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中東研究的知識生產談起
註：本文僅為個人的初步觀察與思考，如有理解未盡周延或事實認知有誤，敬請不吝指正。
近年來，隨著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清洗與種族滅絕引發全球關注，「定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已逐漸成為歐美學界研究巴勒斯坦問題的重要理論框架。從 Patrick Wolfe 提出的「殖民不是一個事件，而是一種結構」（invasion is a structure, not an event），到 Ilan Pappé、Rashid Khalidi、Nur Masalha、Ussama Makdisi 等學者對巴勒斯坦歷史、1948年「大災難」（Nakba）、種族清洗與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的批判性研究，這一研究路徑近二十年已形成相當成熟的學術傳統。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官方長期以來強調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並始終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自決，也公開反對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擴建屯墾區，按理而言，這種外交立場似乎與「定居殖民主義」理論具有相當高的契合度。然而，在中國的中東研究中，殖民主義、Nakba、種族清洗以及批判猶太復國主義等研究取向，卻始終未成為主流，反而以國際關係、地緣政治、能源安全與外交政策分析占據主導地位。這種現象值得深入思考。
首先，這與中國中東研究的學科傳統密切相關。改革開放以來，中東研究主要發展於國際關係學院、外交學院及政策智庫，其研究目的多半服務於外交決策與國際戰略分析，因此研究焦點集中於中東安全、能源供應、大國競逐及中國的中東外交，而非殖民主義理論、歷史記憶或批判理論。相較之下，歐美巴勒斯坦研究則大量受益於歷史學、人類學、文化研究與後殖民研究成果。
其次，中國學界對西方批判理論的吸收程度相對有限。雖然中國學術界並不排斥後殖民研究，但近年歐美盛行的批判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定居殖民主義研究與去殖民研究（Decolonial Studies），在中國尚未形成具有規模的研究社群。中國學者討論殖民主義時，更多仍採用民族解放、反帝國主義或國際政治經濟等分析框架，而非以定居殖民主義作為核心概念。
第三，中國的外交政策也可能影響學術論述的重點。中國長期支持巴勒斯坦，但同時維持與以色列穩定的外交與經貿合作，尤其在科技、農業與創新領域具有密切交流。因此，官方與政策研究較傾向使用「巴勒斯坦問題」、「兩國方案」、「停火止戰」、「反對屯墾」等較具外交彈性的語言，而較少直接使用「種族隔離國家」（apartheid state）、「種族清洗」或「定居殖民主義國家」等具有強烈規範性的概念。
此外，中國學界與國際巴勒斯坦研究之間的交流仍有提升空間。以英文學術世界而言，Ilan Pappé、Rashid Khalidi、Avi Shlaim、Nur Masalha 等人的著作已成為研究巴勒斯坦歷史的重要經典，上述學者的部分著作雖然在中國已有翻譯，但中國學者在討論巴勒斯坦問題時，更多著重於國際關係理論、大國戰略分析或聯合國相關文件，而較少與上述學者展開深入的學術對話。
這種現象也反映出不同知識體系之間的差異。中國的反殖民論述主要建立於二十世紀民族解放運動與第三世界團結的歷史經驗，其核心關懷是國家主權、民族獨立與反霸權；而近年歐美的殖民主義研究則更重視殖民結構如何持續存在於法律、土地、人口與身份認同之中。兩者雖然都反對殖民，但理論關懷、研究方法與問題意識並不完全一致，因此未必自然匯流。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巴勒斯坦研究最大的特色，或許不是其對巴勒斯坦問題採取何種立場，而是研究典範始終圍繞國家外交、區域安全與地緣政治展開，而較少挑戰既有的知識框架。官方反殖民論述與學術研究之間所呈現的落差，顯示中國中東研究並非完全依循學術問題意識的演變，而是在相當程度上受到國家政策與外交需求的形塑。這也解釋了為何「定居殖民主義」、Nakba與批判猶太復國主義等已成為國際巴勒斯坦研究核心議題的概念，在中國學界迄今仍處於相對邊緣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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