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 年，王凡西第三次被迫離開中國，之後在英國度過了許多年頭。他第一次被流放，是1949年，中國托洛斯基主義的一個黨派，讓他去香港擔任聯絡員，服務那些仍留在中國內地並繼續為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同志。他們作此決定時，已經看到了俄國的托派如何被斯大林清洗、屠殺，他們認為中國托派最終將遭遇同樣的命運；因此必須有人在安全的地方，維持和中國內地的通訊，並代表該組織和運動在海外的立場。王的任務是作為這一個托派的境外代表，盡可能長久地幫助同志們與外界保持聯繫。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原本被認為可以保證其安全的地方，甚至比中國內地更早地變得不安全。王凡西抵達香港幾個月後，就被英國殖民當局驅逐，跨過珠江，到了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門。英國當局此舉之目的，是表明他們不與中國共產黨為敵；當時中共忙於在北京建立新的政府，對於香港未來的意圖尚不明確。
1960年代後期，澳門境內毛派勢力逐漸抬頭。王和其他流放中的托派人士，原本希望在中國境外推動的運動，或許也包括趁着全球學生運動開始在香港及亞洲其他地區紮根之際，重新同內地建立聯繫。但他們周圍，不論是葡萄牙政府還是澳門的毛派份子，此時對這些「托派」份子都充滿敵意。26年後，1975年，王再次被迫流放，也是最後一次流放。
逃離澳門之後，王凡西在英國利茲與我們家同住了數年，幾乎成了我們的家人：對我們的孩子凱蒂和丹尼而言，他像一位慈祥的祖父。他有很多聖人一般的品格：善良、溫和、熱情好客，幾乎完全顛覆了人們對於托派之間互不相容、極端教條主義的慣常印象。在利茲，他和每個人都成了朋友；不同政治傾向、不同族裔、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們，都喜愛他、尊重他。歷經那麼多苦難，仍舊胸懷寬廣，這讓人格外欽佩。
1927年之後，在莫斯科遭到迫害甚至被殺害的中國托派學生不在少數；從 1930到1940年代，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的迫害，加之中共的非難，使他痛失無數的朋友、親人和同志。中國托派遭受的規模最大、組織最嚴密的清洗，發生在1952年12月，距離毛最終贏得國共內戰的不過幾年時間。王凡西最親密的朋友兼同志鄭超麟，也於1952年被當局關押，直到1979年才重獲有限的自由。王凡西並未因此怨恨或灰心。像鄭一樣，他帶着殉道者式的堅忍與自律生活着。他信念堅定，同時又極寬容開明。他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我認為是同類論述中迄今為止最出色的。要知道毛曾在1949年前後，親自下令逮捕托洛斯基主義者，而王在論述毛時表現出的寬厚與公允，在非毛派人士的論述中實屬罕見。
王凡西終其一生守護托派信仰，激勵了許多年輕人繼續努力，希望看到他們最終建立起托洛斯基派的新陣地，並通過結合社會變革與民主革新，將中國革命推向新階段。他設想的不是官僚專制，而是勞動者在工廠與農場中成為主導，通過層層遞進的勞工委員會體系，來協調國家治理。然而，中國的異見運動在他活着的時候，遠未達到這些目標。許多人認為，與其說他是中國革命的列寧，不如說他更像和風車作戰的「堂．吉訶德」。 但果真如此嗎？只有時間才能揭示，王凡西和同志們所播下的種子，最終是否能結出碩果。
魏時煜的著作，對王凡西作為革命者的一生做了精彩和生動的描述，其研究中所貫穿的，是中國革命中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反對派—陳獨秀所代表的左翼反對派（即中國托派）—的非同尋常的視角。若機緣允許，這部著作或能重新喚起中國內外的讀者對中國托洛斯基主義的興趣。魏教授同情王凡西及其同志，但她始終努力保持對其運動的客觀看法。最終，她既冷靜地記述了他們1927年之後所遭受的苦難，又深情緬懷了這些無私奉獻於政治鬥爭的生命。這部大作，必將能贏得世界各地公正讀者的敬佩和讚賞，同時有助於把中國托派的歷史，從淹沒和消亡的邊緣拯救回來。
本書精裝本和三部曲套裝，已經送達香港書展現場，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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