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聯合左翼平臺（The United Left Platform）
2026年7月18日
馬由冰 譯
□ 原文鏈接：http://www.unitedleftplatform.net/standing-up-to-magas…/
洛倫佐•薩爾加多•阿勞霍（Lorenzo Salgado Araujo in Houston）在德克薩斯州休斯頓和約翰•塞巴斯蒂安•杜蘭•格雷羅（Johan Sebastián Durán Guerrero ）在緬因州比狄福德被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殺害的事件，重新點燃了公眾對美國國家暴力持續侵害最弱勢群體和全球工人階級的憤怒。阿勞霍和格雷羅都是在他們所居住的街頭被ICE特工開槍打死的。針對這兩起謀殺的街頭抗議，是自明尼阿波利斯爆發反對蕾妮•古德（Renee Good）和亞曆克斯•普雷蒂（Alex Pretti）被害事件的起義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這些抗議活動再次強烈要求「移民和海關執法局滾出美國」的城市和社區。
槍殺事件和抗議活動反映了特朗普政權及其政策眾叛親離的現狀——特朗普的民調支持率仍低於40%，也再次提醒我們：「讓美國再次偉大」當局對美國工人的攻擊引起了廣泛的公憤。與伊朗的戰爭不斷升級導致了燃料、食品及日用品的價格飛漲；持續驅逐境內人員並恐嚇移民社區；攻擊LGBTQI+群體權利；政治異議人士遭到鎮壓，從德克薩斯州普雷裡蘭（Prairieland ）的抗議者被定罪並被處以駭人聽聞的刑罰，到明尼阿波利斯對「明尼蘇達15人」的審判，再到對密西根大學的巴勒斯坦活動人士提出聯邦指控，莫不如此。
國家鎮壓以及它所激起的反抗，都是美國政治持續危機和資本主義經濟不穩定的表現。特朗普政府試圖通過野蠻的暴力、將法律體系武器化，以及對民主權利進一步的削弱來縫補其日益喪失的合法性。這些攻擊，包括對我們基本的組織和抗議權利的攻擊，都亟需緊迫、廣泛且協調一致得到捍衛。
特朗普一心只想削弱投票權，他領導下的政府一邊加緊攻擊民主程序，一邊施展新手段恐嚇和抹黑選舉過程（如在佐治亞州）。11月投票站會有移民和海關執法局特工的傳言，完全在現當局的意識形態和策略範圍之內。儘管沒人能預測下一輪美國選舉的結果，但可以肯定的是，選舉期間的恐嚇氣氛必將升級，尤其是對美國社會最弱勢的群體而言。這些削弱美國本已有限的民主的企圖，理應引起所有勞動人民、本已四面受敵的受壓迫社區及整個左翼的高度關切。
這些狀況說明了大規模組織的緊迫性。去年一月明尼阿波利斯的暴動，超過十萬人遊行，數千人罷工，向我們展示出，大眾抵抗能夠對資本主義體系最惡劣的趨勢起到刹車作用。這些行動體現了工人階級組織的力量，以及普通人面對這些被動員起來針對他們的鎮壓力量進行自衛的能力。
美國聯合左翼平臺（The United Left Platform）是一個由美國六個革命社會主義團體（國際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組織（International Marxist Humanist Organization）、社會主義地平線（Socialist Horizon）、團結社（Solidarity）、呐喊社會主義者（Speak Out Socialists）、暴風雨集體（Tempest Collective）和工人之聲（Workers Voice））組成的聯盟，呼籲各地有良知的人們加入反對現政權的廣泛抗議。我們也呼籲人們加入致力於終結人類苦難的政治組織。當「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繼續對工人、移民、被壓迫者和最弱勢群體發起致命攻擊時，我們誰都承擔不起袖手旁觀的後果。我們戰勝特朗普的希望，以及為更深重的危機和苦難找尋出路的希望，全系於團結和集體鬥爭。
《王凡西：他山之石與流放之旅》序二 班國瑞
通过编辑部
1975 年，王凡西第三次被迫離開中國，之後在英國度過了許多年頭。他第一次被流放，是1949年，中國托洛斯基主義的一個黨派，讓他去香港擔任聯絡員，服務那些仍留在中國內地並繼續為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同志。他們作此決定時，已經看到了俄國的托派如何被斯大林清洗、屠殺，他們認為中國托派最終將遭遇同樣的命運；因此必須有人在安全的地方，維持和中國內地的通訊，並代表該組織和運動在海外的立場。王的任務是作為這一個托派的境外代表，盡可能長久地幫助同志們與外界保持聯繫。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原本被認為可以保證其安全的地方，甚至比中國內地更早地變得不安全。王凡西抵達香港幾個月後，就被英國殖民當局驅逐，跨過珠江，到了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門。英國當局此舉之目的，是表明他們不與中國共產黨為敵；當時中共忙於在北京建立新的政府，對於香港未來的意圖尚不明確。
1960年代後期，澳門境內毛派勢力逐漸抬頭。王和其他流放中的托派人士，原本希望在中國境外推動的運動，或許也包括趁着全球學生運動開始在香港及亞洲其他地區紮根之際，重新同內地建立聯繫。但他們周圍，不論是葡萄牙政府還是澳門的毛派份子，此時對這些「托派」份子都充滿敵意。26年後，1975年，王再次被迫流放，也是最後一次流放。
逃離澳門之後，王凡西在英國利茲與我們家同住了數年，幾乎成了我們的家人：對我們的孩子凱蒂和丹尼而言，他像一位慈祥的祖父。他有很多聖人一般的品格：善良、溫和、熱情好客，幾乎完全顛覆了人們對於托派之間互不相容、極端教條主義的慣常印象。在利茲，他和每個人都成了朋友；不同政治傾向、不同族裔、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們，都喜愛他、尊重他。歷經那麼多苦難，仍舊胸懷寬廣，這讓人格外欽佩。
1927年之後，在莫斯科遭到迫害甚至被殺害的中國托派學生不在少數；從 1930到1940年代，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的迫害，加之中共的非難，使他痛失無數的朋友、親人和同志。中國托派遭受的規模最大、組織最嚴密的清洗，發生在1952年12月，距離毛最終贏得國共內戰的不過幾年時間。王凡西最親密的朋友兼同志鄭超麟，也於1952年被當局關押，直到1979年才重獲有限的自由。王凡西並未因此怨恨或灰心。像鄭一樣，他帶着殉道者式的堅忍與自律生活着。他信念堅定，同時又極寬容開明。他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我認為是同類論述中迄今為止最出色的。要知道毛曾在1949年前後，親自下令逮捕托洛斯基主義者，而王在論述毛時表現出的寬厚與公允，在非毛派人士的論述中實屬罕見。
王凡西終其一生守護托派信仰，激勵了許多年輕人繼續努力，希望看到他們最終建立起托洛斯基派的新陣地，並通過結合社會變革與民主革新，將中國革命推向新階段。他設想的不是官僚專制，而是勞動者在工廠與農場中成為主導，通過層層遞進的勞工委員會體系，來協調國家治理。然而，中國的異見運動在他活着的時候，遠未達到這些目標。許多人認為，與其說他是中國革命的列寧，不如說他更像和風車作戰的「堂．吉訶德」。 但果真如此嗎？只有時間才能揭示，王凡西和同志們所播下的種子，最終是否能結出碩果。
魏時煜的著作，對王凡西作為革命者的一生做了精彩和生動的描述，其研究中所貫穿的，是中國革命中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反對派—陳獨秀所代表的左翼反對派（即中國托派）—的非同尋常的視角。若機緣允許，這部著作或能重新喚起中國內外的讀者對中國托洛斯基主義的興趣。魏教授同情王凡西及其同志，但她始終努力保持對其運動的客觀看法。最終，她既冷靜地記述了他們1927年之後所遭受的苦難，又深情緬懷了這些無私奉獻於政治鬥爭的生命。這部大作，必將能贏得世界各地公正讀者的敬佩和讚賞，同時有助於把中國托派的歷史，從淹沒和消亡的邊緣拯救回來。
本書精裝本和三部曲套裝，已經送達香港書展現場，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攤位。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原本被認為可以保證其安全的地方，甚至比中國內地更早地變得不安全。王凡西抵達香港幾個月後，就被英國殖民當局驅逐，跨過珠江，到了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門。英國當局此舉之目的，是表明他們不與中國共產黨為敵；當時中共忙於在北京建立新的政府，對於香港未來的意圖尚不明確。
1960年代後期，澳門境內毛派勢力逐漸抬頭。王和其他流放中的托派人士，原本希望在中國境外推動的運動，或許也包括趁着全球學生運動開始在香港及亞洲其他地區紮根之際，重新同內地建立聯繫。但他們周圍，不論是葡萄牙政府還是澳門的毛派份子，此時對這些「托派」份子都充滿敵意。26年後，1975年，王再次被迫流放，也是最後一次流放。
逃離澳門之後，王凡西在英國利茲與我們家同住了數年，幾乎成了我們的家人：對我們的孩子凱蒂和丹尼而言，他像一位慈祥的祖父。他有很多聖人一般的品格：善良、溫和、熱情好客，幾乎完全顛覆了人們對於托派之間互不相容、極端教條主義的慣常印象。在利茲，他和每個人都成了朋友；不同政治傾向、不同族裔、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們，都喜愛他、尊重他。歷經那麼多苦難，仍舊胸懷寬廣，這讓人格外欽佩。
1927年之後，在莫斯科遭到迫害甚至被殺害的中國托派學生不在少數；從 1930到1940年代，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的迫害，加之中共的非難，使他痛失無數的朋友、親人和同志。中國托派遭受的規模最大、組織最嚴密的清洗，發生在1952年12月，距離毛最終贏得國共內戰的不過幾年時間。王凡西最親密的朋友兼同志鄭超麟，也於1952年被當局關押，直到1979年才重獲有限的自由。王凡西並未因此怨恨或灰心。像鄭一樣，他帶着殉道者式的堅忍與自律生活着。他信念堅定，同時又極寬容開明。他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我認為是同類論述中迄今為止最出色的。要知道毛曾在1949年前後，親自下令逮捕托洛斯基主義者，而王在論述毛時表現出的寬厚與公允，在非毛派人士的論述中實屬罕見。
王凡西終其一生守護托派信仰，激勵了許多年輕人繼續努力，希望看到他們最終建立起托洛斯基派的新陣地，並通過結合社會變革與民主革新，將中國革命推向新階段。他設想的不是官僚專制，而是勞動者在工廠與農場中成為主導，通過層層遞進的勞工委員會體系，來協調國家治理。然而，中國的異見運動在他活着的時候，遠未達到這些目標。許多人認為，與其說他是中國革命的列寧，不如說他更像和風車作戰的「堂．吉訶德」。 但果真如此嗎？只有時間才能揭示，王凡西和同志們所播下的種子，最終是否能結出碩果。
魏時煜的著作，對王凡西作為革命者的一生做了精彩和生動的描述，其研究中所貫穿的，是中國革命中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反對派—陳獨秀所代表的左翼反對派（即中國托派）—的非同尋常的視角。若機緣允許，這部著作或能重新喚起中國內外的讀者對中國托洛斯基主義的興趣。魏教授同情王凡西及其同志，但她始終努力保持對其運動的客觀看法。最終，她既冷靜地記述了他們1927年之後所遭受的苦難，又深情緬懷了這些無私奉獻於政治鬥爭的生命。這部大作，必將能贏得世界各地公正讀者的敬佩和讚賞，同時有助於把中國托派的歷史，從淹沒和消亡的邊緣拯救回來。
本書精裝本和三部曲套裝，已經送達香港書展現場，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