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 26 de 6 月 de 2026

萊娜·索薩（Lena Souza）
2026年6月6日
第四分隊長 譯
原文鏈接：https://workersvoiceus.org/…/bolivia-down-with…/…
玻利維亞爆發的持續長達一個月的全國總罷工，不僅承接了數十年來反抗新自由主義經濟掠奪的群眾抵抗傳統，更宣告了前總統莫拉萊斯（Morales）與阿爾塞（Arce）改良主義政治路線的徹底破產。
□ 當前群眾起義的歷史背景
當前在玻利維亞波瀾壯闊展開的人民武裝起義與深重政治經濟危機，絕非憑空出現，必須從二十多年前開始的歷史週期中去尋找根源。今天再度淪為階級搏鬥戰場的街頭，繼承了以往革命進程的血淚教訓與內在矛盾。諸如2000年和2003年的革命風暴，由於未能從根本上摧毀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也未能徹底砸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最終僅僅淪為統治集團內部「換湯不換藥」的政治更迭。
a) 2003年人民大起義與桑切斯·德洛薩達反動政權的垮台
2003年伊始，自1985年起確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陷入了空前的總危機。貢薩洛·桑切斯·德洛薩達（Gonzalo Sánchez de Lozada，諢號“戈尼”）的第二任期，在嚴重的財政危機、高失業率以及因國有企業私有化而引發的巨大社會民怨中拉開序幕。而點燃這場無產階級起義燎原之火的，是反動當局企圖將戰略天然氣經由智利港口低價轉讓給美墨市場的出口計劃。其本質是跨國資本巨頭（如太平洋液化天然氣財團）對玻利維亞戰略資源的瘋狂掠奪，當時它們給玻利維亞國家留下的開採權益金竟低至可憐的18%。
廣大勞動人民將這種條件下的天然氣出口，視為20世紀初期波托西銀礦和錫礦慘遭帝國主義歷史性掠奪的翻版。於是，「保衛並收回國家資源，實現工業自主化」成為了工人、農民和基層社區運動團結一致的革命口號。
這場人民起義採取了極為激進的、帶有公社色彩的直接行動：
包圍城市： 在原住民領袖費利佩·基斯佩（Felipe Quispe，埃爾·馬爾庫）的帶領下，阿爾蒂普拉諾高原的原住民公社切斷了通往政府所在地的戰略要道，形成對反動核心的合圍之勢，強烈要求取消賣國天然氣項目並釋放被捕的革命領袖。
埃爾阿爾托的武裝起義： 埃爾阿爾托（El Alto）這座由無產階級移民和艾馬拉族原住民構成的城市，成為了革命抵抗的暴風眼。通過基層社區委員會（FEJUVE）和埃爾阿爾托工人聯合會的嚴密組織，數萬名居民修築街壘、挖掘戰壕、成立民兵聯防隊，英勇擊退了反動軍警裝甲車的瘋狂進攻。
桑切斯·德洛薩達反動政府對此調動軍隊進行血腥鎮壓，悍然頒布了臭名昭著的“死亡法令”（第27209號最高法令），公然免除任何參與維穩的軍警的刑事責任。2003年10月，反動軍隊企圖使用武裝護送油罐車強行突破埃爾阿爾托的群眾封鎖線以供應拉巴斯，這直接引發了慘絕人寰的「十月大屠殺」。反動軍隊動用了正規軍事武器和狙擊手，對著赤手空拳的平民瘋狂掃射。
這場殘暴的法西斯恐怖主義鎮壓導致60多人壯烈犧牲，至少400人慘遭流血受傷。然而，資產階級的血腥屠殺新自由主義不僅沒有嚇倒革命群眾，反而激起了全國性的階級義憤。拉巴斯的中產階級、青年大學生和專業技術人員紛紛倒戈，加入戰鬥，一致要求將反動總統送上歷史的審判台。在內閣分崩利析、議會眾叛親離、國際輿論強烈譴責的絕境下，桑切斯·德洛薩達於2003年10月17日狼狽搭乘直升機，逃亡其帝國主義主子美國的懷抱。
在「戈尼」倉皇出逃後，憲法繼任權落到了副總統、歷史學家兼記者卡洛斯·梅薩（Carlos Mesa）手中。此時，在拉巴斯和埃爾阿爾托的街頭，武裝起來的革命群眾正激烈辯論是直接奪取政權，還是接受資產階級體制內的政權過渡。
遺憾的是，由海梅·索拉雷斯（Jaime Solares）等人把持的玻利維亞工人中心（COB）領導層在此刻暴露出改良主義的軟弱性，做出了致命的背叛決定：他們下令解除了包圍總統府的人民武裝糾察線。通過單方面宣佈停戰，為卡洛斯·梅薩的登基鋪平了道路，工人中心的官僚成功扼殺了基層群眾的起義鋒芒。這給了驚魂未定的玻利維亞資產階級一絲喘息之機，梅薩用「召開制憲會議」和 「進行天然氣公投」的虛偽政治承諾，成功將一場街頭革命危機誘騙進了資產階級的體制陷阱。
b) 革命進程的選舉改良主義轉向與莫拉萊斯的上台
2003年的政治妥協根本無法解決工農階級的結構性訴求。2005年，因卡洛斯·梅薩拒絕將油氣資源國有化，新一輪抗議洪流再度爆發，逼迫梅薩引咎辭職。群眾運動明確提出了「無償沒收、全面國有化」以及「召開主權制憲會議」的激進綱領。
然而，這股本可以沖垮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革命偉力，再一次被引向了資產階級民主選舉的死胡同。由可可農民領袖埃沃·莫拉萊斯（Evo Morales）領導的「爭取社會主義運動」（MAS），此時粉墨登場，將自己包裝成唯一既能滿足群眾部分渴望、又能維持舊秩序穩定的「體制內替代方案」。在2005年12月的大選中，莫拉萊斯利用了群眾對舊右翼的滿腔怒火，以歷史性的53.7%得票率勝選。這場大選的勝利實質上是對工農起義的大規模招安：街頭奪取政權的階級鬥爭，被偷換成了對舊國家機器的改良與管理。
c) 起義成果的篡奪與收編
上台之初，莫拉萊斯政府在「十月 Agenda」的強大群眾壓力下，被迫推行了一些進步改革，並迎來了該國歷史上空前的經濟繁榮期。
收回石油與礦業權益： 2006年5月，當局頒布法令對油氣資源實施「國有化」（查科英雄法令）。通過重組玻利維亞國家石油公司（YPFB），國家收回了資源所有權，並迫使跨國公司重新談判合同，在大型油氣田榨取了高達82%的利潤分成。同時，重新激活了玻利維亞礦業公司（COMIBOL），收回了溫托（Vinto）等戰略煉鋼廠。
財政轉移支付與社會改良： 恰逢國際大宗商品暴漲黃金期，油氣出口帶來的巨額外匯被部分用於公共投資和全民福利。諸如「胡安西托·平托」助學金、「胡安娜·阿蘇杜伊」孕產婦補貼以及「尊嚴養老金」等項目，確實使數百萬玻利維亞底層人民擺脫了極端貧困，並激活了國內市場。
然而，扯下其「反帝」和「多民族國家」的激進修辞，莫拉萊斯政府在實質上充當了資產階級社會穩定的總安全閥。MAS政府並沒有帶領群眾去摧毀地主資產階級國家，反而充當了依附性資本主義和掠夺式資源榨取業的看門人。他們只是利用大宗商品繁榮的紅利，截留了更多地租來向無產階級進行小恩小惠的改良讓步，以此粉飾和緩和階級矛盾，而根本不敢動搖土地寡頭和跨國財團的核心利潤。
工會和原住民公社的獨立階級武裝和自主動員，遭到了體制系統性的分化、瓦解與收編。每當基層群眾試圖衝破私有制神聖不可侵犯的底線或資產階級法律的藩籬時，莫拉萊斯政府就會利用其自身的「革命威望」出來搞階級調和，甚至倒打一耙，宣稱「反對政府就是充當右翼反動派的走狗」。在這種政治欺騙下，無產階級的階級自覺被閹割，徹底淪為國家官僚體系的附庸。
d) 莫拉萊斯對大地主與金融資本的利益輸送
在社會主義的漂亮口號背後，MAS政府實際上鞏固了舊有的經濟權力結構，與玻利維亞東部（聖克魯斯）的農業地主寡頭及金融資本家達成了長期共存的政治分贓。
與農業綜合企業寡頭結盟： 莫拉萊斯當局實際上叫停了低平原地區的激進土地改革。放寬了《經濟-社會功能法》（FES），「大赦」了大片非法砍伐森林的罪行，變相承認並保護了大型肉牛牧場和大豆莊園的私有產權。當局甚至批准引進轉基因作物，允許放火燒荒以擴大農業邊界，以犧牲環境和原住民利益為代價，換取與東部傳統地主寡頭的政治妥協。
金融資本的暴利狂歡： 私有金融資本在莫拉萊斯時期迎來了歷史性的黃金繁榮。政府為私營銀行業提供了絕對的法律與安全保障，得益於市場高流動性和大眾消費，大資本家的利潤年年翻番，卻從未面臨任何國有化的威脅。
e) 悍然鎮壓2011年養老金改革運動及向跨國資本出賣礦權
當無產階級的利益與MAS政府及其背後的資本盟友發生正面碰撞時，其資產階級政權的殘暴本質便暴露無遺。
養老金衝突（2011-2013年）： 在修訂新養老金法期間，玻利維亞工人中心（COB）及廣大礦工走上街頭，要求實行100%退休薪資替代率並降低退休年齡。莫拉萊斯政府卻反咬一口，誣蔑工人的正當抗爭是「策動政變」和「自私自利」，甚至組織依附於體制的保皇派群眾去衝擊工人遊行隊伍。
向跨國財團雙手奉上礦產資源： 儘管口頭上高喊國有化，當局頒布的《礦業與冶金法》卻進一步鞏固了外資（如日本住友財團對聖克里斯托瓦爾礦區、美國Coeur Mining財團）對該國最富庶礦床的絕對控制權。此外，當局還賦予了具有私人資本雇工剝削性質的「傳統礦業合作社」特權，大肆蠶食國有礦業並嚴重踐踏地方社區的環境權益。
f) 莫拉萊斯政權的衰落與右翼勢力的死灰復燃
2010年代末，隨著國際大宗商品和天然氣價格暴跌，這種依附型的改良主義模式走到了盡頭。與此同時，莫拉萊斯對個人無限期連任的權力執念，導致其政治合法性消耗殆盡。
他公然踐踏2011年2月21日全民公投（多數群眾反對其再度連任）的否決結果，強行參選，這徹底敗光了其民主遮羞布，將廣大城市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推向了對立面。這種幻滅與不滿的社會情緒，迅速被傳統右翼反動勢力及大資產階級把持的商會、公民委員會所利用。他們高舉「捍衛民主」的反動旗幟，重新集結法西斯力量，企圖發起反革命復辟。
g) 2019年反革命軍事政變
政治危機在2019年10月的大選中迎來大總攻。在帝國主義鷹犬——美洲國家組織（OAS）捏造「選舉舞弊」報告的煽風點火下，極右翼法西斯勢力在城市發動了瘋狂的暴力暴亂。
當玻利維亞警察部隊集體叛變、反動軍方「建議」總統職時，這場反革命政變宣告得逞。2019年11月10日，莫拉萊斯被迫發表辭職聲明，流亡墨西哥（後前往阿根廷）。兩天後，極右翼女參議員珍妮·阿涅斯（Jeanine Áñez）在沒有法定人數出席的非法議會上，悍然僭越總統大位，建立起了一個得到軍警全力支持的法西斯傀儡政權，對工會領袖展開血腥政治迫害，並在薩卡巴（Sacaba）和塞恩卡塔（Senkata）對抵抗群眾實施了慘絕人寰的反革命大屠殺。
h) 粉碎政變與阿爾塞的投機上台
阿涅斯法西斯政權因其倒行逆施的血腥鎮壓、在新冠疫情期間大發國難財的腐敗醜聞以及災難性的經濟管理，迅速陷入全面崩潰。英雄的工人和原住民基層群眾展開了自發的、不屈不撓的抵抗。2020年8月，一場癱瘓全國的全國大封路運動，逼迫法西斯傀儡當局不得不交出權力，宣佈重新大選。
在2020年10月的大選中，渴望回到穩定生活的勞動人民用選票將MAS重新送回政壇。莫拉萊斯時期的財政經濟部長路易斯·阿爾塞（Luis Arce）以55.1%的得票率當選總統，這反映了廣大人民對政變右翼的無情唾棄。
i) 失敗的阿爾塞「技術官僚J神話
阿爾塞政府是在「經濟重建」的改良主義迷魂藥中上台的。作為昔日經濟繁榮的「總規劃師」，阿爾塞的解藥依舊是老一套：通過發放「反飢餓補貼」實施貨幣大撒水，並拋出了雄心勃勃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模式」（ISI）。這項國家計劃宣稱要建造150多家國有工業工廠（涵蓋生物柴油、肥料、鋅冶煉、鋰及食品加工），企圖靠國家資本主義來加工本土原材料，減少對外依賴。
然而，這種閉門造車的改良藍圖，在玻利維亞根深蒂固的、依附性的資源榨取型資本主義結構面前，撞得粉碎。整個國家的財政和福利補貼，歷史上完全仰賴向巴西和阿根廷出口天然氣輸血。由於數十年來MAS政府從不願意觸動資本家利潤去進行深層勘探投資，導致該國的天然氣儲量出現了災難性的枯竭。
這一核心財政支柱的坍塌，立刻引發了多米諾骨牌式的資本主義總崩潰：
美元荒危機： 由於氣體出口暴跌，源源不斷注入中央銀行國際淨儲備（NIR）的外匯水源徹底斷流，導致官方市場上的美元一夜之間蒸發。
燃料黑洞： 玻利維亞歷史上長期對汽油和柴油實施高額補貼以維持廉價假象。由於本土無法生產足夠的原油，政府不得不按照高昂的國際價格進口原油。如今國庫裡沒有外匯去支付給國際供應商，國有石油公司（YPFB）開始大面積拖欠貨款。這直接導致了全國性的「柴油荒」和「汽油荒」，司機、農民和運輸工人在加油站前排起了長達數公里的長龍，忍飢挨餓數日也加不到油。
在任期末尾，阿爾塞政府徹底陷入了財政赤字與惡性滯脹的死胡同。深重的經濟危機與階級分化，為極右翼反動勢力的全面反撲鋪平了道路。
j) 「爭取社會主義運動」內部狗咬狗的宗派分裂
MAS的政治神話在內外交困中走向了最後的僵死。圍繞著黨內領導權和2025年大選提名，效忠莫拉萊斯的「埃沃派」與效忠總統阿爾塞的「阿爾塞派」展開了卑劣的、你死我活的宗派權力鬥爭。
這場官僚集團的內訌蔓延到了司法、議會乃至基層組織，雙方各立中央、互相罷免、甚至互相封鎖道路，直接導致了工人和原住民基層群眾組織的分裂與癱瘓，使勞動群眾在面對資產階級進攻時失去了統一的階級陣線。
k) 2025年大選：右翼反動派的全面復辟
在MAS徹底腐爛與經濟全面崩潰的廢墟上，2025年8月舉行了全國大選。這場選舉完全籠罩在自2024年延續至今的經濟總崩潰陰影中。黑市美元猖獗、民不聊生。這一殘酷的現實向全體勞動人民證明：莫拉萊斯和阿爾塞苦心經營的所謂「進步模式」，不過是躺在國際大宗商品紅利上的寄生蟲；當帝國主義市場的繁榮潮水退去，留在沙灘上的依然是MAS政府誓死捍衛的、依附性的、被跨國資本奴役的玻利維亞外國資本主義外殼。
在這種幻滅的情緒下，在8月17日的第一輪投票中，基督教民主黨（PDC）的右翼參議員羅德里戈·帕斯·佩雷拉（Rodrigo Paz Pereira）獲得32.1%的選票領跑，緊隨其後的是自由民主聯盟的傳統保守派前總統豪爾赫·「圖托」·基羅加（Jorge “Tuto” Quiroga），獲得26.8%的選票。大選結果呈現出向傳統右翼反動派的全面逆轉，這正是改良主義數十年欺騙和背叛人民的必然惡果。
l) 帕斯的復辟得逞
2025年10月19日，總統第二輪決選拉開序幕。羅德里戈·帕斯·佩雷拉（前右翼總統海梅·帕斯·薩莫拉之子）與其搭檔埃德曼·拉拉（Edmand Lara）以54.5%的得票率，擊敗了基羅加的45.4%，成功篡奪了國家最高權力。
帕斯之所以能投機成功，完全是因為他在競選末期狡猾地收斂了其極右翼的法西斯鋒芒，將自己偽裝成「專業、溫和、超越黨派」的理性技術官僚，以此騙取了政治中心派以及對MAS極度幻滅的部分進步群眾的選票。
而長期作為MAS鐵票倉的勞動人民則用沉默和懲罰性投票宣告了對MAS的死刑。飽受通貨膨脹、美元荒和排隊加油折磨的無產階級大眾，徹底唾棄了這個叛徒政黨。MAS-IPSP官方候選人的得票率竟然跌到了恥辱性的2.48%！該黨從2020年控制著96名議員的超級多數大黨，在2025年的計票後，在國會中僅剩孤零零的一個席位。這標誌著拉美「粉紅潮」改良主義在玻利維亞的徹底破產。
m) 帕斯反動政府的反革命新自由主義狂飆
打著開放市場和建立所謂「全民資本主義」的反動旗號，羅德里戈·帕斯一上台便迫不及待地撕下了溫和的面具。他第一時間向國際帝國主義主子——唐納德·特朗普表達了毫無保留的效忠，並立即拋出了一套極具進攻性的、旨在對無產階級進行敲骨吸髓式掠奪的新自由主義反革命改良方案：
貨幣與財政休克療法： 設立所謂的「匯率穩定基金」以強行統一美元黑市，伴隨而來的是取消一切外貿管制、全面放開資本進出，並大幅削減企業所得稅，將負擔轉嫁給勞動者。
向帝國主義全面開門投降： 在外交上實施180度大轉彎，全面深化與美國帝國主義、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幕基金組織（IMF）等高利貸機構的金融與政治勾連，甘當帝國主義附庸。
全面私有化逆流： 在農業產區推行所謂的「自由市場土地改革」，放任資本吞併工農土地；同時拋出憲法修正案，企圖將憲法中規定的戰略性自然資源徹底奉送給外資私有化。
白色恐怖司法攻勢： 宣佈對司法機構進行法西斯式的「大清洗」，公開揚言要對前政府官員特別是莫拉萊斯等左翼領袖展開政治清算和刑事迫害。
n) 從2025年的分散抗爭到2026年1月的大起義：帕斯的首次慘敗
在整個2025年期間，玻利維亞勞動群眾反抗因2024年遺留的貨幣危機和經濟衰退的鬥爭，起初散落於各個地區和行業。工人群眾抗議通膨、司機罷工抗議油荒、教師罷工爭取經費、農民在地方封路，這些鬥爭一開始處於散沙狀態。然而，當帕斯反動當局悍然頒布冒天下之大不韙的第5503號最高法令——強行取消燃料補貼、凍結公職人員工資、瘋狂砍掉社會福利、全面向跨國資本出賣戰略資源時，反動派的皮鞭終於將所有被壓迫、被剝削大眾的階級憤怒熔鑄在了一起！
憤怒的群眾衝破了行業壁壘，踢開了妥協退讓的工會官僚，在2026年1月匯聚成了席捲全國的總動員。超過50萬無產階級憤怒地湧上街頭，用總罷工和鋼鐵封鎖線癱瘓了整個國家。這場波瀾壯闊的、由群眾自發開展的直接革命行動，給了不可一世的帕斯反動政府當頭棒喝，迫使其不得不將該反動法令全部廢除。這是玻利維亞無產階級取得的階段性偉大勝利！
o) 2026年5月的全面武裝起義
2026年5月，資產階級散布的社會分化陰謀被徹底粉碎，一場更大規模的、旨在推翻帕斯反動政權的全國性群眾武裝起義火山般爆發了。持久不散的油荒、被通膨蠶食殆盡的飢餓工資、以及對當局暗中出賣國有資源的無比義憤，將基層市民委員會、獨立工會以及農村原住民公社緊緊焊接在了一起。
如今，全國的交通大動脈再度被工人武裝封鎖，物流徹底癱瘓，通往拉巴斯反動大本營的所有戰略要道悉數被工農切斷。儘管反動總統帕斯在電視上瘋狂叫囂這是一群「不願對話的極端暴徒」，並企圖用反革命武裝來抹黑和鎮壓遊行，但玻利維亞的工人階級、原住民和廣大勞苦大眾已經重新拾起了他們引以為傲的、歷史性的階級直接行動。一場讓人聯想起2003年革命風暴的街頭決戰已經拉開序幕，資產階級新反動政權的統治基礎正在暴風雨中劇烈顫抖！
□ 打倒羅德里戈·帕斯！建立屬於工農自己的革命替代政權！
當前癱瘓玻利維亞的階級大決戰，宣告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迷魂藥的徹底灰飛煙滅。二十多年的血淚史留給全世界無產階級一個無可辯駁的真理：諸如莫拉萊斯和阿爾塞之流的「階級調和」政府，實質上是對工人階級最陰險的政治欺騙！在不觸動資產階級国家機器、不改變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前提下，僅僅更換幾政府首腦，實質上只是在為奄奄一息的地主資產階級和跨國財團續命，並主動為羅德里戈·帕斯之流帶著更殘暴的新自由主義復辟計劃捲土重來開闢道路！
這一用鮮血換來的教訓向所有處在戰鬥中的階級弟兄表明：勞動人民只有在街頭將所有分散的訴求匯聚成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革命洪流，徹底踢開叛徒工會官僚的束縛，完全、無條件地依賴自身獨立的階級力量時，革命才能走向勝利！ 因此，面對當前席捲全國的革命風暴，我們的任務絕不是去跟反動當局談判討要幾粒打發叫花子的麵包屑，也不是去締結什麼新的體制內妥協契約，而是要像前線戰士們高喊的那樣：以革命的暴力，徹底推翻帕斯這個讓人民挨餓的反動政府！
與此同時，全體工人和農民必須在戰鬥中建立起屬於我們自己的革命替代政權！只有這樣，玻利維亞的工人階級才能聯合廣大農民、原住民以及一切被壓迫大眾，真正將國家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裡，徹底解決歷史遺留的民主與民族任務，並在資產階級舊國家機器的廢墟上，建立起一個真正由無產階級專政的、紅色的社會主義玻利維亞！

烏克蘭團結網路（美國）| The Ukraine Solidarity Network(U.S.)
2026年4月26日
馬由冰 譯
烏克蘭團結網路（美國）譴責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的罪惡的帝國主義戰爭。（2026年）4月9日，在特朗普發出摧毀伊朗「整個文明」的威脅後數小時，雙方宣佈達成的部分且脆弱的停火，隨時可能被取消，給世界帶來可怕的後果。
我們與伊朗人民站在一起，他們的生命和國家正被美以發起的戰爭摧毀。這不代表我們支持那個專制又殘暴的伊朗政權，它在多年來一直對其本國人民發動戰爭，處決政治異見者和囚犯，僅在2026一年就有數千上萬人慘遭殺害，它對該地區長年發生的衝突也負有責任。
特朗普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發動的戰爭根本不是為了將伊朗人民從暴政中「解放」出來。美國的目的是將中東變成一個完全由其自身主導的威權統治實體。
與此同時，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發動了一場旨在兼併和大規模驅逐人口的戰爭，並對包括貝魯特在內的人口中心進行恐怖轟炸，對平民造成了大量殺傷，威脅到黎巴嫩的根本生存權利。
內塔尼亞胡的目標包括完成以色列在加沙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滅絕，以及在約旦河西岸由軍事定居者進行的種族清洗，通過對持久戰爭的追尋，藉以暫停對他本人的腐敗起訴，並撕毀本將黎巴嫩和伊朗包括在內的停火協議。
作為烏克蘭救亡圖存鬥爭的支持者，我們必須指出特朗普政府背信棄義的事實：它向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戰爭大量輸送武器，並威脅拒絕加入對伊朗戰爭的歐洲國家，同時幾乎斷供了烏克蘭為抵禦俄羅斯全面吞併性入侵所需的武器和導彈防禦系統。此外，特朗普政府最近發動的對伊朗的最新戰爭聲稱是在保護美國人民，但它卻忽略了其盟友俄羅斯正向伊朗提供目標定位資料，用以攻擊美國軍事基地和海灣國家煉油廠這一事實。
特朗普的意圖從未如此明確：通過與俄羅斯終身制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的交易，犧牲烏克蘭的主權以換取美國在西半球的統治地位。然而，儘管經歷了駭人聽聞的苦難，烏克蘭及其人民無意屈服於俄羅斯的要求。
伊朗政權對普京發動的侵略戰爭的支持加劇了這種苦難。在烏克蘭戰爭期間，德黑蘭一直向俄羅斯軍隊提供無人機、導彈和技術支援，旨在摧毀烏克蘭的基礎設施。
以上反動聯盟再次使得本應顯而易見的立場得到重申：凡是堅持反帝國主義立場的人，要求無條件地反對美以對伊朗的戰爭、在巴勒斯坦的種族滅絕和對黎巴嫩的入侵，同時也反對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帝國主義入侵。
在烏克蘭與海灣合作委員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國家達成為其提供攔截無人機以應對伊朗報復性襲擊的協議之後，它在全球的民意基礎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削弱。儘管如此，特朗普輕蔑地拒絕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提出的以防禦性身份提供幫助的提議，再次表明烏克蘭在為自己的生存而戰時，並非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這一事實。
我們烏克蘭團結網路（美國）正在繼續我們的運動，為烏克蘭，特別是其獨立工會和護士協會爭取團結和至關重要的物質支持。
儘管特朗普大言不慚，但美帝國主義已在對伊朗的戰爭中遭遇慘敗，該地區人民也經受了血腥的災難。至於俄羅斯，一些西方「現實主義」評論員（包括左翼中的一些人）曾經借用俄羅斯國家宣傳機器的說法，聲稱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最終征服是不可避免的，這一點如今已清楚地被證明是錯誤的。
進步人士和有原則的社會主義者有責任採取明確立場，聲援烏克蘭人民反抗俄羅斯帝國主義入侵的鬥爭，聲援伊朗人民反抗美以入侵及本國罪惡威權政權的鬥爭。
在美國，日益壯大的反對MAGA的抗議運動表明，需要建立一個強大的、民主組織的全國聯盟，將反對戰爭、反對移民及海關執法局的謀殺、拘留和驅逐移民、以及捍衛我們民主權利的鬥爭聯合起來。我們敦促每個人參與進來，讓五一勞動節成為民眾對特朗普發動的戰爭及其政權在國內對基本權利的野蠻攻擊表達強烈憤怒的日子！
原文鏈接：https://www.ukrainesolidaritynetwork.us/stop-trumps…/

從中國中東研究的知識生產談起
註：本文僅為個人的初步觀察與思考，如有理解未盡周延或事實認知有誤，敬請不吝指正。
近年來，隨著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清洗與種族滅絕引發全球關注，「定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已逐漸成為歐美學界研究巴勒斯坦問題的重要理論框架。從 Patrick Wolfe 提出的「殖民不是一個事件，而是一種結構」（invasion is a structure, not an event），到 Ilan Pappé、Rashid Khalidi、Nur Masalha、Ussama Makdisi 等學者對巴勒斯坦歷史、1948年「大災難」（Nakba）、種族清洗與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的批判性研究，這一研究路徑近二十年已形成相當成熟的學術傳統。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官方長期以來強調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並始終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自決，也公開反對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擴建屯墾區，按理而言，這種外交立場似乎與「定居殖民主義」理論具有相當高的契合度。然而，在中國的中東研究中，殖民主義、Nakba、種族清洗以及批判猶太復國主義等研究取向，卻始終未成為主流，反而以國際關係、地緣政治、能源安全與外交政策分析占據主導地位。這種現象值得深入思考。
首先，這與中國中東研究的學科傳統密切相關。改革開放以來，中東研究主要發展於國際關係學院、外交學院及政策智庫，其研究目的多半服務於外交決策與國際戰略分析，因此研究焦點集中於中東安全、能源供應、大國競逐及中國的中東外交，而非殖民主義理論、歷史記憶或批判理論。相較之下，歐美巴勒斯坦研究則大量受益於歷史學、人類學、文化研究與後殖民研究成果。
其次，中國學界對西方批判理論的吸收程度相對有限。雖然中國學術界並不排斥後殖民研究，但近年歐美盛行的批判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定居殖民主義研究與去殖民研究（Decolonial Studies），在中國尚未形成具有規模的研究社群。中國學者討論殖民主義時，更多仍採用民族解放、反帝國主義或國際政治經濟等分析框架，而非以定居殖民主義作為核心概念。
第三，中國的外交政策也可能影響學術論述的重點。中國長期支持巴勒斯坦，但同時維持與以色列穩定的外交與經貿合作，尤其在科技、農業與創新領域具有密切交流。因此，官方與政策研究較傾向使用「巴勒斯坦問題」、「兩國方案」、「停火止戰」、「反對屯墾」等較具外交彈性的語言，而較少直接使用「種族隔離國家」（apartheid state）、「種族清洗」或「定居殖民主義國家」等具有強烈規範性的概念。
此外，中國學界與國際巴勒斯坦研究之間的交流仍有提升空間。以英文學術世界而言，Ilan Pappé、Rashid Khalidi、Avi Shlaim、Nur Masalha 等人的著作已成為研究巴勒斯坦歷史的重要經典，上述學者的部分著作雖然在中國已有翻譯，但中國學者在討論巴勒斯坦問題時，更多著重於國際關係理論、大國戰略分析或聯合國相關文件，而較少與上述學者展開深入的學術對話。
這種現象也反映出不同知識體系之間的差異。中國的反殖民論述主要建立於二十世紀民族解放運動與第三世界團結的歷史經驗，其核心關懷是國家主權、民族獨立與反霸權；而近年歐美的殖民主義研究則更重視殖民結構如何持續存在於法律、土地、人口與身份認同之中。兩者雖然都反對殖民，但理論關懷、研究方法與問題意識並不完全一致，因此未必自然匯流。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巴勒斯坦研究最大的特色，或許不是其對巴勒斯坦問題採取何種立場，而是研究典範始終圍繞國家外交、區域安全與地緣政治展開，而較少挑戰既有的知識框架。官方反殖民論述與學術研究之間所呈現的落差，顯示中國中東研究並非完全依循學術問題意識的演變，而是在相當程度上受到國家政策與外交需求的形塑。這也解釋了為何「定居殖民主義」、Nakba與批判猶太復國主義等已成為國際巴勒斯坦研究核心議題的概念，在中國學界迄今仍處於相對邊緣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