《喀山宣言》與多極化理念的擁抱，並非超越帝國主義，而是對其進行改造——或者說，是新玩家為擴張行為尋找正當性依據時，對自由主義教條的陳腐搬運。
為何當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尤其是在半殖民地世界中那些竭力揭露美國鼓吹的「全球化」虛假宣傳的運動——竟要接受中國等帝國主義國家重新包裝、反復搬運的陳詞濫調？尤其是當這種話語同樣抹殺了全球範圍內的階級鬥爭和勞動人民的主體性時？
自特朗普首次當選以來，尤其是2024年後，多極化話語的興起絕非偶然。當特朗普迅速拋棄美國主導的「多邊主義」和「基於規則的」世界秩序假面，轉而採取死胡同式的保護主義、勒索與脅迫時，中國便迎合了「多邊」外交的鏡像孿生體——「多極化」外交。作為當今最具活力的帝國主義國家，中國正在重演二戰後美國的做法：構建普世敘事以彰顯地緣政治野心並爭取新盟友。「多極化」框架不過是招募「一帶一路」倡議、中國主導的金磚峰會或上海合作組織新成員的基本話術。
| 問：在堅持團結的前提下，是否仍然可能提倡不結盟（中立）？當反帝鬥爭面對不同勢力時——例如烏克蘭問題中，這些鬥爭可能尋求對立勢力的支持——是否有可能在反帝鬥爭之間架起橋樑？
答：這不僅是可能的，更是必需的！準確地說，這種立場應稱為階級獨立的立場，即踐行實際團結，並將其與當今主流的純外交組織——不結盟運動（NAM）區分開來。不結盟運動中大多數名義獨立的國家，實際上缺乏推行真正不結盟的物質手段。事實上，它們被迫將外交政策和經濟政策「對齊」，以滿足帝國主義大國的要求和壓力。
因此，無論身處何地，若要在當今世界爭端中有效避免與任何對立帝國主義勢力結盟，首要之務是明確擺脫本國資本主義政府和政黨的控制——因為這些勢力要麼本身就是帝國主義者，要麼正遭受帝國主義勢力的脅迫。
我之所以首先闡明國際主義團結的方法論，是因為若缺乏這種認識，幾乎不可能將巴勒斯坦與烏克蘭的解放鬥爭，或巴勒斯坦與敘利亞的解放鬥爭聯繫起來。列夫•托洛茨基在《過渡綱領》中闡明了這一原則，他指出：「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無論兩國在特定時刻的外交和軍事關係如何，都不能通過本國政府來援助反帝國主義國家。」 任何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都必須「保持對本國政府的階級對立，並通過自身手段支持非帝國主義的’盟友’，即通過國際階級鬥爭的手段（不僅要煽動反對背信棄義的盟友，還要宣導在殖民地建立工人國家；在某些情況下採取抵制、罷工等行動，在另一些情況下則拒絕抵制和罷工等）」。
要避免陷入選擇性反帝國主義——即抽象宣稱無條件支持解放運動，實則根據國家利益或假想的鬥爭等級調整立場——必須建立階級分析基礎，更重要的是與工人階級建立有機聯繫。若缺乏組織有效工人階級團結的實際手段，真正的國際主義團結便可能淪為空談。
即使對於小型團體而言，參與跨國界被剝削者與被壓迫者之間的解放鬥爭也存在諸多直接團結的可能性。真正缺乏的是具有國際主義視野的社會主義運動——它應以工人階級為導向，並願意採取有意義的行動，在資本主義對戰爭的各種解決方案之間打入楔子。
例如，美國的烏克蘭團結網路（Ukraine Solidarity Network (US)）（我是其成員）已開展多項團結行動。2023年，該網路組織烏克蘭社會主義活動家漢娜•佩雷霍達 （Hanna Perekhoda ）及兩名俄國社會主義者兼反戰活動家伊利亞•布德賴茨基斯（Ilya Budraitskis ）、伊利亞•馬特維耶夫（Ilya Matveev）進行巡迴演講，為美國工人和青年提供關於戰爭的另類視角。
2024年，該網路為兩個烏克蘭獨立工會——烏克蘭鐵路工人自由工會（the Free Trade Union of Railway Workers ）和烏克蘭礦工獨立工會（the Independent Trade Union of Miners of Ukraine）——籌集了可攜式發電機資金；2025年，又啟動了針對烏克蘭護士工會（the Ukrainian Nurses Union）的更大規模募捐活動。這些具體行動可供社會主義者向工會及社區團體推廣，既能闡釋與烏克蘭工人階級建立物質團結的必要性，又能傳遞受戰爭直接影響的當地民眾的關鍵視角。
構建團結紐帶的主要障礙，是自上而下強加的民族主義框架與帝國主義操縱，它們企圖遏制、轉移並利用民族解放鬥爭。
當前各國政府——無論是（烏克蘭總統）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哈馬斯、（敘利亞獨裁者）巴沙爾•阿薩德還是所謂抵抗軸心——都在推動對民族解放戰爭和民主鬥爭的民族主義與資產階級框架。其目的在於將這些鬥爭局限於國界之內，僅服務於純粹的軍事目標及其狹隘的短期利益。核心訴求是以犧牲國際主義工人階級團結為代價，維繫與其他民族資產階級勢力的關係。
此舉同時企圖掩蓋鬥爭中的階級矛盾。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的目標是通過強化抵抗運動中最具覺悟力量的地位，發展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企圖抹殺的兩大關鍵動力：國際主義與社會主義精神。
澤連斯基將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抵抗組織（針對以色列）的行動與俄國對烏克蘭的侵略相提並論，從而顛倒角色，將被壓迫者描繪成壓迫者。他之所以這樣做，不僅是因為其分析視角被殖民主義和猶太複國主義意識形態蒙蔽，更因以色列國家宣傳鼓動烏克蘭猶太人移民至定居者殖民地，同時這種立場也契合美國和歐盟的外交政策。
喬•拜登、普京和習等人同樣參與了這種自上而下的帝國主義企圖，試圖割裂烏克蘭與巴勒斯坦的聯繫——拜登主要通過收買烏克蘭來實現。儘管歷屆美歐政府認為武裝烏克蘭抵抗力量完全合法，但在種族滅絕期間，他們持續向以色列提供大規模武器，同時將巴勒斯坦抵抗運動和聲援運動定性為犯罪行為。與此同時，中國支持俄國的入侵，同時對巴勒斯坦表現出溫和的同情。
與此不同，國際主義社會主義運動拒絕與任何帝國主義的「選擇性團結」敘事站在同一陣線。相反，在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我們的任務是強調與巴勒斯坦建立群眾團結，揭露對烏克蘭有限物質援助的真實目的，併發展獨立的團結形式。
對於我們階級中聲援烏克蘭的人士，我們指出烏克蘭工人階級唯一可靠的盟友是歐美工人——包括抗議美國縱容以色列屠殺巴勒斯坦人的青年群體。在巴勒斯坦運動中，我們強調必須聯合其他民族解放運動，揭露帝國主義政府的虛偽並反對其軍事計畫。無論何時何地，我們都需要勞動人民作出獨立回應。
正因如此，美國的巴勒斯坦團結網路發表多份聲明，駁斥並糾正澤連斯基與拜登製造分裂的論調，旨在為這兩個關鍵運動搭建橋樑。該網路闡明：「烏克蘭與巴勒斯坦正遭受強權發動的戰爭，這些勢力不僅企圖軍事征服，更意圖抹殺其作為擁有民族認同的民族的存在」，並宣導口號：「從烏克蘭到巴勒斯坦，佔領即犯罪」。
該組織同時支持所有促進對話的跨運動團結聲明與示威活動，反對那些以犧牲其他鬥爭（巴勒斯坦、移民權利）為代價、聲稱支持單一鬥爭（烏克蘭）的軍事預算。美國社會主義網路能實現這些目標，正是因為其作為獨立於民主黨的廣泛聯合陣線。當前面臨的挑戰是將此討論引入美國、烏克蘭和巴勒斯坦的勞工運動。
| 問：你是否認為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將「阿拉伯之春」期間爆發的抗爭與巴勒斯坦解放運動聯繫起來？
答：當然。同樣，我們也需要將解放巴勒斯坦的鬥爭與敘利亞和伊朗等國民眾的鬥爭聯繫起來。要深化這些鬥爭之間的現有團結，就必須以耐心和事實來揭穿那些企圖將它們割裂開來的人所散佈的虛假敘事。
前阿薩德政權曾自詡為捍衛巴勒斯坦的「抵抗國家」。這些空洞言辭與其對本國人民的殘酷鎮壓形成鮮明對比——包括對居住在敘利亞的巴勒斯坦人（尤其是在戰爭期間遭圍困轟炸的亞爾穆克難民營Yarmouk Camp）的鎮壓，以及對聲援巴勒斯坦示威活動的鎮壓。我們還應銘記其在70、80年代長期背叛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卑劣往事。
在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僑民群體中，以及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的某些派別和敘利亞活動家如拉瑪•庫達伊米（Rama Kudaimi） 或約瑟夫•達赫爾（Joseph Daher）等人之間，對這些鬥爭的闡述已然展開。正如達赫爾近期所言：「巴勒斯坦的解放與中東和北非人民階級的解放息息相關，更關乎左翼勞動階級在反對本國政府參與種族滅絕與種族隔離政權的國際主義支持。」
同樣，伊朗政權雖自詡反帝立場，卻更多利用巴勒斯坦鬥爭而非實質支持。其反西方運動及資助真主黨等遊擊組織的行徑，本質上是政權強化地區影響力、轉移國內社會抗爭與鎮壓視線的戰略工具。
倘若伊朗為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業而直接與以色列或美國對抗，儘管我們對這個血腥政權多有批評，我們仍將動員整個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運動來支持並捍衛這些行動。然而該政權拒絕這麼做，並且有兩大原因：其一，它正加深與俄國、中國等反對地區戰爭的帝國主義大國的聯繫；其二，哈梅內伊希望與華盛頓實現有限緩和。
真正能夠領導跨領域國際主義團結運動的力量，是紮根於工人階級和民眾運動的群體——他們正為自己的自由而戰。這些力量正以萌芽狀態闡述著反帝鬥爭，同時挑戰本國資產階級政權，無論其親西方還是披著「反帝」外衣。
在中東地區，將阿拉伯之春不同浪潮所掀起的眾多民主與解放鬥爭，與持續進行的英勇的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相結合，在如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緊迫。具體說，這需要發起新一輪起義運動來重燃阿拉伯之春的火焰——一場為巴勒斯坦而戰的地區性群眾起義，同時挑戰本國政府的不作為與沆瀣一氣，即推進麵包、自由與真正獨立的訴求。
這同樣需要通過鬥爭孕育出新的工人階級領導力量，以充分釋放民族解放鬥爭的潛力——不僅要對抗外國佔領，更要挑戰經濟剝削、民主權利的剝奪以及環境破壞。正如烏克蘭的經驗所示，完成反殖民鬥爭與社會主義革命密不可分，唯有後者才能跨越國界將受壓迫者凝聚於共同鬥爭之中。
| 問：你認為21世紀反資本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國際主義運動將會是什麼樣的？
答：顯然，任何反帝國主義的國際主義都始於反對一切形式的帝國主義，包括地區性和次級帝國主義。但是，這一點在今天並不被理所當然地被接受，因為在斯大林主義和毛主義左翼團體中，許多人反對這一立場，並以各種混亂的方式為中國辯護：要麼宣稱中國仍然是工人國家或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要麼聲稱它是一個國家資本主義形式，但不是帝國主義國家。請注意，在階級鬥爭中，有一些關鍵問題是社會主義者不能動搖或猶豫的。
我們知道，列寧在1916年寫下《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為第二國際深陷危機時期馬克思主義綱領的兩個主要軸心奠定了理論基礎：一是組織工人拒絕支持任何帝國主義大國在戰爭中的立場，積極反對所有沙文主義傾向；二是最為堅定地捍衛民族自決的權利，並追求其最終實現。
今天，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在面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威脅時，需要拒絕屈服於任何一方帝國主義集團的壓力，進而反對持續的軍備競賽，同時以原則性立場支持那些不斷湧現的民族解放和民主鬥爭。
這意味著我們必須能夠正確區分民族解放鬥爭與帝國主義間的戰爭，並制定一個工人和青年能夠理解和支持的明確綱領，提出切實可行的行動計畫。
以民族解放鬥爭為例，假設美國攻擊委內瑞拉或伊朗，我們應當毫不含糊地捍衛這兩個國家的自決權。然而，如果你身處美國，僅僅說「委內瑞拉或伊朗人民應該在沒有外來干涉的情況下決定自己的命運」是不夠的。如果戰爭爆發，社會主義者需要毫不猶豫地站在受到攻擊的半殖民地國家一方，無論對其政權有何批評。
這意味著，我們要向這些半殖民地國家的工人階級提供直接的物質援助，同時闡明它們的資本主義政府在保護工人利益方面的局限性，並對這些政府的錯誤行為進行謹慎的批評。我們還要揭露其他帝國主義勢力試圖將這些解放鬥爭納入其控制範圍的手段。這正是今天那些具有原則性的革命力量在支持烏克蘭和巴勒斯坦時所採取的政策。
在支持被壓迫者的抵抗運動時，我們必須保持政治獨立，並找到最佳方式表達對指導這些鬥爭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領導的批評。當這種批評來自於抵抗運動內部的獨立社會力量時，它最為有效和準確；因此，迫切需要與這些力量建立聯繫。
帝國主義間的競爭並不會消除民族解放鬥爭成功的潛力，也不會減輕社會主義者站在被壓迫者一方的責任——它僅僅使這一任務變得更加複雜和具有挑戰性。在這些鬥爭中，正如在所有經濟和民主鬥爭中一樣，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提出一個獨立的工人階級替代方案，來應對各大資本主義集團所準備的災難。
關於帝國主義間戰爭的前景，如果中國和美國發生戰爭，我們需要制定明確的政策。我們不能因為美國比中國更具帝國主義性質，就一味反對美國，或是因為美國更糟糕，便稍微支持中國等。在面對反帝國主義的競爭、貿易戰、軍事衝突以及最終可能爆發的戰爭時，馬克思主義者的政策應該是明確的：我們不支持任何帝國主義大國，只支持各國工人階級的獨立組織，決定其在戰爭中的立場，同時探索最有效的方式運用革命的失敗主義（revolutionary defeatism）。例如，在二戰期間，美國的社會主義工人黨就通過無產階級軍事政策（Military Proletarian Policy）找到了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
第二個挑戰是，我提到的兩種戰爭——民族解放戰爭和帝國主義戰爭——往往是交織在一起的，敘利亞戰爭就是一個例子，烏克蘭今天也處在類似的情況。當舊的帝國主義世界秩序處於危機之中，新的秩序正在崛起時，便沒有「純粹」的衝突。所有的民族解放鬥爭不可避免地會捲入帝國主義的競爭和各種帝國主義勢力的收編。來自第四國際在第二次義大利——埃塞俄比亞戰爭和第二次中日戰爭（抗日戰爭）中的經驗教訓，至今仍然極為寶貴，必須充分吸取。挑戰在於如何將這些鬥爭結合起來。
以2011年的敘利亞起義為例，社會主義者的責任不是保持中立，等待一個可以「安全」支持的社會主義政權自發出現。相反，迫切的任務是擁抱為爭取民主改革的群眾運動，同時捍衛工人階級的內部鬥爭，並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的干涉。與反對俄國對阿薩德政權的支持一樣，明確捍衛敘利亞免受美國干預——即便是以「支持」民主運動為名——同樣重要。
接下來是國際主義中的反資本主義方面——反帝國主義鬥爭。在爭取民主自由和民族解放的努力中，以及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時，社會主義者不可避免地會與更廣泛的社會力量——如民族主義者、改良主義者甚至資產階級——開展聯合行動，因為這些力量出於自身原因反對帝國主義的統治。正是在這一矛盾的環境中，托洛茨基的過渡策略變得不可或缺。
讓我們以烏克蘭為例，它很好地展示了在戰爭中，民族解放的任務如何與社會主義任務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澤連斯基政府由於其資產階級性質，以及與美國帝國主義和當地資本利益的直接合作，成為了動員所有反抗普京侵略的社會力量的障礙。事實上，澤連斯基已經通過與西方大國簽署的經濟讓步和重建協議，將烏克蘭的未來抵押了出去。
然而，這種背叛不應成為停止支持烏克蘭在這場正義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對抗俄國的理由。這意味著工人階級需要在戰爭中保持獨立立場，支持抵抗運動，但絕不向烏克蘭政府提供政治支持。
今天，我們的社會主義同志們與獨立工會和其他社會主義團體一道，呼籲將整個經濟轉型，以服務工人階級的需求並贏得戰爭，同時切斷任何將其獨立性與外部大國利益捆綁的關係。具體來說，他們提出了一項綱領，直接挑戰澤連斯基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要求緊急將整個經濟集中在國家控制和工人控制之下，要求重新國有化那些被私有化並流失給西方投資者的土地和工業資產，以及發展以贏得戰爭為目標的國家軍事工業——而非為寡頭和跨國公司謀取利潤。這還包括沒收所有俄國資產和公司，以及支持侵略政權的烏克蘭寡頭資產，並拒絕與西方大國簽署任何未來的債務協議。
贏得戰爭並為真正獨立的烏克蘭奠定基礎的關鍵，在於烏克蘭國內外工人階級的獨立政治組織，以為烏克蘭人民提供他們所需的所有物質支持。這一邏輯同樣適用於所有的民族解放鬥爭。
這意味著把工人階級的行動綱領置於核心，旨在解決被剝削者和受壓迫者的緊迫需求，推動自我組織的具體行動，以增強工人階級獨立鬥爭的能力，並進一步推出緊急環境計畫，以應對資本主義破壞和帝國主義戰爭。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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